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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樂府詩章中最傑出的第一長篇，《孔雀東南飛》從古至今一直享有盛譽，被稱為“長詩之聖”。它之所以能取得“聖”的地位，是因為它具有極強的思想性，較高的藝術成就和巨大的文學價值，對後世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它流傳至今1000多年，經久不衰，廣受人們的喜愛與傳誦。

到了在近當代，《孔雀東南飛》更是走出國門，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的聲譽：在英國，它與莎士比亞戲劇相媲美，被搬上了戲劇舞臺，成為展現東方悲劇美學的必演劇目；在美國，它則直接被拿來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在法國，它曾作為博士論文的答辯題目;在日韓等國，它更是被列為漢學必修教材。

這首長詩共1785個字，長達357句，把一個悲劇性的愛情故事發生、發展、高潮和結局有頭有尾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就像小說戲劇一樣；此外，它採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通過劉蘭芝和焦仲卿二人之間的愛情悲劇，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又採用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在結尾用鴛鴦來比喻二人的結局，為這個愛情悲劇披上了一層美麗的神話色彩。

然而，關於這部敘事愛情長詩，人們也產生了很多疑問：比如這首詩的開頭為何要用“孔雀”起興？這首詩中的主人公應為焦仲卿和劉蘭芝，為何詩的原題卻為《無名氏為焦仲卿妻作》？孔雀為何只能東南飛？……關於這些問題，本文認為這是因該首長詩深受道家思想薰染的結果。

一、《孔雀東南飛》誕生的時代：儒家思想衰微，道家思想興盛；

根據現有史料以及文學典籍記載，《孔雀東南飛》取材於東漢獻帝年間發生在廬江郡（今安徽懷寧、潛山一帶）的一樁婚姻悲劇。而在其原文開頭的“序”中也寫道：“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從中，我們可以確定《孔雀東南飛》誕生的時代應該是東漢末年的建安時期。“建安”為東漢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的年號。

東漢末年，漢朝中央政府政治黑暗，皇權虛弱無力，土地私有化嚴重，一些地方割據勢力趁機發展強大起來，最後形成了軍閥割據，彼此混戰的局面。而普通百姓則在軍閥之間的混戰中飽受流離之苦，生活極其悲慘。在這種情況下，曾經統治了兩漢幾百年的儒家思想文化自然就失去了它原有的統治地位和支配人心的力量。

時代在變，人的思想自然也要跟著改變。因此，東漢末年，在儒家思想遭受嚴重打擊，日漸衰微的情況下，一個產生於中國本土的宗教文化形式，道教便趁機發展了起來。

道教，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中“老莊學派”，本是一種道德哲學。後來，這種道德哲學被逐漸神化，成了一種政治信仰。

在西漢前期，它更是成為統治者治理國家的一種政治策略，即黃老之學所提倡的“無為而治”。然而，經過多年的休養生息之後，漢朝的政治經濟實力逐漸強大，道家的“無為而治”已經不能夠適應這種時代的變化。於是，漢武帝劉徹便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策略。

至此，儒家思想就在思想領域處於統治地位，道家便從宮廷走向了民間，由政治信仰轉變為宗教團體。然而，到了東漢末年，由於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不論是文人士子還是普通百姓都對儒家思想產生了巨大懷疑，人們急需一種新的精神信仰，以抵抗世俗苦難。此時，東漢各地便出現了大量的道教組織，如著名的太平道、五斗米道。

其中，“太平道”是東漢靈帝時的黃老道教徒張角在中原地區創立，以《太平經》為主要經典。這個教派在疾疫流行地區，用“符水咒說”為人治病，很快就發展了幾十萬信徒。最後，在日益黑暗的政治壓迫下，公元184年終於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宗教形式的農民起義，黃巾起義。而起義的領導者，正是這位黃老教徒張角。

一個宗教組織能夠在較短的時候發展成為幾十萬人的武裝力量，並且還推翻了統治中國上百年的大漢王朝，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東漢末年，整個社會，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思想文化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

作為一部具有強烈現實意義的愛情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自然不可能不受道家思想的影響。

二、為何《孔雀東南飛》的原題為《古詩為焦仲卿妻所作》？因為它就是由道教輓歌演變而成，是無名詩人寫給這位不幸女子的一首輓歌；

“輓歌”，通俗說法為“唸經”。最初，它是指專門用於喪葬時演唱的歌曲。據文獻典籍記載，這些歌曲最初是由拖引靈柩的人所唱。後來，社會上出現了專事神鬼職業的巫，這些歌曲就由“巫”演唱了。因為在古人心中，“巫”能夠溝通人和鬼神。祭祀的時候，“巫”穿著華麗的道具，一面唱歌一面跳舞，用來悼念安慰所祭祀的鬼神。

