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八国联军侵华，作为一件国际重大事件，自然少不了新闻媒体的介入。与今天不同，那时还是一个纸媒非常活跃的年代，各国媒体自然不会错过这种站在世界前沿的机会。很多记者被派到了中国战场的前线，以零距离的观察向西方读者介绍这场发生在古老东方的劫难。八国联军侵华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而围绕八国联军的报道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新闻战。
根据《西方新闻界的竞争》的记载，最早的报道始于义和团围攻驻京大使馆后。1900年6月20日，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遭到义和团围困。当时有记者恰好在使馆区内，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发出第一篇报道《紧急的呼唤》，表示英国人的生命与英国的利益正危在旦夕。其实这就是一封简短的电报，先是发到天津，然后再从天津发往上海。上海是远东的国际新闻中心，是中国新闻走向世界的窗口。莫里森的报道发出后，国际社会迅速将目光聚焦到了北京，义和团的暴乱逐渐成为国际舆论讨伐的焦点。莫里森预言，义和团起义将是长期而危险的事，它将以不同的方式将所有列强卷进去。
但奇怪的是，6月10日左右，北京各大使馆的对外通讯便以断绝，不知道莫里森的新闻报道是如何发出的。笔者猜测，有一种可能是，秘密派人逃出使馆，骑快马送到天津。
事实上，莫里森的报道并不是最早的。俄国《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在5月22日就亲临了天津大沽现场。23日，他在俄军“大西索”号的军舰上发出第一篇通讯报道。他报道的内容主要以八国联军舰队为主，其中还有对俄军舰队司令魏谢拉果的专访，重点介绍了他对义和团的看法。后期，俄军的很多新闻报道都出自扬契维茨基之手。
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
别看《边疆报》只是个小报，也别看扬契维茨基是半路出家做记者。扬契维茨基的职业精神是值得赞赏的。在天津期间，他与士兵一起冲锋，并肩战斗。在战场上，他完成了各种新闻特写报道。有时就埋伏在庄稼地里，其他士兵暗中观察，他趴在地上记录。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当天，他是这样报道的：
“傍晚，万籁俱寂。枪声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墙，眺望城市。在这个古城的上空，曾经从夜里两点到下午两点，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弹雨、燃红的铅弹、钢铸的榴弹，甚至还有中国人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在这寂静的古老城墙上和在这神圣京都的城墙下，人们的鲜血一直流注了12个小时。”
“无云的天空，好像因为受到地面上大炮的致命轰鸣声而襄撼和挽动，忧郁使自己明朗的蔚蓝色变得很暗淡无光，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铅色乌云。北京沦陷了……”
扬契维茨基的这篇战地特写文学色彩很浓，或许和他原来从事教师的职业有关。这种功力在当时是普通记者无法做到的。
在莫里森发出新闻后，驻扎在上海的各国新闻记者开始涌向华北，北上京津。在新闻界有这样一个理念，好的记者，必须亲临现场。如果做得不够好，那说明你距离不够近。当时的记者同样秉持着这种新闻职业要求。遗憾的是，他们在天津受阻，由于义和团的破坏，北京与天津之间的铁路与通讯已经中断，他们无法进入北京，只能待在天津租界内。
另一波外国记者也来到了天津，那就是跟随八国联军的随军记者。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后，大约有30名记者随军进入天津。包括美国《纽约先驱报》、英国《每日电讯报》、英国中央新闻通讯社、日本的《朝日新闻》等。在进入北京之前，这些人只能在外围做些报道。比如意大利军队唯一的随行记者，意大利《晚邮报》记者巴尔齐尼就报道了天津车站与义和团的战斗。
“我们离他们大约3百码，他们的头上裹着红布条，让人联想起一个行进中的法国士兵团。他们的红腰带在阳光下闪耀，大刀在头上挥舞，红缨枪在飞动……所有人一起跪下来做祈祷……在遭到哥萨克排枪射击后，巴尔齐尼注意到，在一群义和团中，最后一人还挥舞着两把马刀，一只手一把，就像一个玩杂耍的人。接着，一枪打得他脸朝地倒下了。但是他马上用膝盖支撑着身体，挥舞着马刀，又一枪打过来，他再次倒下。然而他用肘顶起自己，还在挥动着那件武器，直到最后一枪，使他永远倒在尘土中……”
由于各国新闻机构急于抢新闻，在前线记者不能抵达北京的情况下，有些媒体便寻找特约记者。这些特约记者都是外国人，长期居住在上海，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由于这些所谓的特约记者没有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也或许是新闻媒体过于看重独家新闻，因此在新闻报道中屡屡出现严重夸大事实的内容。
英国《每日邮报》特约记者发回了这样一篇报道：
“将近拂晓，显然联军的弹药已消耗殆尽。到了7点钟，中国人大举进攻而无反应。这就立刻使人明白，弹药终于用光了。于是决定冲锋。”
“太阳高升时，一小队参与的欧洲人站在一起，顽强地迎接死亡。这是一场殊死的肉搏战。中国人死伤惨重，但他们前仆后继，最后欧洲人终因众寡悬殊，每一个人都被异常残忍地砍死了。”
报道一经刊发，其他各大媒体迅速转载。当《每日邮报》报社要求前线特约记者继续做深入详细的报道时，特约记者支支吾吾。原来，这位特约记者也不知道北京具体发生了什么，报道只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而已。一篇“北京大屠杀”的新闻就这样炮制出炉了。
《泰晤士报》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仅他们转载了《每日邮报》“北京大屠杀”新闻，还发表一篇非常耸人听闻的社论。社论中说，英国驻北京的人员全部被杀。在被杀的英国人中，有一位就是本报的驻京记者莫里森。明明莫里森还活着，或许只是暂时与报社失去了联系。
作为随军记者，约50岁的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罗蒂的任务是“直率地去描写我所见到的事物”。他确实很直率，连自己晚上在皇宫里抽鸦片烟、试穿皇帝的金袍，在龙床上打滚的行为都写了下来。他对东方女人的绣花鞋很感兴趣，临撤离时，还偷走了一双绣着蝴蝶的红缎睡鞋。他形容自己在北京的经历是“中国式的销魂、抚慰、忘怀、莫测、青春”。
西方媒体对八国联军侵华的报道，成为了国际主流声音，反观中国的媒体，声音微弱的不值一提，甚至根本没有声音，实在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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