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大西洋月刊，新知得到授權刊登。
Ezekiel J. Emanuel
艾澤科爾·J.伊曼紐爾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臨床醫學倫理系主任，同時擔任賓夕法尼亞大學醫療倫理及衛生政策系主任
75歲，那就是我想活的歲數。
我這種傾向令我的女兒們發瘋，令我的兄弟們發瘋，而我親愛的朋友們則認為是我瘋了。他們認為我言不由衷；認為我尚未考慮清楚，因為世界上還有太多東西可看，太多事情可做。為了讓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他們列舉了無數我知道的人的例子，那些人統統超過75歲了，但都活得很好。他們堅信，隨著我離75歲越來越近，我會將這個期待壽命推遲到80歲，然後是85歲，甚至90歲。
我卻堅持自己的立場。毫無疑問，死亡是一種損失。它奪去了我們的一切經歷和成就，奪去了我們與愛人和兒女共度的時光。總而言之，死亡奪走了所有我們珍視的東西。
但我們許多人卻似乎極力抗拒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活得太久也是一種損失。它令我們就算不至於完全殘廢，但也步履蹣跚，老態龍鍾，這種狀態就算不比死亡更差，但無非風燭殘年，所剩無多。它剝奪了我們的創造性以及為工作、社會和世界效力的能力。它改變了人們對我們的感覺、與我們的關係，以及最重要的，關於我們的記憶。在他們的印象中，我們不再活力充沛、忙碌充實，而是年老體弱、無能無用，甚至令人可憐。
到我75歲時，我將已度過完整充實的一生。我曾愛過，也曾被愛。我的兒女都已長大成人，正在體驗他們自己的充實人生。我將能看到孫輩的出生，開始他們嶄新的生活。我已追逐過自己的人生目標，實現了自己將要做的貢獻，無論這貢獻重要與否。希望那時我還沒有太多智力和體力上的限制。75歲去世並不是悲劇。實際上，我甚至計劃在我死前舉行自己的追悼會，那將是一個溫暖的場景，大家共聚一堂，全程充滿了有趣的回憶、尷尬的往事，還有對這美好一生的由衷慶祝。我死以後，在世的親友如果願意，可以再舉行一次追悼會——但那是他們自己的事，已經與我無關。
讓我澄清一下自己的願望。我既不是想要得到本不屬於自己的時間，也不是想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就我的醫生和我本人所知，我現在非常健康，沒有任何慢性疾病。不久前我才剛跟我的兩個侄子一起登上了乞力馬扎羅山。所以我說這一切，並不是因為我身患絕症，所以跟上帝討價還價，硬要活到75歲，也不是想在18年後某天早上醒來，通過安樂死或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自1990年代以來，我一直積極反對安樂死合法化以及醫生協助死亡。通常想採取這些方式死亡的人所遭受的，並不是無法忍受的肉體之苦，而是抑鬱、絕望，以及失去尊嚴和控制的恐懼。他們的身後人會不可避免地覺得，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失敗者。這種症狀的應對方法不是結束生命，而是尋求幫助。一直以來，我堅持認為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令那些罹患絕症的人在充滿同情的環境裡得以善終，而不是為極少數的人提供安樂死或協助自殺這樣的死亡便利。
我要說的是我希望活到的歲數，以及75歲之後，我願意接受的醫療程度。美國人似乎一個個沉迷於運動健身和智力鍛鍊，喝混合果汁，吃複合蛋白，嚴格貫徹飲食計劃，服用維生素和其他補劑，一切都是為了騙過死神的眼睛，盡其所能延長生命。這種觀念如此普遍，已經成了一種文化現象：我稱之為“美國式不死神話”。
