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王国维先生逝世90周年。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如果有个人站在了群山之巅，大道难及，无与争锋，那么，他足以被顶礼膜拜，拥戴万千。
(一)
梁启超赞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评其：“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伯希和难掩崇敬之情：“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王攸欣对其推崇备至：“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胡适亦鲜见地厚此薄彼：“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所以，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一去，国学少了半壁江山。
(二)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在那首著名的《蝶恋花》里，他曾慨叹岁月无情苦，沧桑了容颜，蹉跎了韶华。那仿佛秋风扫落叶一般匆遽而去的时光，将我们的生命劫掠一空，蓦然回首，只余遍地狼藉与难言嗟伤。
但人间留不住的岂止是“朱颜”，还有他的那一颗决然赴死之心。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辞别清华园，坐上黄包车，来到颐和园，漫步过长廊，在石舫前兀坐静思，后踽踽独行至鱼藻轩前，当他吸起纸烟时，没有人知道那一刻，在烟雾缭绕中，这位国学大师是否有过稍许的踌躇?只是烟蒂燃尽后，他便跃入湖中。当园中清洁工人惊闻声响，将其从水中捞起时，王国维已气绝而殁。
噩耗传来，举国震惊。
王国维投湖前夜并无异样。前一天，他还参加了清华园学院毕业生的叙别会。下午当得知有学生去其家中拜望后，急忙赶回，与之切议国事。
当晚，友人来访。 明清史学家谢国桢记录下这次会面：“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祯尝侍侧，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着之久矣。”
夜里，他并未辗转反侧，熟睡如常。
死志已定的人反倒会更加从容。傅雷自缢前，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给朱梅馥的胞兄。一桩一件，事无巨细，都逐一交代清楚。那晚，夫妇俩将床单撕成长条，然后搓成绞索，挂到落地窗钢架上。临行前，他俩还在地板上铺了一床棉被，惟恐木凳踢倒后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
王国维的妻子在他投湖后亦不复生念，善后事宜即将结束时，悲恸难已的她也留下了一份遗书，一一叮嘱后事。被不满十四岁的孩子发现，于是哭求与母亲甚是交好的郑桐荪教授的太太郑伯母去力劝，“郑伯母叫我不要惊慌，说她一定尽力说服母亲，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份上，多管我们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劝解，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放下了大半个心。”
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
(三)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一寒士之家。四岁时，生母不幸病故。十一岁前，父亲一直奔波于外，从小仰赖祖姑母抚养。“及冠”之年遵父命与一商人之女莫氏结婚。1906年，父亲去世。1926年，他的爱子王潜明因突染伤寒，不幸病逝，而诸子女中，他最心疼有加的就是这个长子。
幼年丧母，中年丧父，晚年丧子，由此可见，王国维一生都处在一种不断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中。长期的丧离与孤苦，让人不得不怀疑“无常”之境，是否会终将一切席卷而去，徒留断瓦残垣，空对满目疮痍。
但他卓越的才情自年少时便已光彩灼灼，曾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王国维早年也与其他汲汲于功名的学子一样，曾经一心想要入朝为官，但“黄金屋”与“颜如玉”并非他热衷功名的第一要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仍是他的抱负所在，但他命乖运蹇，尤在日落西山的昏聩帝制下，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任职。在此之前，西方列强的枪炮声震醒了安坐书房的他：“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于是，一腔热血的他想以新学报国。然家贫无资以供游学。到上海后，在报馆以笔为椽之余，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他选此科目的最大初衷，那时的他焚膏继晷，苦学励志，不但通晓日文，德文和英文也皆有所擅，并成为国内第一个通读康德、叔本华原著的人。
因缘际会，他在那里得以结识“东文学社”的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资助下于1901年东渡扶桑求学。
不足一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同时孜孜于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天涯漫漫，跬步必积。
四年后王国维随罗振玉入京，任职清政府学部。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人间词话》便于此诞生。
尽管辛亥革命后一度流寓日本，但从国内不断传来的动荡消息常让他陷入忧国伤时的心境中，因此对家国难舍的他，于1916年，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由于成就斐然，名声日隆，1922年被北京大学聘请为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应召任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这是他人生的最后驿站。 当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
王国维在清华期间，心无旁骛，躬行慎独。讲课时不说废话，以说明题旨为度。他人已说过的东西，从来不抄袭，不掠美，不诋毁，说话负责，做事谨严。学生去讨教，他有问必答，遇到自己知识上的“盲点”，他直言“弗晓得格”(不知道)。
先生性情冷僻，但只要和人谈起学问，便欣悦异常。
一次他的学生姜亮夫填了一首词，想请王国维指正。他晚上七点半到王家，王国维看过后说：“你过去想做诗人，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情感的产物，这首词还可以。”说完便伏案帮他修改，全神贯注，毫无敷衍，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
晚上九点多，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亮夫，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亮夫过桥后他才返回，他对姜亮夫说：
“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了。”闻此语，姜亮夫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作为一代大师，他学识高蹈，满腹经纶，又殷殷不倦，诲人以诚。庶几满城桃李，高徒门生遍及中国的学界。
(四)
有道是，气骨愈高，谋生愈拙。王国维先生早年写给朋友许同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议论。王国维不喜享乐，憎恶满嘴仁义道德，却做尽腌臜之事的伪君子，厌弃恶浊之世，求精神之自由。怎奈世间污水横溢，蝇营狗苟之辈难以同道。
岑参曾在仕途失意时，借他人之遇嗟叹：“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最后岑参终成一代边塞诗人。
