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卿美
八國聯軍侵華，作為一件國際重大事件，自然少不了新聞媒體的介入。與今天不同，那時還是一個紙媒非常活躍的年代，各國媒體自然不會錯過這種站在世界前沿的機會。很多記者被派到了中國戰場的前線，以零距離的觀察向西方讀者介紹這場發生在古老東方的劫難。八國聯軍侵華是一場真正的戰爭，而圍繞八國聯軍的報道則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新聞戰。
根據《西方新聞界的競爭》的記載，最早的報道始於義和團圍攻駐京大使館後。1900年6月20日，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遭到義和團圍困。當時有記者恰好在使館區內，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里森發出第一篇報道《緊急的呼喚》，表示英國人的生命與英國的利益正危在旦夕。其實這就是一封簡短的電報，先是發到天津，然後再從天津發往上海。上海是遠東的國際新聞中心，是中國新聞走向世界的窗口。莫里森的報道發出後，國際社會迅速將目光聚焦到了北京，義和團的暴亂逐漸成為國際輿論討伐的焦點。莫里森預言，義和團起義將是長期而危險的事，它將以不同的方式將所有列強捲進去。
但奇怪的是，6月10日左右，北京各大使館的對外通訊便以斷絕，不知道莫里森的新聞報道是如何發出的。筆者猜測，有一種可能是，秘密派人逃出使館，騎快馬送到天津。
事實上，莫里森的報道並不是最早的。俄國《邊疆報》記者揚契維茨基在5月22日就親臨了天津大沽現場。23日，他在俄軍“大西索”號的軍艦上發出第一篇通訊報道。他報道的內容主要以八國聯軍艦隊為主，其中還有對俄軍艦隊司令魏謝拉果的專訪，重點介紹了他對義和團的看法。後期，俄軍的很多新聞報道都出自揚契維茨基之手。
八國聯軍洗劫圓明園
別看《邊疆報》只是個小報，也別看揚契維茨基是半路出家做記者。揚契維茨基的職業精神是值得讚賞的。在天津期間，他與士兵一起衝鋒，並肩戰鬥。在戰場上，他完成了各種新聞特寫報道。有時就埋伏在莊稼地裡，其他士兵暗中觀察，他趴在地上記錄。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的當天，他是這樣報道的：
“傍晚，萬籟俱寂。槍聲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牆，眺望城市。在這個古城的上空，曾經從夜裡兩點到下午兩點，到處紛飛著令人生畏的彈雨、燃紅的鉛彈、鋼鑄的榴彈，甚至還有中國人用生鐵製成的古老的炮彈。在這寂靜的古老城牆上和在這神聖京都的城牆下，人們的鮮血一直流注了12個小時。”
“無雲的天空，好像因為受到地面上大炮的致命轟鳴聲而襄撼和挽動，憂鬱使自己明朗的蔚藍色變得很暗淡無光，蒙上了一層可怕的鉛色烏雲。北京淪陷了……”
揚契維茨基的這篇戰地特寫文學色彩很濃，或許和他原來從事教師的職業有關。這種功力在當時是普通記者無法做到的。
在莫里森發出新聞後，駐紮在上海的各國新聞記者開始湧向華北，北上京津。在新聞界有這樣一個理念，好的記者，必須親臨現場。如果做得不夠好，那說明你距離不夠近。當時的記者同樣秉持著這種新聞職業要求。遺憾的是，他們在天津受阻，由於義和團的破壞，北京與天津之間的鐵路與通訊已經中斷，他們無法進入北京，只能待在天津租界內。
另一波外國記者也來到了天津，那就是跟隨八國聯軍的隨軍記者。八國聯軍攻陷大沽口炮臺後，大約有30名記者隨軍進入天津。包括美國《紐約先驅報》、英國《每日電訊報》、英國中央新聞通訊社、日本的《朝日新聞》等。在進入北京之前，這些人只能在外圍做些報道。比如意大利軍隊唯一的隨行記者，意大利《晚郵報》記者巴爾齊尼就報道了天津車站與義和團的戰鬥。
“我們離他們大約3百碼，他們的頭上裹著紅布條，讓人聯想起一個行進中的法國士兵團。他們的紅腰帶在陽光下閃耀，大刀在頭上揮舞，紅纓槍在飛動……所有人一起跪下來做祈禱……在遭到哥薩克排槍射擊後，巴爾齊尼注意到，在一群義和團中，最後一人還揮舞著兩把馬刀，一隻手一把，就像一個玩雜耍的人。接著，一槍打得他臉朝地倒下了。但是他馬上用膝蓋支撐著身體，揮舞著馬刀，又一槍打過來，他再次倒下。然而他用肘頂起自己，還在揮動著那件武器，直到最後一槍，使他永遠倒在塵土中……”
由於各國新聞機構急於搶新聞，在前線記者不能抵達北京的情況下，有些媒體便尋找特約記者。這些特約記者都是外國人，長期居住在上海，對中國情況比較瞭解。由於這些所謂的特約記者沒有受過嚴格的職業訓練，也或許是新聞媒體過於看重獨家新聞，因此在新聞報道中屢屢出現嚴重誇大事實的內容。
英國《每日郵報》特約記者發回了這樣一篇報道：
“將近拂曉，顯然聯軍的彈藥已消耗殆盡。到了7點鐘，中國人大舉進攻而無反應。這就立刻使人明白，彈藥終於用光了。於是決定衝鋒。”
“太陽高升時，一小隊參與的歐洲人站在一起，頑強地迎接死亡。這是一場殊死的肉搏戰。中國人死傷慘重，但他們前仆後繼，最後歐洲人終因眾寡懸殊，每一個人都被異常殘忍地砍死了。”
報道一經刊發，其他各大媒體迅速轉載。當《每日郵報》報社要求前線特約記者繼續做深入詳細的報道時，特約記者支支吾吾。原來，這位特約記者也不知道北京具體發生了什麼，報道只是道聽途說、捕風捉影而已。一篇“北京大屠殺”的新聞就這樣炮製出爐了。
《泰晤士報》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不僅他們轉載了《每日郵報》“北京大屠殺”新聞，還發表一篇非常聳人聽聞的社論。社論中說，英國駐北京的人員全部被殺。在被殺的英國人中，有一位就是本報的駐京記者莫里森。明明莫里森還活著，或許只是暫時與報社失去了聯繫。
作為隨軍記者，約50歲的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羅蒂的任務是“直率地去描寫我所見到的事物”。他確實很直率，連自己晚上在皇宮裡抽鴉片煙、試穿皇帝的金袍，在龍床上打滾的行為都寫了下來。他對東方女人的繡花鞋很感興趣，臨撤離時，還偷走了一雙繡著蝴蝶的紅緞睡鞋。他形容自己在北京的經歷是“中國式的銷魂、撫慰、忘懷、莫測、青春”。
西方媒體對八國聯軍侵華的報道，成為了國際主流聲音，反觀中國的媒體，聲音微弱的不值一提，甚至根本沒有聲音，實在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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