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流行時，需要控制恐慌。溝通及時到位卻很難。
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心理學家巴魯克•費施霍夫博士說，讓受眾認為可靠的消息來源的及時、誠實的溝通對於在疫情期間遏制恐懼是至關重要的，但政府在解釋風險和告訴人們如何在不引起恐慌的情況下采取行動方面面臨著艱鉅的任務。巴魯克曾擔任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風險諮詢委員會和美國環境保護署國土安全諮詢委員會的主席。
巴魯克認為:“溝通的方法非常簡單:找出人們最需要知道的少數事情，並找出如何用清晰、可信的術語解釋它們。”
然而，專家表示，隨著埃博拉疫情的蔓延，衛生機構失去了信譽。 “最初，有一些感染病例被認為是錯誤或失誤，這讓人懷疑疾控中心是否足夠謹慎，並暗示沒有遵守相關協議，因此這相當令人擔憂。”
誇張的媒體報道也加劇了這種情況。
“現代交流讓人們能夠與一個不真實的威脅有更親密的體驗。”
美國媒體有發現並公佈異常行為的傾向，這助長了人們對危機的恐慌。
巴魯克說：“災難研究人員知道勇敢的行為是一種規範，”他說。“如果我們有證據——我們現在正在收集一些證據——我認為它將表明埃博拉對大多數人的生活影響甚微，即使人們注意到了它，”
國際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雜誌報道, 10月有超過2100萬條推訊有關美國的埃博拉病毒和在英美因此染病的報道 “傾向於鼓勵暴露對埃博拉病毒重大誤解的風險和埃博拉病毒真正的威脅和起因所在。”
但是，當媒體傳播準確和有用的信息時，可以扮演一個幫助者的角色。
例如，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期間，澳大利亞和瑞典媒體都準確地描述了感染這種疾病的風險。
然而，瑞典媒體更有效，因為他們報道了觀眾可以保護他們的健康的方式，並公開承認了疫情的不確定性，而澳大利亞媒體對公共機構的失誤報道更負面(來自於北歐公共衛生雜誌，2013年)。
儘管在甲流大流行之前，瑞典的疫苗接種率總體上與美國相似，但在甲流爆發期間，瑞典的疫苗接種率為60%，而澳大利亞為18%。
研究表明，像瑞典媒體所做的那樣，關注人們可以做些什麼來保護自己，對於那些易受壓力和焦慮影響的人來說尤為重要。
H1N1大流行期間進行的一項調查,加拿大渥太華卡爾頓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 那些最不能忍受不確定性的人，在確定性整體流感大流行期間，經歷了最多的焦慮，並不太可能認為他們可以做任何事來保護自己(英國健康心理學雜誌》,2014)。
專家們一致認為，當新的威脅出現時，給人們具體的、詳細的行動可以幫助減少恐慌和過度反應。
幾年前，當德克薩斯州的一些學校面臨MRSA細菌感染的威脅時，雷諾茲建議當地衛生官員一步一步地解釋如何徹底洗手，使洗手過程更像一種儀式。
像武漢這次MERS 病毒的傳播一樣，大家知道戴口罩，勤洗手。宣傳很到位，普通人知道如何操作。
心理學家雷諾茲補充道，信息以具有創意的形式被傳遞時，他們可能發揮的作用更大。
信息圖和視覺效果傳遞的效果很好，我們不只告訴人們事情本身，我們不得不向他們演示。當人們調動大腦中更為原始的部分，視覺刺激比包括語言在內的高級工具更有力。
符合受眾的傳播內容和語氣也同樣重要。
科學家和公共健康官員可能會認為，人們可能會信服能說服他們的證據，但事實上，這一信息需要解釋給非專業的受眾。
只要你把溝通做到位，人們幾乎可以理解任何事情。
這包括保持簡單和交流人們需要知道什麼，而不是知道什麼是好事;用數字來表達風險——“有30%的可能性下雨”——可提醒人們等待更多證據的機會成本。
傳遞信息也應該在個人身上進行測試，以發現任何潛在的誤解。
他舉了一個例子的理解大量的信息:麗莎Schwartz,醫學博士和史蒂文Woloshin,醫學博士,兩位教授在衛生政策和臨床實研究所Geisel達特茅斯大學醫學院,在行為決策研究創建一個“藥品事實,”一個標籤類似於FDA的營養事實盒子。
標籤清楚地列出了一種藥物的潛在好處和壞處，並列舉了它與安慰劑或替代療法相比的表現如何。
有效的溝通還需要科學家和其他人誠實地面對潛在的不確定性。
這就是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目標，該中心在溝通中優先考慮坦率和即時。
我們這次武漢的肺炎疫情，也是遵循這個原則。終南山院士和李蘭娟院士都及時坦誠的公佈了疫情的不確定性和預測性。
研究風險溝通領域的心理學家認為，我們對信息的控制太多了。我們需要退後一步，允許人們情緒高漲和犯錯，只要我們努力幫助他們做出明智的決定，最終保護他們和周圍的人。”
以上這些方法在我們平常的溝通也可以運用，本次疫情中你看到的官方好的溝通渠道和案例歡迎分享。
忘平安順遂，待到春暖花開時。
來源參考美國心理學會網站報道《An epidemic of fear》，自行翻譯整理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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