在第二屆當代中國文學高峰論壇上，日本翻譯家谷川毅拋出了一個很有爭議性的論題：“

莫言、閻連科和殘雪的文字有何魅力？能讓日本研究者趨之若鶩？筆者接下來就要談談這三個作家。

閻連科

閻連科，生於1958年，河南洛陽嵩縣人，中國著名作家，被譽為“荒誕現實主義大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2014年，閻連科獲得卡夫卡文學獎。這是中國作家首次獲得該獎項，也使閻連科成為繼村上春樹後，第二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作家。 此前，他還先後入圍法國費米娜獎、亞洲布克獎、西班牙塞萬提斯獎等國際文學獎。

有人如此評價閻連科：“很少有作家的寫作，像他這樣和生命貼得如此之近，與痛苦纏得這麼緊密，他的作品總是有著一種‘靈魂淌血的聲響’，走向心靈之死，又使心靈復活。”

作為家族中年紀偏小的一個男孩兒，閻連科自幼感受到了相較於他人更多的關心、照顧、包容和愛護，所以對於親情閻連科抱著極大的感念，從面對小學升初中唯一的升學名額時二姐的忍讓；到給大姐治病時，大哥毅然決然的超額獻血以及大姐為了讓一家人過一個好年而選擇的忍受巨痛；到大伯每次織襪回村分發糖豆時先外後內的順序；再到四叔毫不猶豫的送“我”的確良襯衣……正是這一件件生活中發生的事情，使閻連科被幸福包圍著感動著，所以我們在閻連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奉獻與忍讓。

《我與父輩》字裡行間流淌著濃濃的苦澀、苦難、心痛、心酸、懺悔、哀思、溫情，它用誠摯的情感、質樸的文字撥動著讀者內心深處那根或已塵封的情弦，正如作者在後記“心和土地”中所說的那樣：“《我與父輩》的寫作，正是把心交給土地——而不是交給你筆下創造的人物、語言、敘述和技巧的一次努力和嘗試”，“不構思、不設計、不精雕細刻和推敲琢磨，讓筆沿著你最心疼、心暖的思緒走下去，……”也許，這正是《我與父輩》這本書能夠深深打動心靈，引起讀者心裡共鳴的根本原因。

閻連科的作品中有著獨特的敘事風格、迥異的鄉土理念以及對傳統現實主義的批判和重置。在小說《受活》中充滿了超現實主義與絕望現實主義的意味，被譽為中國的《百年孤獨》，有如下幾點原因：

第一，小說中有著獨特的敘事風格，有著極其明顯的荒誕和誇張成分，對生活的強烈干預色彩也異常突出。正如閻連科在談論《受活》時所說：“在當下的寫作中，方言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迫，已經被普通話記得無影無蹤，。”無論這種語言表述是否對應真實的現實處境，它透露出作家自身語言觀上的一種思考。這種焦灼般的態度，成為作者在文本中大量使用方言的出發點。在《受活》中，一方面對於方言的運用力度和開掘深度要比之前的小說表現得更為濃烈，另一方面，由此帶來的精神視閾的開拓以及表達力的增強，具有一定的超越性。

第二，《受活》全書又依次又“毛須”、“根”、“幹”、“枝”、“葉”、“花兒”、“果實”、“種子”等作為卷名來完成整個文本架構佈置。對章節名稱的選用，在《受活》之前的幾部小說中都有所體現。這些詞語的選用彷彿一首“家鄉詩”，給讀者一種溢於紙上撲面而來的鄉土氣息。

第三，《受活》的故事情節也隱含著一種完整性的形式特質。即整個文本故事圍繞著“安靜-癲狂-復歸安靜”這樣一個類似輪迴的過程來敘述，安靜的受活莊在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折騰後又恢復了天堂般的安靜。這種形式上的安排建立在作者對歷史的深思之上。

為什麼說閻連科是禁書作家？

2005年閻連科在廣州《花城》雜誌發表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因為涉嫌影射，隨即遭禁。遭禁後反而引起了讀者的好奇心，小說電子版在網絡瘋傳。

2006年閻連科的長篇小說《丁莊夢》出版，再次被禁，原因是“以灰暗的描寫誇大艾滋病的危害和恐懼”。閻連科說：“我覺得，禁這本書的人智商不高。在我看來，按照他們的標準《堅硬如水》或者《受活》反倒是該禁，但是《丁莊夢》禁掉就很沒有理由。第一，它講的事情人所共知；第二，你們自己也天天講；第三，它沒有傷害政府的任何神經。”

2011年閻連科的《四書》在大陸被出版社拒絕，無法出版。他說：“我是受到關愛太多的人。受到關愛太多，誰都想關心你的時候，什麼都落到你頭上了。我認為《丁莊夢》和《四書》如果是另外一個作家寫不會有問題。你小說的某些內容會被無限地放大，放大到所有人都在誤讀你，甚至遮蔽其他的東西。現在我想對我都不是問題，我已經到這個年齡，完全可以面對它。”

此外還有《風雅頌》，小說講述了一個大學教授楊科在家庭、愛情、事業諸方面悲情而又荒誕的遭遇。有網友撰文稱，閻連科在這部新作中詆譭北京大學並影射知識分子。小說借《風雅頌》之名“影射北京大學，詆譭高校人文傳統，肆意將高校知識分子形象妖魔化”。