對於這種企圖，我不以為然。我認為這種想要無限延長生命的瘋狂舉動是受了誤導，並且有潛在的破壞性。基於各種原因，75歲已經是一個及時收手的很好的年齡。
有哪些原因？我們先從人口統計學說起。我們日漸變老，而我們的老年時光生活質量並不高。自19世紀中期以來，美國人壽命不斷延長。1990年，一位普通美國人出生時的預期壽命為47歲。到1930年，上升到59.7歲；1960年，69.7歲；1990年，75.4歲。如今，剛出生的嬰兒預計能活到79歲。（一般說來，女性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在美國，這個差距大概為5年左右。根據國家生命統計報告，2011出生的美國男性壽命為76.3歲，而女性則為81.1歲。）
20世紀初，隨著疫苗、抗生素的發明以及醫療水平的提高，許多兒童免於過早夭折，並且感染也能得到有效治療。一旦痊癒，那些曾經患病的人大部分回到了健康、正常的生活，一般不會留下什麼後遺症。然而從1960年至今，壽命增長主要是因為60歲以上老人的生命得到了延長。與其說拯救年輕的生命，不如說我們是在拉長老年。
美國式不死神話的追隨者們急切地想要相信“疾病壓縮”理論。該理論是由斯坦福大學名譽醫學教授詹姆斯·F.弗萊斯（James F. Fries）於1980年提出的。這一理論假設，隨著壽命延嚐到八九十歲，我們也會活得更健康——在陷入老年殘疾之前擁有更多時間，並且總體來說殘疾減少了。其主張是，壽命延長的同時，我們的衰退期在整個生命中的比例也相應縮減。
疾病壓縮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式想法。它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我們希望相信的東西：我們可以獲得更長的生命和乾淨利落的死亡，沒有病痛，沒有身體狀況惡化——通常這些都與年齡增長相關。它向我們許諾了一個青春之泉，而死亡變得遙遙無期。正是這種夢想——或者說幻想——驅使人們對美國式不死神話趨之若鶩，它也為再生醫學和器官移植方面的興趣和投資提供了不竭動力。
但生命被拉長的同時，變得更健康了嗎？70歲會變得跟50歲一樣？
並非如此。確實，與50年前的同齡人相比，如今的老年人殘疾較少，手腳更靈活。但在過去數十年間，壽命的延長似乎伴隨著殘疾的增加，而非減少。舉個例子，南加州大學研究員艾琳·克里明斯（Eileen Crimmins）與一位同事採用來自“國家健康訪問調查”的數據，對成年人的身體生理功能做出評估，測試分析人能否行走四分之一英里；爬10級臺階；站或坐2小時；不借助特殊設備而站立、彎腰或跪坐等等。結果表明，隨著年齡增長，人的身體生理機能逐步退化。更重要的是，克里明斯發現，從1998年到2006年間，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喪失了活動能力。1998年，美國80歲以上老年男性中有大約28%存在生理功能受限的問題。到2006年，這一數據達到了42%。老年女性的情況則更為糟糕：80歲以上老年女性中，一半以上身體生理功能存在障礙。克里明斯最後得出結論，生命雖被延長，卻與疾病相伴，不受疾病困擾的時間反而愈來愈短。功能喪失方面也是如此，壽命延長，但卻無法擁有正常的生理功能。