而後，道教徒就沿用此制，充當起了輓歌的歌手。在西漢初年，就己經有了專門為哀悼死者所唱的輓歌。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道家不得不從上層宮廷走向民間，於是，道教的“輓歌”就逐漸在民間流行起來。直到今天，在有些地方，家裡如果有人去世，還有請道士超度亡靈唱輓歌的行為。

在道教的教義看來，作為悼念逝者的歌曲，輓歌主要是表現人們對生死的一種體悟。它主要是為了勸慰逝者不要留戀塵世苦海，淨化心靈，儘早到冥府安息，最後羽化成仙，經過轉輪，以求來世的幸福。後來，這種專門用於勸慰死者的歌曲逐漸發展成了古代常用的哀祭文體之一

，有詩歌，有駢賦，有散文等等。

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人間悲劇時時刻刻都在發生。在重視悲歌傳統的中國，這種道教輓歌自然得到了詩人和讀者的青睞。從這個角度來看，《孔雀東南飛》就是漢末的某位無名文人因感於發劉蘭芝的悲慘命運，專為她創作的一首輓歌。

首先，從結構上，它具有道教輓歌的完整性；在詩作的開頭小序末尾中就說：“時人傷之，為詩云爾。”意思就是：告訴世人，這是人們認為焦仲卿和劉蘭芝是含冤而死的，人們心中十分的悲傷和同情，於是特地做了一首詩來深切的悼念他們，安慰他們。而在詩的末尾又寫道:“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從表面上看，作者將筆鋒轉向了世人，要勸告世人以此為戒，不要再讓悲劇重演了。而這好像與所悼念的死者沒有關係，但其實他是有感而發，反映出了人們對焦仲卿和劉蘭芝悲劇的傷感之重，也與開頭遙相呼應。“時人傷之”是小序，而“多謝後世人”為小跋，使整首詩成為結構完整的長詩。

其次，從內容情感上，它具有道教輓歌的特徵;輓歌一般都是鋪陳其事，生動感人，而在結尾大都用浪漫主義手法把它推進神化的境界，以告慰死者，使其不會感到悲傷寂寞。如屈原《九歌》中的《國殤》開頭描寫出白熱化的戰爭場面，結尾則寫道“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神”。詩人以熱烈奔放的筆觸，高度讚揚了陣亡將士精神不死，化作鬼神中的英雄。

《孔雀東南飛》的內容也是如此！詩作開頭鋪敘劉蘭芝的聰明伶俐:“十三學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將一位天生麗質的小姑娘展現在讀者眼前，使人們產生喜愛之情;接著又寫她過著“三日斷五匹，晝夜勤作息”的勞苦生活，不但得不到焦母的憐愛，反而被蠻橫無理地趕走，最後含冤而死。她死後又化作鴛鴦，與焦仲卿相向而鳴。

最後，《孔雀東南飛》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與“道家輓歌"一致;它在民間流傳300年以後，才被徐陵收入《玉臺新詠》。我們今天看到的《孔雀東南飛》，雖然不乏有文人的加工潤色，但它的胚胎卻來源於道家輓歌的氣質與風韻。

三、詩作開篇為何用“孔雀”起興？孔雀為何東南飛？因為從“巽”卦來看，它只能東南飛，東南有孔雀；

在中國民間，一提起算卦看相，大家很自然地就會想起道士和《易經》。在很多影視劇和文學作品中，那些街邊擺攤，走街串巷給人測算吉凶禍福的卦師，大都是一副道士打扮，手裡都會拿著一本算卦用的《周易》。由此可見，在普通民眾心中，道教與《易經》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事實上，作為本土宗教，道家一直都將《易經》奉為經典。

《易經》，我國最古老的文獻之一，原名《易》、《周易》，漢代時成為儒家典籍六經之一，被稱為《易經》；《易經》集合了古代的《連山》、《歸藏》和《周易》。但《連山易》和《歸藏易》已經失傳。而《周易》作為“易經”中的一種，流傳最廣。

今人所講《易經》多為《周易》。

事實上，道教的發展興盛有賴於《易經》的傳播。首先，道家講究修煉，其修煉要決就源於《易經》；其次，道教學說中的“太極和八卦”概念也源於《易經》，道教神學概念也有意無意的吸取了《易經》思想，並進而使道教思想由神學體系上升到了哲學層面；

最後，在道教教徒中有很多精通方術之學的人。而這些可以預測吉凶，風水的所謂“方術”就來源於《易經》。

那麼，形成於道教盛行的東漢末年的《孔雀東南飛》自然與《易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首先，《孔雀東南飛》中的“東南方”在八卦中位於“巽”卦;眾所周知，《易經》由“一”和“一一”組成八卦，是一套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八卦互相搭配又演變成64卦，用來象徵各種自然現象和人事現象。