對此閻連科回應，“每部小說都沒有爭議

確實，中國現實的複雜、荒誕、豐富和深刻，如果要以小說的形式展現，很難沒有爭議。無論如何，閻連科的文學世界，值得一讀。

莫言

自1980年代中期起，莫言以一系列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複雜情感。雖然早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但其寫作風格素以大膽新奇著稱，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詭異，語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紅高粱家族》裡，不斷出現的血腥場面中充滿著強烈的感情控訴，在“屎尿橫飛”的場景之間，是演義現代革命歷史。

莫言在小說中構造獨特的主觀感覺世界，天馬行空的敘述，陌生化的處理，塑造 神秘超驗的對象世界，帶有明顯的“先鋒”色彩。2011年8月，莫言憑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現實 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然而，莫言曾義正言辭地說，我永遠不會為了一個獎去寫作，不管是茅盾文學獎，還是諾貝爾文學獎。他始終認為自己的文學成就是“世無英雄，豎子成名”。

莫言的《蛙》則折射出中華民族在生存鬥爭中經歷的困難和考驗。小說以新中國近60年波瀾起伏的農村生育史為背景，以一位鄉村婦產科女醫生的人生經歷為線索，重點回顧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深刻變化與影響，以多端視角呈現歷史和現實的複雜蒼茫，表達了對生命倫理的思考。

莫言的文學作品不僅在國內影響較大，在國際上也已享有名望。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對其評價稱，您以有聲有色的語言，對故鄉山東省的情感、反映農村生活的筆調、富有歷史感的敘述，將中國的生活片段描繪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體的生動場面。

在他沒獲諾貝爾文學獎前，他在文壇還沒有這樣高的地位（甚至不如賈平凹高）。但他獲獎了，也許會改寫文學史。因為文學史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代的變革，對同一作家的評價也有所變化。如趙樹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變化就是典型的例子

當年莫言獲獎時，有學者斷言，和莫言在一個文學段位的作家起碼有十位。國內一些研究機構還專門研究中國作家與諾貝爾文學獎。其實，獲獎與很多因素相關，個人實力、作品的翻譯和運氣，等等。

德國文壇大師馬丁·瓦爾澤評價莫言說：”他的小說有一種緊迫感和厚重感，無法用寥寥數語來描述。所有代表性的小說都講述了人類在情感受到世俗規則壓迫時陷入的衝突。莫言用一種足以讓人頭暈目眩的方式敘述了人們如何飲食，如何忍飢，如何受渴，如何交談，如何被愛，如何殺害。一位優秀的小說家熱愛他筆下所有的人物，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人物裡，也包括那些在小說裡將要或者必須犯下罪行的人物。任何人要是想談論中國，都應該先去讀莫言的書，我認為他可以和福克納平起平坐。”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大地上喚醒了人們沉睡已久的文學和讀書熱情。其實諾獎只是一個獎而已，因為其歷史悠久，似乎特別被媒體建構成了一種文化權力象徵。記得魯迅先生以前被人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候選人時，他“當時是拒絕的”。我們常說文運與國運相關，但卻並不一定是正相關。所以不難理解，為何在莫言獲獎之前，一些媒體與文化人成天哭天喊地、假惺惺地要呼喚大師，質問中國作家為何還沒有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但真要到莫言獲獎時，又板起面孔說人家不配，說這個獎是政治因素。這樣說並不是為誰在辯護，並不是說誰就是大師，而是說，在一般社會認知層面，一定要有一個冷靜的態度和認識，不要跟東風跟西風，歪來歪去。

殘雪

殘雪是80年代出道的“先鋒派”的主要作家之一，也是一個具有鮮明個性化創作的中國現當代作家，她的小說充滿著陰冷、恐怖、怪異的氣氛。

在殘雪筆下，所有的人物和背景都超越了傳統世俗意義上的美與醜、善與惡，她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似乎都是我們靈魂的或者某個瞬間的側面。她所追尋的“純文學”創作、“新實驗小說”，一方面表現出一種虛無陰暗的消極指向，另一方面，又傳達出一種雄健凜冽的原始生命力，營造了一種致命的模糊的誘惑。正如有評論家所描述的那樣“殘雪是謎，是一個現代藝術之謎，也是一個關於人的存在和世界本身的哲學之謎”。

殘雪在其早期作品《山上的小屋》、《蒼老的浮雲》、《黃泥街》等得以發表並引起文學界短暫一時的巨大反響之後，又發表了《歷程》、《天堂裡的對話》、《新生活》、《思想彙報》、《末世愛情》、《從未描述過的夢境》以及長篇小說《五香街》（即《突圍表演》）、《愛情魔方》、《最後的情人》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近幾年來，除了繼續撰寫小說，堅持不懈的創作之外，還花了大量精力研讀西方大師莎士比亞、卡夫卡、但丁、博爾赫斯和中國的魯迅、餘華等人的作品,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了多篇評論,並結集出版了《靈魂的城堡》、《解讀博爾赫斯》、《地獄中的獨行者》等多部評論集。殘雪小說發展至今天，不論是其小說的藝術創作形式，還是其作品的風格特徵、主題意蘊乃至對傳統小說的突破、顛覆上都呈現出自己鮮明的特色。儘管國內評論界的殘雪的評價貶褒不一，殘雪的文學作品也並未從“小眾文學”發展成“大眾文學”，獲得更多期待中的肯定和認可，但她一直堅守著自己的創作陣地，以特殊的方式和最純淨語言的勾勒描繪人性中永遠無法治癒的神秘的靈魂世界，期待同謀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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