近日，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和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聯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了“預期健康壽命”評估，結果驗證了這一結論。研究不僅包括生理殘疾，還包括抑鬱症和痴呆等精神殘疾。他們發現這些疾病沒有壓縮，反而擴張了——“隨著人均壽命的延長，陷於身心殘疾困擾的絕對年數呈上升趨勢”。
怎麼會這樣？我父親的情況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大約10年之前，我父親馬上要迎來77歲生日，那時他開始感覺到腹部有些疼痛。正如所有好醫生一樣，他一直不承認這是什麼嚴重問題。但三週之後，病情依然沒有任何改善，眾人勸說之下，他終於去看了醫生。結果發現他那是心臟病發，於是不得不做了心導管插入手術，最後做了心臟搭橋。從那以後，他便大不如前。他原本是個極其積極活躍的人，突然間他腳步放緩，語速變慢，連幽默都不再敏捷了。現在他依然能游泳、讀報、在電話上跟孩子們鬥嘴，而且依舊和我母親一起居住在他們自己的房子裡。但一切都變得遲緩而蕭條。儘管心臟病沒有奪去他的生命，但奪去了他充滿活力的生活。在與我論及此事時，我父親說：“我整個人都嚴重變慢了。這是事實。我沒法再去醫院附近散步或者教書了。”除此之外，他說他還算幸福。
正如克里明斯所說，在過去50年間，醫療水平提高延緩衰老的程度遠比不上其延緩死亡過程的程度。我父親的例子證明，現代死亡過程被拉長了。死亡原因通常是多種慢性病的併發症——心臟病、癌症、肺氣腫、中風、艾茨海默症、糖尿病等。
以中風為例，好消息是，在減少因中風導致的死亡方面，我們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2000至2010年間，中風導致的死亡數目下降了超過20%。壞消息是，在約6800萬中風後逃過一死的美國人中，許多人癱瘓或喪失了說話能力。另外還有1300萬美國人患過“無聲息”的中風，愈後出現更為微妙的大腦機能障礙，如在思考過程、情緒調整和認知功能中出現異常。更糟糕的是，預計未來15年內美國中風致殘的人數將增加50%。很不幸，其它許多病症也存在同樣的現象。
因此美國式不朽的信奉者可能比他們父輩活得長，但他們的老年症狀可能更嚴重。這難道就是我們所希望的結果嗎？我並不這麼想。
當我們要面臨最壞的可能——老年痴呆或者其他衰老引起的精神殘疾，此時這種狀況會更令人擔憂。目前約有500萬超過65歲的美國人患有艾茨海默症；85歲及以上的患病老年人數量則佔到三分之一。今後幾十年，情況更加不容樂觀。最近，僅僅是用於延緩，甚至談不上逆轉或根治艾茨海默症的多項新藥試驗徹底失敗，研究人員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研究了幾十年的整個疾病範式。在可預見的將來，很可能不僅無法找到治癒這種疾病的方法，反而有很多人警告艾茨海默症將出現海嘯式的大爆發——到2050年，美國老年痴呆患者數目將上升近3倍。
80歲及以上老年人中一半患有功能性障礙。85歲及以上老年人中有三分之一患艾茨海默症。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老人得以逃脫身體或精神殘疾之魔爪。如果我們是其中的幸運兒，那為什麼還要在75歲就停下來呢？為什麼不盡量多活點？
即使我們沒有痴呆，隨著日益衰老，我們的心智功能也會逐漸退化。這些與年齡相關的退化會影響到思維處理速度、工作及長期記憶，以及問題處理能力，這一點已得到明確證實。同時，注意力也越來越分散。我們不能再像年輕時那樣能專注於某項工作。我們行動越來越緩慢的同時，思維也變緩慢了。
