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授衔的57位开国上将中（含后来授的两位），一说起“三杨”，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分别是杨得志、杨成武、杨勇。他们三人有“三杨开泰”之说，都是正兵团级司令，都是能征善战，都建有赫赫战功。但在这57名开国上将中，其实还有一位姓杨的。尽管他的名气远不如“三杨”的大，但也是非常富有传奇。

他就是开国上将杨至诚。

他是正规的黄埔科班出身，参加了南昌起义并跟随朱德上井冈山

说来有趣的是，赫赫有名的“三杨”其实都不是科班出身，但都成了带兵打仗的战将，而杨至诚却是正规的黄埔科班出身，与他同一期的还有许光达、张宗逊、宋时轮等人，他们都是第五期。尽管都是科班出身，但杨至诚的人生发展路径与那些人截然不同。

与其他黄埔出身的人一样，杨至诚的军旅生涯起点并不低，在南昌起义时即是一位连长了。后来，他又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从此，在朱、毛麾下征战。

杨至诚虽出身黄埔，但最后却改行后勤，主要的转折点就是他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之后，因身体原因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改做后勤工作。

他开始直接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负责起红四军的后勤工作。杨至诚成为红军第一任的“大管家”。或许，他天生就是搞后勤的“料”，因而与后勤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为我军后勤工作奠基和奉献的一生。

他有我军“后勤之父”之称，曾开创我军后勤工作的多个先河

杨至诚在朱、毛的领导下，把红四军的后勤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1929年4月，杨至成用5万元筹款，建立了一个临时被服厂。他“领导全厂职工不分昼夜加班，生产出4000多套带领章、红五星军帽、挎包、绑腿的灰色军装，让红四军第一次穿上红军统一制作的军装”。

毛泽东称赞后勤的同志干得好，还说“只要条件许可，就把我们的红军打扮得更漂亮、更威武一些！”

不仅如此，杨至诚领导的红军后勤工作还开创了其他好几个第一：“开辟了红军第一条邮政通道，建设了红军第一个电讯系统，提出了红军第一部后勤供给标准，创办了第一所军事后勤学校”。

“1930年4月至1933年7月，杨至成以瑞金、宁都为中心，开设了五条兵站线，即建宁——广昌——宁都线；建宁——石城——宁都线；东陂——洛口——宁都线；招携——黄陂——宁都线；瑞金——宁都线。把兵站线建设成为瑞金首都连接前线、四通八达的‘传递网络’，把中央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中央军委的《红星报》和其他报刊、书籍、信函、邮包等发往各地、各部队”。

可以说，杨至诚在红军时期组织开展的这些后勤工作，开拓开创性很强，说他是我军“后勤之父”名副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他有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风格，以宽和包容的平常心对待荣誉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杨至诚主要在苏联。1946年回国后，杨至诚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他一边组织领导后勤工作保障东北解放战争，一边组织建设后勤学校和开展军工生产，奠定了东北部队物资供应的基础建设。

1948年，杨至诚出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对建立东北战略区强大的后勤保障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据说，1949年3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时，穿的就是杨至诚送的皮大衣。

从事多年后勤工作，杨至诚的后勤实践与理论非常丰富。他曾这样说道：“我们名为后勤，其实有些工作要做到前面去，只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已经不够了，现在打仗，后勤有时还得起到先锋官的作用”。

1955年授衔时，因杨至诚在后勤工作上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对此，杨至诚淡定诚恳地说：“我在革命的这几十年是尽心尽力工作的，但是和其他同志比，可能我做得很不够。其他被授上将的军人差不多都在解放战争中当过兵团司令、政委。我在解放战争中没当过司令、政委，却也授了上将。有党的肯定，我很满足”。

他很低调、也很简朴，他很包容、也很宽和。便如他的名字一样，至诚地为我军的后勤事业贡献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