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宜桐
在人口幾千萬的韓國，《82年生的金智英》在短短几年賣出了100萬冊，可以稱得上“國民小說”。如今，這本書也在中國讀者中引起了共鳴。有關金智英的討論，遠遠不是一個文學現象，而是一個社會現象。
如果你是一個女性，生活在東亞文化圈，你會理解金智英。每一個女性身上都有金智英的影子，女性這個標籤本身意味著艱難，意味著承受——如果你在酒場上被男性同事或者上司灌過酒，如果你在校園中被男孩子霸凌而得不到公正解決，如果你有兄弟且在家庭中對重男輕女有過體會，如果你曾經經歷過產後抑鬱或成為母親後在社會競爭中的劣勢……這是小說中金智英的遭遇，所有女性都多少會感同身受。
實際上，作者在描述金智英的悲劇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稱得上“悲劇”的事件在她身上發生。甚至，金智英可以算得上是個通俗意義上的“幸福女人”，她出生在首爾一個公務員家庭，順利地考上了大學，嫁給了一個還不錯的男人，生了一個健康可愛的女兒。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金智英瘋了。在小說裡，金智英有一位為家庭奉獻一切的母親，堅強的吳仁淑女士。母親任勞任怨又自強不息地養育了三個兒女，幫助無能的父親一次又一次挽救家庭的財務危機，更加反襯出金智英在當下社會的無力，只有犧牲自我，才可以爭取到一點點生活的尊嚴——上一代女性的無奈，無法在金智英身上避免。當金智英在生育之後，不得不為了貼補家用去尋找打工機會的時候，能選擇的只有冰激凌店員的崗位，而她的“前輩”告訴她一句話：“我也是上過大學的。”這讓金智英母親一生的付出變成了徒勞，她的女兒仍然要被困厄於性別不平等的泥沼中。
這個小說最讓人嘆惋處，在於只有受害者，而找不到具體的施害者。施害者的缺席，讓瘋掉的金智英找不到應該怪罪的具體對象。金智英的最大痛苦，在於全社會對女性的痛苦默許為常態，這才是真正的悲劇。
找不到應該怪罪的人和事，這是金智英的無解，理想主義的幻滅，固然是平凡之路的真正樣貌，又理性又殘酷，但痛陳完畢金智英的悲劇之後，讀者們也只能作壁上觀，最後一鬨而散，這是對金智英們的又一次不義。我們期待著金智英們不再被任何性別框架困厄，擁有更廣闊更遠大的世界。
《82年生的金智英》
[韓] 趙南柱 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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