不僅思維遲緩，我們還會失去創造力。大約十年前，我開始跟一位年近八十的著名衛生保健經濟學家共事。我們的合作成果頗豐,共同發表的許多論文對正在進行中的衛生保健改革爭論具有影響。我這位同事才智非凡，現在還在承擔主要研究工作，今年將迎來他的九十壽辰。但他是個例外，並且是個非常罕見的特例。
美式不老神話的信奉者正是假設自己就恰恰是這樣的特例。但實際情況是，我們絕大多數人到75歲時，創造力、獨創性以及生產能力都已衰退得十分嚴重。愛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一個人如果到30歲前還未能對科學做出傑出貢獻的話，他以後也不會有機會了。”他這句判斷有些極端，而且是錯的。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系主任基思·西莫頓（KeithSimonton）是年齡與創造力研究方面的傑出專家，綜合多項研究，他總結出一條年齡與創造力關係的典型曲線：事業初期，創造力迅速提高，在事業開始20年後左右達到頂峰，也就是在人40到45歲左右。接著隨著年齡增加，創造力進入緩慢的下降期。不同專業學科之間存在一定差別，但差別不大。目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在取得各自的重大突破時——而不是得獎時，平均年齡為48歲。理論化學家和物理學家做出主要貢獻的時間通常稍早於實踐型研究者。同樣，詩人的巔峰期也會早於小說家。西莫頓對古典音樂作曲家的研究顯示，作曲家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往往寫於他26歲左右，到40歲左右時，作品的質量和數量都達到頂峰，而後逐漸下降，最後一部重要音樂作品完成於52歲左右。（研究中所有作曲家均為男性。）
年齡和創造力的這種相關性是統計學聯繫，是綜合所有平均值的結果。而個人的人生軌跡則可能有所偏離。的確，所有從事創造性職業的人都自認為他們會像我的那位同事一樣，能一路走到曲線的長長的末端。有人確實大器晚成。正像我那些不斷列舉這些例子的朋友們一樣，我們對那些人念念不忘，以此獲得希望。是的，有些人年過75歲之後，依然成果豐碩，他們繼續寫作、出版、畫畫、雕刻、作曲。但我們不可能繞過這個數據。顯而易見，我們中沒有幾個例外。另外，我們應該問問，這些哈維·C.雷曼在出版於1953的《年齡與成就》一書中所稱的“老思想家”晚年的成就，有多少是新東西，而不是他們早年想法的重複？這條年齡與創造性曲線——尤其是它後期下降的部分——跨越民族，縱貫歷史，很可能揭示了與大腦可塑性相關的生物決定性的深刻真相。
對生物學，我們只能推測。神經元間的聯繫是由激烈緊張的自然選擇決定的。那些經常被使用的神經元聯繫最終得到強化和保留，而那些幾乎不怎麼使用的便逐漸萎縮，以至最後消失。儘管大腦可塑性貫穿人的一生，但改變不是沒有限度的。隨著年齡增長，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建立在一生的經歷、思想、感情、行動和記憶上的龐大的聯繫網絡。我們的過去決定了我們的現在。即使有可能，也很難再產生新的、創造性的思想，因為我們不會再發展出一個可以取代現有網絡的一套全新的神經元聯繫。老年人學習新語言會困難得多。那些智力鍛鍊只能放慢我們已有的神經元聯繫的流失。一旦你已從最初職業所建立的神經元聯繫網絡中榨乾了所有的創造性，這網絡就不大可能再發展出強大的、新的大腦聯繫來產生創新思想——除了像我那位同事這樣的“老思想家”，他們恰好是擁有非凡可塑性的極少數。
也許心理功能——處理、記憶、解決問題的能力——會在75歲時慢下來。也許在那之後，創新之舉十分罕有。但這難道不是一種執迷嗎？難道除了保持身體完全強健、繼續增加創造性之外，生命就沒有別的意義了？