八卦分別為“乾，坤，坎，離，震，艮，巽，兌”，而“巽”是八卦中的一卦。在《周易》中，“東南方”是巽卦，而巽卦的象辭說：巽為風，接連相跟，有風風相隨，順而又順，相互順從之義。”在《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與劉蘭芝本是一對非常恩愛的夫妻，相依相戀，感情深厚，相互順從，生死不離。這種精神正好與巽卦的卦意是相吻合的。

其次，“巽”在方位上象徵東南之地，是草木茂盛之所；從八卦中每一卦所代表的同一屬性的若干事物的卦意來看，“巽”所代表的東南之地，草木茂盛，其表現在人物身上多是美女，長女；而表現在動物身上，都是雞，孔雀和一些大型的飛禽；在這裡，方位，人物，動物都集中體現在“巽卦”上面。

再次，孔雀在道教教義中是非常尊貴的禽類，是九大神鳥之一，有佛母之稱。而在自然界中的，孔雀十分有靈性，講究自主選擇配偶。如果硬性配偶，則誓死不從。因此，面對雙雙殉情的焦仲卿和劉蘭芝，詩人認為唯有尊貴的孔雀可以與之媲美，而且這種誓死捍衛愛情的行為也與孔雀習性十分相像。因此，作者以“孔雀”來比喻焦仲卿和劉蘭藝，並把它作為詩的起興，顯然是獨具匠心的。

最後，詩人由焦仲卿與劉蘭芝的深情想到孔雀，又由孔雀習性聯想到飛的方位東南方，所以最後“孔雀”只能做“東南飛”了。從《易經》的卦象同一性上來說，“孔雀東南飛”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情:兩隻相依相伴的孔雀，順風而飛，相順相從，在一片草木豐茂之地，幸福美好地生活下去。在現實生中，焦仲卿和劉蘭芝不能實現的夢想，就由這兩隻孔雀代為實現了。

四、整首長詩在語言文字的應用上，處處充滿著道教文化色彩；

作為一種宗教，道教信奉天命，遵從神祗。自西漢初期的統治者遵從黃老學說，並將之定為國策以來，道教的各種神學，方術，神話等紛紛出籠，風靡一時。而且道教的“天人感應”、“天命論”散發到社會的各個階層，瀰漫於社會的各個角落。

首先，在漢代，道教“天命論”的觀點無處不在；即使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道家的“天命論”、“天人感應”之說依舊深深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就連東漢時傑出的無神論者王充也對於“天命論”深信不疑。可以說，這種命運觀直到今日還能看到它的幽靈，而在產生《孔雀東南飛》的那個時代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在《孔雀東南飛》中處處都有“天命論”的影子；面對焦母的殘酷逼迫，焦仲卿直言不諱地說：“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而劉蘭芝也說：“人賤物亦鄙，誓天不相負。”在他們二人看來，他們夫妻今天所遭受的一切都是天命使然，是命該如此。焦仲卿在臨死前，還用“天命論”來控告其母親說：“

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從這些字裡行間我們都可以看出天命觀的存在。

再次，《易經》中的詞彙在詩作中隨處可見；在《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的兄長在逼迫她改嫁時，曾對他威逼利誘道：“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這說明《易經》“八卦”中的詞彙，在當時已經已經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被人們廣為熟知了。

而太守在為其子能娶到劉蘭芝，高興地替他選擇婚期時，也說到：“視歷復開書，六合正相應。”其中的“六合”是十二地支兩兩組合而成。在易學中，天干地支的生克衝合，五行八卦的相順相合，在古代常被人們拿來作為婚喪嫁娶時選擇日期的標準。

最後，在詩作中，人們的節日生活，人情往來也與道教文化息息相關；在“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一句中，“陽歲”與道家哲學中的陰陽觀念相同；“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等句中，“初七”記農曆的七月初七，這一天夜間，姑娘們要集會供祭織女，祈求織女賜予“巧”，因此又被稱為乞巧節；而“下九”是農曆的9月19，這一天是王母娘娘的生日，各地中老年婦女都要集會朝拜娘娘。而這兩個節日也是道教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節日。

五、結語：《孔雀東南飛》是道教文化與我國古代詩歌藝術結合共同孕育出來的一朵奇葩;

我國古典詩歌源遠流長，《詩經》是它的源頭《楚辭》，《樂府》是這道洪流中前後相承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建安詩歌則是這道洪流中的一座浪峰，形成了生機勃勃的光榮傳統，為後世詩歌的發展開拓了新局面。而《孔雀東南飛》則是這股浪峰中的一朵美麗浪花。

作為產生於我國本土的一種宗教形式，道教文化，從其產生之初就對古典詩歌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不僅影響著古典詩歌的內容和思想，更影響著古典詩歌的表達技巧，藝術形式，情感基調等諸多方面。

而《孔雀東南飛》的誕生，就是道教文化與我國古代詩歌藝術互相影響互相作用而產生的一朵奇葩。我們有理由為它感到自豪。因為它是我們本民族的，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精神文化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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