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到60年代前期(“文化大革命”前)，永安县的领导干部，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给永安的干部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下面记述的仅是笔者所见所闻的片断。
不怕苦二不怕死
解放初期，永安县内的国民党土匪非常猖獗，频繁发生包围和袭击我区乡政府、杀害我下乡干部和农会干部、在途中伏击我干部战土的事件。1950年6月，我县龙青乡乡长孙敬才和区中队排长刘兴云，就是在赴上坪途中的龙吴桥头，被土匪伏击牺牲的。明溪县干部和护送的武装战士，从永安专署、军分区领了给养返回途中，走到高增地界(今属大湖镇)，被土匪拦截。当时大多数区乡不通公路，人们都需要翻山越岭，在深山老林的羊肠小道中穿行(有公路的地方因无汽车可乘，同样经常走路)。永安到安砂80里，到青水、槐南100多里，步行不但艰苦，而且有被匪伏击之险。但当时的县委领导人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经常分头下乡指导剿匪、反霸、减租、土改等工作，跟分散在各区乡的干部、工作队员一起战斗。战斗了一年多以后，永安的土匪基本肃清，但还有王仁锋股匪仍在青水、槐南一带骚扰捣乱。1951年5月，县委书记郭克勇向地委保证，决心在短期内消灭这股土匪。第二天，他就步行百里，赶到青水坐镇指挥剿匪。他发动军民合剿，形成天罗地网，众匪纷纷下自首，土匪头目也一个个落网，最后只剩下匪首王仁锋、得藏匿在深山中尚未捉获。郭克勇横下决心:不消灭王仁次不回城。一直坚持到7月12日，王仁锋被困在山上饥饿难犯、终于在当晚摸黑下山偷摘黄瓜充饥，被剿匪战士击毙。青水群众像过节一样，家家杀鸡喝酒庆贺。
赵泰然任永安县长之前，曾任西洋区区长。土匪围困西洋区公所时，赵泰然和另五位同志临危不惧，坚守在土堡内顽强抵抗，从枪眼中往外打土匪。当土匪用煤油烧门准备进攻时，赵泰然等同志决心往外冲杀。后幸有住在民间的老苏区干部刘碧芬，请路过的解放军解围，赵泰然等人冲出堡外，击溃了土匪。
1954年，永安久早不雨，旱情严重。县领导分头下乡指导抗旱。郭克勇带领工作组，下到旱情最重的安砂。他体态魁梧，山路步行非常吃力。他流汗不止，干脆脱掉上衣，赤膊光背步行。到达安砂后就向区乡干部宣布:“旱情不缓解不回县委。”中共福建省委发文表扬郭克勇的抗旱精神。
1958年，副县长王天德兼任上曹水库工程总指挥，他同民工一起住草棚，一起挖土、挑泥、打夯。当年冬天严寒，工地结冰，民工犹豫不前。王天德带头破冰挖泥，民工也跟着敲冰干活。这座水库在王天德和干部、群众的艰苦劳动中建成灌溉农田，发挥效益。同年，小陶公社与连城毗邻地界发生山林大火，王天德率领干部群众上山灭火。他奋不顾身，战斗了三天三夜，因疲劳过度吐血成疾，而被抬下山来。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郭克勇、王佩珍等一班人，党性很强，严肃认真地贯彻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执行党的决议和上级指示。他们作风正派，用人不分亲疏，爱护信任本地干部，本地干部也很尊重他们这些南下干部。
1951年，大张旗鼓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体育场一次公审大会上，有人把京剧团里的几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揪来，要求法办。会后，郭克勇组织干部学习党的政策，要求正确处理已放下武器改恶从善的人。统一认识后，就把这几个人放回。有一个千部在乡下审査反革命时，搞假枪毙逼供，郭克勇不但批评、处分了这个干部，还抓住这个事件教育大家，必须按党的政策办事。郭对爱人张洁的工作，同样严格要求。特别是常教育张洁要注意保密，不该看的文件不许看，不该知道的事不许打听。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1953年，一份经他阅读的机密文件遗失，他主动承担责任，写了检讨报到地委。中共永安地委为此给了他处分，并通报全区各县。后来这份文件由管机要文件的干部找到，证明并不是郭的责任，但郭毫不介意。
县委领导于部在经济上非常清廉，除了规定的工资以外，没有任何额外收入。日常生活中，他们公私分明，不沾公家便宜。王佩珍在永安当领导干部10多年，他的家属小孩未看过一次公款电影，未坐过一次公用小车。县里送他一只樟木箱，他坚决不收。在1963年和1964年的“小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检查自己“白占”了某厂送给他“试用”的一把雨伞。当时有的人不大相信，但经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结果还是只“贪占”了一把雨伞。县长赵泰然家庭人口多，生活较困难，一个月工资养家紧张。赵不但严于律己，并严格教育家属子女，不许她们沾公家便宜。19632年，他要赴北京开会，缺乏零用钱，又不意思向公家借。王佩珍知情，特送给他50元解燃眉之急。那时布票发得少，赵家子女穿衣也靠凑合。有关领导从掌握的机动布票中批三丈给他家属，赵妻就拿这些布票买衣料。赵发现后，追问布票来源，硬要家属拿出家人的定量布票还公家。1964年，赵调离永安。搬家时，他再三检查，不许带走公家东西。
联系群众同甘共苦
解放初期，按照当时供给制的规定，县级领导干部可以享受伙食“中灶”待遇。但郭克勇等一班人，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决定不开“中灶”，而和大家一起在食堂吃“大灶”。按当时的制度，给你“中灶”不吃就“白不吃＂，只是替公家节省开支，并无任何补偿。1950年冬，王佩珍到青水指导土改，跟区委的董文九走30多里路，到地处偏僻的雪山村访贫问著。该村历史上除了国民党提壮丁以外，从未有外人到过，一位老贫农特杀了一只鸡招待他们。王佩珍未吃鸡肉，临走时却给老人一万元(旧币，当时干部每月伙食费才九万元)、以补偿农民杀鸡的损失。
赵秦然在当县长期间，一直跟多数干部一样，住在小平房里，下班后有人来找他。就跟客人们同坐在小板凳上，促膝交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1959年，赵有一次去半村伐木场视察工作，场里煮面条给他吃。他问:“今天工人们是不是也吃面条？”当得知工人们吃钵头饭时，就不肯面条而跟工人们一起吃钵头饭了。1960年，一次县委召开扩干会时，安砂有一名大队干部因车祸死亡。赵泰然县长亲自为其抬尸，妥善料理后事，群众深受感动。这年他到贡川公社参加整社，晚上开会到深夜，肚子很饿了。公社干部问可煮点东西吃，他只同意炒番薯叶充饥。1962年，赵县长到永安一中研究工作，吃中饭时，安排他在小房间用膳，他不肯，坚决要在食堂同教职员工一直吃饭。1963年，赵到水碓公社检查抗旱，该公社为欢送县里支援修水利的工人办了几桌酒席、也请赵县长入席。赵拒绝说:“工人来修水利理应欢送，我没有参加修水利，怎么可以接受欢送?”公社只好让他吃普通便饭。1964年，赵泰然调离永安前，县人民法院的干部闻讯，煮了一锅面条，请老院长共吃一餐。赵泰然应约前去话别，却不肯吃面。他说:“县委常委做了决定，工作调动不许请吃送行。我吃了面就是违反常委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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