一位大學教授曾經告訴我，隨著他年紀變大（他已經70歲），他發表成果不再如以往頻繁，但他現在以其他方式繼續做出貢獻。他指導學生，幫助他們將熱情轉化為實際的研究工作，勸諫他們平衡事業與家庭的關係。其他領域的人同樣可以這麼做：指導晚輩。
前輩的指導非常重要，它讓我們能夠傳遞集體記憶，吸收長者的智慧。人們往往低估了這麼做的價值，認為它僅僅是讓那些不願退休的人別閒下來，而他們只是日復一日講述老生常談。但這也昭示了衰老的一個關鍵問題：收斂我們的雄心和期望。
我們開始適應我們體力和智力上的限制。我們的期望值逐漸降低。我們意識到自己的能力在下降，於是我們開始選擇更有限的活動和項目，以保證完成。實際上，這個過程是在不知不覺間發生的。隨著時間推移，我們下意識地改變著自己的生活。我們甚至沒有發覺自己所想所做已經慢慢變少。這樣我們能夠維持自信和滿足，但是整個生活畫卷已經縮小了很多。可能某位美式不老傳奇人物，曾經是他或她的行業或社區的中流砥柱，如今變得很喜歡培養業餘愛好，開始觀鳥、騎車、玩陶藝等等。再然後，他或她開始步履蹣跚，關節炎的疼痛導致手腳不便，生活越來越多地變成窩在自己一間小屋裡，讀書或聽書，做填字遊戲。再然後……
這麼說或許太消極了。生活除了年輕時圍繞事業或創造產生的激情之外，還有許多東西。比如子孫後代：孩子、孫子、重孫。
但是，活得太久也有一些我們不願承認的問題。許多（就算不是大多數）被稱作“三明治一代”的人（因為上有老下有小）正在經歷一些非常實際而沉重的經濟和照料負擔。即使這一點撇開不談，活得太久還會給兒孫帶來很大情感壓力。
除非存在嚴重的家庭暴力，做兒女的沒有人希望自己的父母離開。無論多大年齡，這都將是莫大的痛苦。死亡會留下巨大的無法填補的空洞。但父母也會給孩子造成很大的陰影。無論關係遠近、感情深淺，父母都會對孩子設置期望，做出評判，灌輸觀點，實行干涉，而且即使對早已成人的兒女來說，他們往往也是隱在幕後卻又不可忽視的存在。這可能很美好，也可能很惱人，還可能是毀滅性的。但只要父母還在世，這些就不可避免。無論生活還是文學，這種例子比比皆是：李爾，典型的猶太母親和老虎媽媽。父母去世後，雖然孩子不可能完全擺脫這種無形的重壓，但至少可以不用時時刻刻服從父母的期待和要求。
而且在世的父母總是在家庭中佔據領導之位，已經成年的孩子很難成為家長。如果父母都活到95歲，就意味著孩子在自己退休後還得承擔照料父母的任務。留給他們自己的時間於是更少了——而且留下的全是風燭殘年。如果父母只活到75歲，孩子們已經歷過充實豐富的親情，卻又能夠有足夠的時間，在父母的陰影之外，享受自己的人生。
但除了父母陰影的問題，還有更加重要的東西：記憶。我們希望給兒孫們留下什麼樣的回憶？我們希望他們記住我們正值盛年的樣子。積極主動、意氣風發、忙忙碌碌、生機勃勃、思維敏捷、熱情洋溢、風趣幽默、溫暖體貼、充滿愛心。而不是彎腰駝背、行動遲緩、健忘失憶、絮絮叨叨，還總是不停地問“她剛說什麼？”我們希望留下獨立的印象，而不希望成為別人的負擔。
75歲，雖然選擇這個年齡有些武斷，但這時我們活到了人生中那個獨特的時刻——我們已度過充實而完整的一生，而且希望已給孩子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欲親身實踐美國式不老神話的夢想，我們反而很可能不能得償所願——那精神充沛的美好回憶會逐漸被衰老的痛苦所淹沒。沒錯，努力想想，我們的孩子們還是能記起那次美好的家庭度假，記起那年感恩節的有趣場面，記起婚禮上失言的尷尬瞬間。但最近年的回憶——逐漸陷入殘疾，時時刻刻需要他人照料——最終會成為最主要、最突出的回憶。而過往的那些歡樂，得十分努力才能想到。
當然，我們的孩子們是不會承認的。他們愛我們，因而十分害怕死亡會帶來的失去感。那的確一定是失去，極大的失去。他們不願面對我們將離開的事實，而且他們當然不希望我們會有主動迎接死亡的想法。但即使我們儘量不成為他們的負擔，我們的陰影一直籠罩到他們的老年，這也是一種損失。給孩子們留下的印象中，我們不是充滿活力而是年老體衰，這才是終極悲劇。
