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无论各类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一把手’依赖症”现象十分普遍且比较严重，应当说是多种元素混合发酵的结果。这些元素包括体制缺失、机制缺陷、认识偏差、人性特点，以及工作方式、工作作风、社会风气等等。这些元素从不同角度、不同环节过分强化和放大了“一把手”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弱化和缩小了其下属的地位和作用。在这样的职场生态环境下，“一把手”与其下属的关系便沿着“主仆”化方向发展，形成“‘一把手’依赖症”。

其一，“一把手”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极易导致吴王夫差式的历史悲剧。

就个人而言，任何人都有知识盲区和能力短板。英雄也好，“一把手”也罢，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无不受到学识、经历、视野、信息、偏好、性格、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谁都不会有意选择已知的错误。换句话说，人人都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就为那些听不进忠告的“一把手”埋下了祸根。历史上，吴王夫差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拒绝伍子胥等良臣的苦苦劝告，坚持放虎归山。结果，吴国被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越王勾践所灭。夫差悔不当初，饮恨自尽。

其二，在“一权独大”的集权环境下，最容易出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主心态。

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每当“一把手”在重大问题上主意已定，下属们必然在心理上、行为上出现分化——“识时务”者会投其所好，随声附和，顺水推舟，为讨“一把手”欢心而不对事业负责；有些人心中虽有异议，但深感势单力薄、无力回天，只好言不由衷地表态赞同或者默认；有些人怀着“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心态，自知与其自寻烦恼，不如闭嘴旁观。

其三，“一把手”负责制、“一把手”工程等工作模式，加大了“一把手”责权利的比重，使“一把手”成了“包工头儿”。

“一把手”在增强责任感的同时，个人意志也很容易进一步膨胀，收拢权力，清除“杂音”，“我是老大我做主”。下属则完全被置于“伙计”地位，“利”不关己、高高挂起，工作中拉松套、跟着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集体智慧、集体动力因远离责权利而萎缩。

其四，由于对“一把手”的高度“依赖”，一些工作人员处于半“放挺”状态，一些行政资源处于半闲置状态，遇事“只奏不斩”或“不奏不斩”，推诿扯皮、问题上交。

登门办事的人只好围追堵截“一把手”，拖延了办事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加了群众怨言，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本来千条大道通“罗马”，却被迫去走“独木桥”。“一把手”亲自出面化解“难题”之后，本属正常的工作却打上了“人情”的烙印，加大了外来人员的“办事成本”，为权力寻租扩展了空间。一些“一把手”在诱惑的包围下，逐步蜕化变质。

其五，在唯我独尊的“一把手”面前，“臣服”的下属“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即便发现机遇也必须层层请示汇报，绝不敢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抢抓，更不敢在领导面前“逞能”，生怕因有僭越之嫌而引来麻烦。

常言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等“一把手”什么时候自己发现了、认识到了、决心要干了，可能已错过最佳时机。面对错误决策也是一样，有时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万不可行，但在强权之下没有人敢呛“一把手”的肺管子，只能听之任之，等“一把手”什么时候自己发现错了、真心想改了，往往已经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回望历史，这类教训历历在目。

其六，“‘一把手’依赖症”破坏了单位内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职权结构。

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一把手”越俎代庖，琐事缠身，顾此失彼，工作常常陷入被动而不能自拔，以至成为影响整体效率的“瓶颈”。更严重的是，“一把手”忙小事亡命，谋大业惜身，得蝇头小利而沾沾自喜，失宏图大略而全然不知，丧失了“一把手”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统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