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曠古爍今的“漠北之戰”中，霍去病大軍一路追殺匈奴左賢王部至狼居胥山，在狼居胥山舉行了祭天封禮，以此來揚大漢之國威，並將此地正式劃為大漢國土。
此後封狼居胥、勒石燕然變成了中華民族武將的最高榮譽，是歷代功臣名將嚮往的功業巔峰。
歷朝歷代，做到封狼居胥的先後有西漢霍去病、東漢的竇憲，唐朝的李靖，明朝的藍玉等名將。
明成祖朱棣五次親征蒙古，在狼居胥山下，殺青牛白馬祭告天地，完成了漢族政權最後一次封狼居胥，也是唯一完成此壯舉的皇帝。
但朱棣的封狼居胥與霍去病相比其實含金量是不足的，明成祖的封狼居胥更像是一場為了北伐而北伐，甚至一定程度上埋下了的“土木堡之變”的種子。
北伐沒有必要性
在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將徐達和藍玉先後北伐後，殘元勢力已被基本摧毀，蒙古分裂成了瓦剌、韃靼和兀良哈三部，三部之間內訌不斷，已經沒了大規模南下的實力。
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政權也是有著自己的歷史週期的，無論是匈奴、突厥、還是蒙古，都逃不開從分裂到統一到強盛再到分裂的歷史輪迴。
北方政權一向是分裂時則依附於中原朝廷，統一時則南下劫掠，而此時的蒙古早已自己的盛世，已經走向了不可逆的衰落的道路。
朱元璋就是看透了其中的道理，與其勞民傷財的征伐，不如分而治之，給初建的大明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所以兀良哈在洪武年間內附後，朱元璋即其地置朵顏、泰寧、福餘三衛。
而朵顏三衛在靖難之役中甚至幫助朱棣衝鋒陷陣，所以朱棣在繼位初期也是延續了老爹的對北政策的。
永樂三年，封來附的韃靼部把都帖木兒右軍都督僉事，賜名吳允誠，後又加封恭順伯；永樂六年又封歸附瓦剌首領馬哈木、太平、把都帖爾木三人分別封王。
“自是降者益眾，邊境日安”
一時間大批部族歸附明朝，由明朝冊封爵位，雙方各取所需在邊界形成和平局面，甚至互通貿易，共同恢復發展，這是雙方都願意看到的局面。
可以說此時雙方如果都用剋制的態度處理彼此的關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北疆問題似乎並非不可能。
但明成祖這位自當燕王起就長期生活在馬背上的帝王，在處理矛盾時不可避免的選取更剛烈的方式，這是與生俱來的軍人的傲氣。
在給蒙古各部的書信中多是帶有天朝上國居高臨下的威脅態度，如永樂元年七月致鬼力赤信：“竊聞有所覬覦，是特自生釁端，蓋違天逆命，非善者也。古語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可汗博古知今，寧不鑑此?”
沒有收益的五伐蒙古
棣第五次北征蒙古時，走到清水泉時，道旁石崖數十丈高、朱棣命大學士楊括榮、金幼孜刻石紀行：“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
許多民族主義者是樂意吹捧這種勒石燕然的壯舉的，但“勒石燕然”之後呢，回頭看永樂帝五次親征蒙古的功績，也僅剩下“勒石燕然”了。
朱棣北伐的起因是明朝派往韃靼的使臣郭驥被殺，50萬北伐大軍在斡難河畔大敗韃靼大汗本雅失裡，此後引發韃靼內訌，韃靼開始衰落。
但按下葫蘆浮起瓢，韃靼衰落後瓦剌迅速崛起，明成祖於是又率30萬大軍第二次北伐，兵鋒直指瓦剌。在忽蘭忽失溫（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與瓦剌激戰，重創瓦剌軍。
明成祖的前兩次北伐雖然都可以說取得了勝利，但很難說這種勝利在效費比上值不值得，兩次征伐共出動80萬人次，後勤物資消耗無數，但削弱了韃靼等於變相幫助了瓦剌崛起，征伐瓦剌又救了韃靼。所獲那點戰利品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很難說明朝是不是給蒙古兩部落打了短工。
此後的三次北伐則更純粹是勞而無功了，連敵人的影子也找不到一個。
《明史》“連歲出塞，皆不見敵”。
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三次北伐，阿魯臺均不戰而走，擁兵遠遁，數十萬明軍在茫茫荒原上苦苦搜尋而找不到一個敵人的影子。
其實這是農耕民族對遊牧民族的無奈，遊牧民族居無定所隨水草而居，草原上沒有一座城池，明軍又以步兵為主，用數十萬的大軍北伐蒙古高原，就像開著探照燈用高射炮打蚊子，一出北京城敵人就得到了消息，蚊子早就藏起來了，等到黑暗中再回來叮一口。
第三次北伐時，遲遲找不到韃靼主力的明軍居然背信棄義的剿滅了已經歸附於明朝的兀良哈部，可見明成祖當時這種重拳無處揮的憤怒。
甚至後來連朱棣自己也發出了“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的無奈。
負面影響持續發酵
中原政權每次征伐蒙古高原都是件損耗巨大的事，漢武帝的“漠北之戰”消耗盡了大漢三代的積累，讓西漢差點亡國。
朱棣的每一次北伐都讓戶部絞盡腦汁，由於補給線太長，軍中糧草往往供應不上。第五次北征時，居然“士卒飢凍，饋運不繼，死亡十二三”。
最根本的是這些耗資最終都成為百姓的負擔，朱棣時期的大明朝雖可以稱為治世但還稱不上盛世，庫存積累是經不起動輒出動數十萬大軍的揮霍的。
到永樂後期，百姓生活“困益甚”、“家無宿儲”，太子朱高熾看到百姓疾苦，也多次勸諫朱棣停止兵戈。
所以明成祖之後的兩代帝王明仁宗與明宣宗都糾正了朱棣的錯誤，選擇止兵戈發展生產，開創了“仁宣之治”，然而朱棣最後一次北伐僅僅25年後，明英宗朱祁鎮就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虜。
可以說五徵蒙古影響很大，但是戰果比較小，北伐為明庭留下了一定的戰略生存空間，但並非將蒙古邊患一勞永逸的解決。反而導致國庫空虛，還和蒙古各部結下了樑子，失去了和平共處的可能，雖然說“土木堡之變”不能怪到朱棣身上，但至少在此刻已經埋下了種子。
作為一個馬上皇帝，朱棣對於戰爭是情有獨鍾，尤其是其生命最後三年，幾乎是在草原中度過，我們甚至可以懷疑此時朱棣的北伐已經不再有目標，也不是功成名就，而只是單純的想在沙場中去找尋征伐的快樂。
或許在朱棣的心中這種拼殺的生活遠比枯燥的宮廷生活更加充實，更加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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