75歲，我只想要活這麼久。但如果我並不打算採取安樂死或自殺——我一定不會這麼做——是不是這一切都只是閒扯呢？難道我根本沒有對自己的說法身體力行的勇氣嗎？
不，我的觀點具有非常重要的實際意義。其中一點只涉及個人，另外兩點則關乎政策。
一旦我活到75歲，我會完全調整自己的健康策略。我不會主動結束生命，但我也不會試圖延長它。現在，當醫生向我們推薦某種測驗或治療，尤其是涉及到延長生命時，我們似乎有義務好好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們不願意嘗試。醫學和家庭聯手，陣勢強大，我們幾乎必然會最終接受他們的安排。
我的態度就是要徹底扭轉這種默認的狀況。在威廉·奧斯勒（SirWilliam Osler）寫於世紀之交的經典醫學教科書《醫學的原則與實踐》中，我找到了指引，他寫道：“不如稱肺炎為老年之友。一位老人被急性、短暫而又並不那麼痛苦的疾病帶走，他就能夠逃脫那些為他自己和親友帶來無數煩擾的‘冷冰冰的衰敗’。”
在奧斯勒的啟發之下，我形成了這樣的人生哲學：到了75歲，除非有非常有力的理由，否則我不打算再去看醫生、做體檢或者採取治療，不管是多麼常規、無痛的流程。這個理由一定不是“它能延長你的生命”。我將不再做任何定期的預防性檢查、透視或者干預措施。如果出現疼痛或者其它殘疾，我只接受姑息療法，不採取根治性治療。
這意味著，我的結腸鏡檢查和其他癌症篩查將在我75歲前就結束。我今年57歲，如果我現在被診斷患有癌症，我依然會接受治療，除非預後很差。但65歲將是我做最後的結腸鏡檢查的時間。不論多大年紀，我都不做前列腺癌檢查。（曾經有一位泌尿科醫生給我做了一次前列腺特異性抗原測試，儘管我說我不感興趣，但他還是打電話想要告訴我結果。我趕在他說之前就掛了電話。我對他說，他做這個測試是為了他自己，不是為了我。）75歲以後，如果我得了癌症，我將拒絕治療。同樣，我也不做心臟負荷檢查。不要心臟起搏器、植入式除顫器，不做心瓣膜置換術或搭橋手術。如果我得了肺氣腫這類頻繁發作的疾病，不得不進醫院，我同意採用一定的治療方法，來減輕因呼吸不暢造成的不適感，但拒絕強迫治療。
得了小病怎麼辦呢？我不打流感疫苗。當然，如果出現大規模流感，尚未度過完整人生的年輕一些的人應該去打疫苗或者吃抗病毒藥。大的挑戰是使用抗生素對抗肺炎或者皮膚及尿道感染。抗生素價格低廉，並且對醫治感染療效顯著。我們很難對它說不。確實，即使是確定自己不想接受延長生命治療的人，也很難拒絕抗生素。但是，就像奧斯勒提醒我們的那樣，不像慢性病給我們帶來的那種痛苦的衰退，這些感染引起的死亡要快得多，而且痛苦較少。所以，抗生素，不要。
顯然，我已立下一份不要救治的指令單，並且提前擬好了一份完整的說明，即使是在我有意識但精神已不完全健全的情況下，我也不要呼吸器、透析、手術、抗生素或任何藥物——除了姑息療法，一切都不要。無論是那種疾病來了，我都願隨它而去。
至於我之前所說的政策上的意義，其中之一是將預期壽命作為衡量醫療質量的標準。日本人的預期壽命排在世界第三位，為84.4歲（前兩位是摩納哥和澳門），美國則有些令人失望，排在42位，為79.5歲。但我們不應該關心如何趕上日本，或者拿我們自己和日本相比。一旦一個國家男性和女性預期壽命都超過了75歲，這個標準就可以無視了。（唯一的例外是，要繼續關注一些特定人群的預期壽命增加狀況，比如說黑人男性，他們的預期壽命只有72.1歲。這很糟糕，應該成為人們的關注焦點。）與之相對，我們應該更加關心兒童的健康指標，這點美國也落後了，令人羞愧。這些指標包括，懷孕37周以前出生的早產兒數量（目前佔美國新生兒的八分之一），他們通常視力不良，易患腦癱，並且容易出現其他與大腦發育相關的問題；嬰兒死亡率（美國嬰兒死亡率為千分之6.17，日本2.13，挪威2.48）；青少年死亡率（美國這項記錄令人震驚——位於高收入國家之末）。
