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离世三个月了，赵永明还是没有从这份打击中回过神来。吃东西没有胃口，整夜整夜的失眠。医生说，他患上了焦虑症。没什么文化的赵永明不知道焦虑症是一种什么样的病，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好起来。失眠最严重的时候，他就大半夜起来跑到端履门的大街上去坐着。以前，他就跟老伴两个人在这里扫马路。呆在这儿，他心里才感到踏实。
一些时候，他想就这么随老伴去了，但当天色亮起来，他又会拍拍身上的土，继续投入一天的劳作。老伴治病还欠着亲戚朋友7万多元，他得努力把这笔钱还上。赵永明和妻子刘清莲的故事，在西安市碑林区兴隆巷附近是桩流传已久的美谈。就连来这条巷子做公厕保洁才两个月的阿姨，提起这两人都头头是道，“大家都说老赵不容易，媳妇病了十几年，他一边做环卫工一边伺候了十几年，天天背进背出的。”
“现在媳妇走了，欠下一屁股烂账，他只能靠捡垃圾还债，现在这样重诺守信的人不多了。”而对于邻居们的评价，赵永明摇摇手，他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他看来，夫妻患难与共是应该的，借债还钱更是天经地义的。“我穷了一辈子，她也没有说要离开我，我的亲戚朋友也没有因此疏远我不肯帮我。做人，都是相互的。”
赵永明生于1948年，刘清莲比他大两岁。两人经人介绍相识后就结婚并有了孩子。1991年，村里掀起打工热潮，夫妻俩也从位于长安区鸣犊镇的老家来到了西安讨生活。在端履门做保洁员的工作，就是两人在那个时候得到的。起初，刘清莲扫地，赵永明倒垃圾，日子还勉强过得去。四五年后，刘清莲就因患心脏病、气管炎等多种疾病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病情也一日比一日严重。此后十几年间，赵永明便承担起了照顾她的重任。
多年来从事最苦最累的环卫工作，赵永明皮肤黝黑，身材瘦削，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腰身也有些佝偻。回忆起照料妻子的那些琐事，他的嘴边不经意间浮起一丝笑容。“虽然她有十来年啥都干不了，饭要我做，衣服要我洗，但我还觉得挺高兴的。不像现在，回家了空荡荡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赵永明说，生病后，老伴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就爱坐在巷子里跟人说说话，自己担心她腿脚不便出门摔着，要出去干活的时候，就把她背出去，回家了再把她背回来。这个场景留在赵永明的心里，让他想起来也觉得是甜的。但生活给他们的苦远要比甜多得多。妻子生前也没留下值钱的物件，怕妻子一人孤单特意买的一个收音机成了现在唯一的念想。
“这些年，老伴光住院就住了二三十次。”赵永明说，病痛的折磨，巨大的经济压力，一度压垮了老伴，后来自己再送她去医院，她总会闹着不治了。没能让老伴安心过上一天好日子。这也是赵永明至今觉得遗憾的地方。“我为她治病这么多年没有攒到一分钱不说，还欠了几万元外债，她都是知道的，所以她总觉得自己把我拖累了。可我倒觉得，我宁愿被拖累着，也不愿意她突然这么走了。”
上午整理归置捡来的废品，下午骑着三轮车去帮附近的商户倒垃圾，再顺便捡些瓶子纸箱回来。老伴去世后，赵永明把自己每天的工作安排的满满当当。这样他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一个月下来，也能有至少2000元的收入。除去六七百元必要的开销，剩下的一千多元可以拿来还债。
“照这个样子下去，欠的七万多元外债5年就还完了。5年，我还是干得动的。”对于未来，赵永明显得很有干劲。而据记者了解，其实那些借钱的亲戚朋友都几乎向他表示过这笔钱不用还了，就当帮衬他们一家了，可赵永明始终不肯。“大家都挣钱不容易，说好是借就一定要还，我虽然70岁了，环卫上的工作也不干不成了，但卖卖废品给人倒倒垃圾还是有收入的。”
“他就是这么个犟人。”赵永明的“犟”，他的房东田先生是最有体会的，赵永明从来了西安就租住在他位于兴隆巷的房子里。那是个不足十平米的老房子，没有窗户，也非常破旧简陋。“我看他生活得苦，又是个好人，就不打算要他房租，可他怎么也不行，每个月一百元的房租一次也没落下我的。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非要把钱给我。”田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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