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立以后,在苏北、皖北、粵北等非良渚文化分布区域陆续集中出土了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如安徽萧县金寨、江苏新沂花厅、小徐庄等。
花厅遗址位于新沂城区南约15公里的马陵山西麓,南京博物院曾先后进行过5次发掘,共发掘新石器时代墓葬100多座,出土玉器500余件(组),基本上都属于良渚文化玉器。关于这批良渚玉器的来源,有人认为是由于联姻的原因造成的,即大汶口文化的女性与南方良渚的男性联姻,良渚文化的男性居民带来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在原始社会的交通和信息条件下,这种远距离的大规模联姻恐怕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1990年《文物天地》曾发表了一篇有关花厅遗址的文章,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战争说”,即“良渚文化一支武装力量北上远征,打败花厅村的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并实行占领,作战中己方阵亡的将土不可能运回老家,只能就地”安葬”,花厅北区即其墓地。
对于花厅北区是良渚人墓地的观点,从墓中出土的大量良渚文化玉器证明其是可信的。花厅确实是在大汶口文化的范围内,大汶口文化是以獐牙勾形器、骨牙雕刻器和随葬猪头(或猪下颌骨)的数量来象征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与良渚文化显著不同。但这些良渚人到底是怎样到达花厅的呢?
显然,良渚文化的一支武装力量北上远征,阵亡后葬在花厅的说法不能让人信服。首先,良渚人不太可能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地去远征一个小小的花厅;其次,花厅“北区墓地的时间跨度较大”,这种反复的远征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再者,出兵打仗除必需品外,必然是轻装上阵,不可能携带大量的与打仗无关的陶器、石器、玉器用于陪葬,更不可能派人回去长途运输这些随葬品。因此,花厅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既不是由于联姻,也不是因为远征,而应该是因为迁徙,即良渚文化居民北迁的结果。
首先,氏族或部落的迁徙在原始社会乃至奴隶社会都是极为常见的现象,而且有时迁移的距离还非常遥远。如分别起源于渭水上游和陕北一带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都曾经不断向东迁移,并与黄河下游的蚩尤部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商部落也是从现在的东部地区发展起来的。
在考古发现中,民族迁徙也多有反映:大汶口文化墓葬已深入豫西,直达洛阳附近,如平顶山贾庄、偃师古滑城等。造成这种迁徙的原因很多,如氏族间战争的失败,水、旱、虫灾等自然灾害等。
从良渚文化的情况看,显然是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水灾。水灾的结果就是农田被淹、家园被毁,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部分人爬到了附近的高地和丘陵上,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在大水退去以后,这部分人从高地上走了下来,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
有人认为,上海的马桥文化是良渚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其或者是从残留的良渚人那里吸收了良渚文化的因素,或者本身就是良渚人后代创造的文化。由于水患的影响,原来的经济几乎完全遭到破坏,人口也大量减少,再加上自然环境的恶化,使马桥文化的生产力水平大为下降,无论是制陶技术还是玉器制作技术,与原来的良渚文化已不可同日面语。
而另一部分良渚人则被迫四处迁徙,据研究,有一支良渚人南下粤北,后来融入了当地的石碳文化。在石碳文化晚期,一些二次葬的大墓中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玉琮、玉璧、玉瑷等玉礼器,很可能就是良渚人南迁的结果。
还有部分良渚人渡江北上,花厅遗址、金寨遗址就是北上的这部分良渚人沿途留下的痕迹。北上的良渚人数量可能比较多,同时也不是一批,有的在途中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居留地就留了下来,不再继续向北迁移,花厅、金寨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还有的继续北迁最后到达了黄河流域,由于势单力薄,最后都融入了当地的土著文化中,仅仅在个别方面留下了自己本部族的印记。在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都曾发现少量的带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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