另一項政策意義與生物醫學研究有關。我們的研究需要更多針對艾茨海默症、老年漸發性殘疾以及慢性疾病——而不是針對如何延長死亡過程。
許多人，尤其是嚮往美國式不朽神話的人，對我的觀點不以為然。他們儘可能舉出所有例外，好像這些特例能證明核心理論的謬誤。正如我的朋友們一樣，他們覺得我精神失常，故作姿態——或者更差。他們可能譴責我反老年人。
請讓我再次澄清一下：我並不是說那些想盡量獲得長壽的人是不道德的或錯誤的。我絕對不是譴責或蔑視那些願意面對體力和智力的限制，想要繼續活下去的人。我甚至沒有想要說服任何人我是對的。實際上，我還經常向這個年齡段的人提供建議，告訴他們在美國怎樣能得到應對他們各自疾病的最好的醫療方案。那是他們的選擇，我願意支持他們。
我並不是提倡把75歲設為定義一個完整而美好人生的官方數字，以此來節約資源，定量提供醫療服務，或者為隨著壽命延長而出現的種種問題提供公共政策的解決方案。我只想盡量描述我對“美好的一生”的定義，並且讓我的朋友們和其他人也想想他們老了以後想要如何生活。我希望他們能想出一些別的選擇，不一定非要讓自己屈服於衰老不知不覺間帶來的行動和思想上的限制。我們是要繼續信奉“美國式不老神話”還是我的“只活七十五”觀點？
有人拒絕我的觀點，那也理所當然。畢竟，進化已將活越久越好的想法深深刻在我們腦中。我們天生就是要為生存而拼盡全力的。自然，大部分人聽到“只活七十五”的說法時，心裡總隱隱覺得哪裡不對。我們是永遠樂觀的美國人，對於限制，尤其是強加在我們生活中的限制總會報以怒目。我們堅信，我們是特別的。
我還認為，我的觀點帶來一些精神意義和存在論意義上的問題，因此給人們以不屑和拒絕的理由。我們許多人都曾主動或被動地剋制自己，不去想上帝、天堂和地獄，以及我們是否會變回蟲子的問題。我們是不可知論者、無神論者，或者僅僅是沒想過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他為什麼要管我們這些凡人的死活。積極賺錢、追逐夢想，這一切都值嗎？的確，我們大部分人都想到了一個方法，能踏踏實實過自己的日子，不用天天去想，更別說去回答這些大問題。我們找到了一條非常有效的路來繞開這些問題。而我也並不打算宣稱自己知道答案。
但75歲確定了一個明確的時間：對我來說，是2032年。這省去了很多因想要儘量活久一點而帶來的麻煩。這種明確性迫使我們去設想自己生命的終結，去思考最深層的存在式的問題，去考慮我們想為子孫後代、為我們的社區、為美國同胞、為世界留下些什麼。這個截止日期也迫使我們每個人捫心自問，我們的貢獻是否對得起我們的消費？就像我們大多數人在大學宿舍的深夜臥談會中的體會一樣，這些問題會帶來深深的焦慮和不安。75歲這個明確的數字意味著我們再也無法繼續無視這些問題，保持自己那輕鬆的、為世人所接受的不可知論。對我來說，我有18年時間可以絞盡腦汁思索這些問題，總好過費盡心機死死抓住多出來的每一天，強迫自己忘記由此帶來的精神痛苦，同時還要忍受漫長的死亡過程中伴隨的身體病痛。
75歲就是我想要或到的歲數。我想在我盛年之時慶祝我的生命。我的女兒們和親愛的朋友們會繼續勸我，力圖使我相信我錯了，我明明可以將寶貴的生命延長很多。我會保留反悔的權利，也許有天會理直氣壯地為自己儘量活久一點的想法辯護。但那樣的話，就意味著到了75歲以後，我依然具有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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