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在中國歷史延續的時間很長，有一千多年，作為一種以考試選撥人才的制度，它的影響非常大，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中國的史學界一直對其起源的時間有不同的看法。一派認為“科舉制”創始於隋朝，一派則認為“科舉制”開始於唐朝。這種分歧，不僅僅現代，即使在古代，甚至唐朝時，就已經有不同的意見。譬如唐朝人薛登、楊綰，宋朝人歐陽修、宋祁、朱熹，元朝人馬端臨等認為起源於隋朝。而唐朝的李德裕、裴庭裕，五代的牛希濟，明代的朱國楨就認為是產生於唐朝。
不管產生於隋朝還是創始於唐朝，“科舉制”的出現徹底打破了一度在政府中占主導地位的門閥制度，吸收寒庶學子參加到政府的治理當中，擴大朝廷的用人基礎，使得國家治理更加公平，也更有效率。不過，當時的科舉考試的科目十分繁多。根據歷史記載，當時考試的“常科”就有幾十種。“常科”是指當時朝廷每年舉行的科舉考試。常見的有：“秀才”、“進士”、“明經”、“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選舉”等科。相對於常科，還有皇帝親臨主持的考試，稱之為“制科”。還有兵部主持的考試，稱之為“武舉”。
“秀才科”原來是漢代察舉的一個科目，歷經魏晉南北朝，到隋朝、唐朝初期，“秀才科”的地位非常高。“秀才科”必須要考方略策五道，按照文理通順程度分為四等錄取。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不過到了唐太宗貞觀年間，出現了投考者不能及第而沾罪州長的事，於是秀才科便被廢絕了。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又開始恢復“秀才科”，到了天寶初年變為由官長特別推薦。
“明經科”，漢朝察舉就有此科，南朝國子生策試入仕也稱“明經“。不過，作為科舉科目，一般認為應該開始於隋朝。唐代的“明經”又分為“九經”、“五經”、“四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三傳”、“史科”等多種。“明經科”主要的考的“貼經”和“墨義”。“貼經”就是把經書前後遮蓋，留下一行，再遮去三字，讓考生讀出。相當於現代的考的背誦。“墨義”要求把經義段落聯通註疏默寫出來。其實，“貼經”和“墨義”的考試重點主要是測試考生對經典的熟悉程度。由於唐朝時，士人們崇尚文學的風氣的很興盛，而“明經”的考試主要在記憶，所以此科在當時，並不很受人重視，甚至一些文人還頗有點輕視。
“進士科”，唐朝初期只“試策”，（主持考試者就政事、經義等設問，令應試者作答，相當於現代的問答題）唐高宗時，開始考“貼經”，“貼經”通過後才可以試“雜文”，“雜文”通過後才可以“試策”。後來次序雖然有調整，但基本上有四場。即“雜文”、“論”、“策”、“貼經”。每一場都關係到能否參加下一場考試。到了唐玄宗時期，詩賦被規定為必考科目。
縱觀唐朝的“明經”、“進士”兩科，大凡“明經”重“貼經”、“墨義”，而“進士”則重“詩賦”。這兩科逐漸成為唐朝科舉制度中最重要的科目，因此，應考者也就最多，其中又以進士科最被人羨慕和崇仰，也最難考。甚至到了官員雖做到位極人臣的高位，只要不是進士出身，便覺得始終不是完美的。以至於每年考試的人員不下八九百。一般來說，“進士科”每年錄取的幾十名，“明經科”錄取名額則十倍於“進士科”，所以，唐朝詩人李山甫有詩道：“麻衣盡舉一雙手，桂樹只生三兩枝”，社會也流行“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唐朝的科舉考試一般有地方的考試和省一級的考試。參加考試的考生一般也有兩類，一類是“生徒”，一類是“鄉貢”。“生徒”是國家在地方和中央設立的學校中的學生。“鄉貢”則是指那些不在學校學習而學業有成，通過向州縣“投牒自舉”或者以書面形式提出申請，考試合格，同意參加省試者。這些人因為每年都要隨著各州進貢的物品解送到京師，故而被稱之“鄉貢”。朝廷除了允許“生徒”和“鄉貢”等人參加考試，也羅列出被禁止參加考試的人員。凡是觸犯法令的人，從事工商業的孩子以及衙門小吏都不得參加考試。“生徒”、“鄉貢”等通過地方一級的考試後，便取得了參加尚書省考試的資格。
“省試”是國家一級的考試。唐朝初年，省試分別由吏部考功司的郎中和員外郎主持。唐玄宗時期，發生了著名的“李昂事件”，當時考功員外郎李昂被舉人所責罵,玄宗以員外郎位秩較低,資歷淺，難以主持全國性考試為由，改由禮部侍郎主持。唐朝初期的“省試”時，考生們要自帶水、炭、餐具等。等唱名後依次進入貢院，考生住在廊下答題，院外專門派士兵把守。試卷一般不糊名，到了唐朝後期，考生除了帶木燭外不能攜帶任何東西，日暮以後，燒盡二三支木燭就必須要交卷。
“省試”錄取後稱之為“及第”。第一名便是現在人們都熟悉的“狀元”。新科進士互相稱作為“同年”。考中進士後，並不是馬上可以做官，只是具備了做官的資格，還要經過朝廷吏部的選試，才能授予官職。選試的內容包括身、言、書、判四個方面。這其實是現在的“面試”與“筆試”相結合的考核。“書、判”考的是進士書寫是否公正，文理是否通達，“身、言”則觀其相貌是否英偉，口齒是否清楚，如果長相和口才實在無法讓考試官下定決心授予官職，或者“書、判”很差，無法通過選試，還可以要求當權的官僚為其保薦，如果連保薦都做不到，還有一條路，便是去地方官處做幕僚。
唐代的科舉考試雖然是當時世界上先進的官員選拔制度，但是也有很多流弊。如“行卷”，為了及第，求得到推薦者的信任和賞識，便把自己的文學作品用工整的字體抄寫成卷軸，呈獻給達官顯貴，這種做法被稱之為”行卷“。“行卷”中固然有些一些很有才華的青年人，譬如白居易。
《唐摭言》中記載，白居易初到京師應舉，向名詩人顧況行卷。顧況看到白居易姓名後，便調侃道，長安之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頗有輕視之意，待到開卷讀了第一篇《賦得古原草送別》中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後，大為讚歎，說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因此竭力推薦，白居易從此聲名日盛。
不過，大部分行卷的人都是普通人，其目的無非是為了攀龍附鳳、平步青雲，所以，請託、叩拜、送禮物，愈發浮濫，使得公平盡失，舞弊頻現，朋黨趨成。更有“書策”這樣公然作弊的行為，也在當時大行其道。“書策”其實就是攜帶書文去考試。當然，即便如此，唐朝的考試製度還是比從前的選官制度前進了一大步。因為之前的時代，是“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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