王国维未及宦达，以展雄才，却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煌煌巨著以耀千秋。
作为一位全才，不仅跨越古今而成名，也是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之学涉及文、史、哲、甲骨学、经学、文字学、美学等，博学广猎，皆有建树。王国维涉及各个领域的著作中，无处不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
先生从哲学入手，开天辟地地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虽然他曾说过“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话，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几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立于哲学高地分析中国文化的基石。而对《红楼梦》独辟蹊径的评析，则是他以全新的视角俯瞰这部古典集大成者的研究成果，开创了“西为中用”的治学先河。
他目力所及，文学、戏剧、词曲，皆成钟情之物，《宋元戏曲史》、《戏曲开源》等著作相继问世。一向难登大雅之堂的戏曲，才真正步入文学艺术的殿堂。特别是他的《人间词话》，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
著名的“境界”一说，把古典诗论，引入到一片碧空万里，寥廓无界的美学视野，为中国诗学、中国美学研究作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
在史学研究上，更是屡建奇勋。《说商》、《殷周制度论》、《敦煌所出汉简跋》……从商周到元明，两千年史中许多疑难处都作了周密翔实的考证。尤其是对于甲骨、竹简、钟鼎的辨析诠释，可谓有开鸿蒙之功，填补了古代史研究的一片空白。梁启超说这是王国维治史中之“一绝”，堪称史学泰斗。
虽然他一直拖着一根长长的大辫子，但他在学术和精神上，一直卓然而立。
一次，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为旌其高节，以示敬重，校方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却被王国维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者。
不卑事权贵，亦不溷从异道，这就是王国维。
辛亥革命后，尽管王氏与溥仪小朝廷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并没有因这一身份羁绊了自己的研究兴致，而他聘、辞北京大学教职一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不攀附，不流俗，足见其人格的独立。
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显然，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不仅追求学术上的独立，在做学问时，从不拘于时，亦敢破敢立，开一代风气之先。他的“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慕权术，不通钱术，只埋首于学术，砥志研思，苦心孤诣。如此，方铸就了一代无人比肩的国学大师。
生前，虽身负“五品朝官”之名，死后却是两袖清风。遗书谓其子：“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尽显清节之气，更见慈父之恤。
在清华园时，王国维的几个年幼的孩子颇为淘气，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聒噪不休，妻子怕他们吵扰了王国维，就拿着一把尺子将他们赶回后院去。但他们却躲在王国维背后，而舐犊情深的王国维则一手持卷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
在其去世后，他的孩子每每忆及此，总是怆然泪下。
(五)
投湖前，王国维留下一封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除了那份简短从容的遗书之外，再也没有找到一代大儒告别人世的任何因果。
梁漱溟曾将别人挽其父梁济的联语“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移用到王国维身上，陈寅恪亦用“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来概括王国维之死，从表面上看，这是梁、陈对王国维惺惺相惜，但从深层次看，则是他们透过王国维个人悲剧命运的表象，看到近代社会变迁导致文化价值丧失后产生的深层精神之怆痛。因此，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之死是“文化托命”的表现。
关于他的死，还有其他种种猜测，“逼债说”“阻谏说”，不一而足，各有值得取信处，亦有主观臆断之虞。
但无论是哪种，我认为都可以归结为一处，那就是殉于道，死于志。白岩松曾说过一句话：“理想主义者，最容易成为颓废主义者”。
未竟之志，难遂之愿，家国之危，理想之殇，是胸中块垒，如鲠在喉。但他不能以行尸走肉一般的颓废者姿态，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嘴脸以苟且偷生，于是义无再辱，慨然自沉。
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曾在《人生第二态度》里说，中国式底人生，最大特点莫过于他总是向里用力，与西洋人生总是向外用力者，恰恰相反。”
向里用力，便容易反躬自省，容易求诸己身，郁结难抒，块垒难消，便以自毁的方式完成对“乌托邦”式理想的最后“救赎”。
有人说，屈原投江，与王国维沉湖，一个在传统文化的源头，一个在传统文化的尾端，它们像两座界碑，标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只是，王国维比屈原多了一条思想上的辫子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王国维无意识地在效仿屈原，“误”认为昆明湖就是汨罗江，他堕入了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很难解开的一个迷局。沧浪之水清兮?沧浪之水浊兮?垂柳无语，见证了一代大师悲怆跃湖的身姿;波光无声，映照了封建时代最后一位士大夫的倒影。
王国维的一生，叩问于哲理，精求于史学，痴迷于文学，往复于“人生”。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如浮萍失根，鸿鹄失飞，无得归所?
在塞万提斯的笔下，堂吉诃德挺着生锈的长矛向风车冲锋，王国维没有长矛利剑，这具盛载着独立思想，自由意志的身躯是他对精神圣殿的最后祭献。
与其说他捍卫的是一种难以折从污道的人格，不肯苟活以自辱的尊严，不如说，是在以一己之力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困境下，用形体之寂灭，换精神之永生。
《庄子·德充符》中表达了一种生死观：“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对此知行合一的一代文学家、画家木心，历经劫难而幸存下来，他说，“你要我毁灭，我不!我以‘不死'殉道。”而这，又何尝不是为个体的气节与人类的傲骨奉上的“投名状”?
(六)
做学问如他，由发轫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渐达修炼如禅一般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直至境界全出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枯坐如僧，苦行至臻。极致于学，亦极致于生。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在其自沉两年后，屹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授亲自撰写碑铭，用金石般的文字，称其“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而人类的文明，无非是这些光芒的汇聚。灼灼其华，难掩赤心，震古烁今，辉耀华夏。
閱讀更多 蓬蒿上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