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走夜路感到恐懼的人，死亡率會有所增加；而那些在社交上感到孤立、壓力更大的人，死亡率比社交狀態較好的人要成倍增加。
（ICphoto/圖）
染病、意外事故，甚至生態環境質量會影響死亡率，這些關聯都很容易理解。但近四十年，不斷出現流行病學證據將人的壽命與其社交情況聯繫起來，拓展了人類對社交意義的認識。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1979年，剛剛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拿到博士學位的麗莎·伯克曼（Lisa Berkman）發表在《美國流行病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上的一項研究。當時她利用一項有著近七千人樣本的數據，在9年的隨訪時間裡，研究人們的社交聯繫會不會影響人的死亡情況。
最後結果很明顯，社交上更孤立的男女，其死亡風險均達到了社交聯繫較多的人的兩倍多。而這一關係是在排除了其他健康狀況、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吸菸、喝酒、肥胖、鍛鍊等情況而得出的。這一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隨後激發了大量科學家投入到相關問題的研究中。
麗莎·伯克曼現在是哈佛大學教授，也是世界公認的社會流行病學家。社會流行病學是流行病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主要關注社會因素對疾病和健康的影響。而就死亡率來說，近年來，科學家們對社交因素的探索可謂創新不斷。
2019年11月，主要研究健康問題的美國舊金山大學科學家艾琳·格林斯泰恩（Erin Grinshteyn）發佈的一項研究對社交之於健康意義的探討，可以說，又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領域：恐懼。類似體驗相當普遍，你可以問自己，當你一個人走夜路的時候，是否會感到恐懼？這種走夜路的心理狀態其實反映了你在所生活的社會環境中對潛在的陌生人的一種看法。
不過，研究者們並不是據此瞭解社會治安問題，他們利用了死亡數據庫的信息，與受訪者走夜路是否恐懼的情況聯繫了起來，發現那些表示自己走夜路真的會恐懼的人，相較而言，在隨訪期間死亡率增加了6%。
恐懼和不信任令死亡率升高
這項研究所利用的走夜路是否恐懼的數據來自1978年至2008年的美國綜合社會調查，通過與國家死亡數據信息鏈接，得到了2萬多個有完整信息的樣本。早年被參與調查時，那些人直接被問：你在家一英里範圍內獨自走夜路時是否害怕。
儘管沒有確切的解釋，但一般認為社會心理和行為的路徑可能將恐懼和死亡率聯繫了起來。不過，研究中所發現的這種聯繫僅限男性群體，在女性中並不明顯，雖然女性整體上報告說更怕一個人走夜路。這一研究發表在《英國醫學雜誌·開放獲取》（BMJ Open）上。
無獨有偶，瑞典隆德大學的醫學和社會學家在此前幾個月，同樣利用美國綜合社會調查的數據研究了死亡問題，時間範圍也相近，1978年至2010。然而他們關注了一個相反的社會因素：信任。通過總體信任水平預測社會發病率和死亡率的思路在公共衛生研究中並不新鮮，但利用美國社會調查的數據，他們在一個有代表性的人口樣本範圍中第一次驗證了這種聯繫。
聯繫同樣很強。不論是個人層面，還是環境層面，高水平的人際信任可以降低死亡率，顯示了社會心理的機制和可信任的環境對保持身體健康的積極意義。考慮到美國人之間信任水平的下降，研究者建議，政策制定者應想辦法修補人際信任，以遏制住這種下降的趨勢。
當然，無論是恐懼，還是信任，這些指標對人來說略顯寬泛和抽象。這樣從宏觀的社交環境層面探討死亡率的其實並不多見，對社交狀態之於死亡率的關係的挖掘，更多的還是微觀層面的具體人際關係，比如朋友關係、夫妻關係等。
社交會影響心血管和精神類疾病情況
在評估社交與健康的關係時，已有不少證據表明社交關係數量、質量等都可能會發揮一定作用，而社交上的孤立、隔離狀態更是一個高風險因素。
其背後的具體機制並不清楚，但目前大致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壓力減緩論，再者是健康保護效應。壓力減緩的說法認為，社交關係，不論是提供信息上的、情感上的，還是物質上的幫助，都可能促進人的神經內分泌系統和行為去更好地適應壓力，應對疾病和生活挫折等挑戰。
健康保護效應則指出，社交關係會通過影響認知、行為、情感等方式間接對健康起到保護，從而對死亡率施加影響。比如社交關係狀態較好的人更可能有一個健康的習慣，鍛鍊、不吸菸等，他們可能會從社交關係網中更好地感受到別人的在乎，以及生活的目的。歸納起來看，評估一個人的社交狀態是否能對健康有益，不僅要看社交網絡的連接程度，還要看社交能否提供幫助，以及一個人是否有信念自己能隨時得到來自社交關係的幫助。
關於社交是如何具體影響死亡率的，心血管疾病的案例可能比較容易理解。1980年代，美國的一項心臟病實驗中曾訪談了兩千多個急性心肌梗死的倖存者，全部為男性，瞭解他們的社會心理狀態，結果發現，那些在社交上孤立、壓力更大的人，在此後三年內的死亡率比社交狀態較好的人增加了4倍。類似於高血壓的人不能受刺激，許多心血管疾病被發現會受到社交狀態的影響。
這裡的社交可能不只現實生活中的社交。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社交網絡研究者威廉·霍布斯（William R. Hobbs）曾做過一個很有些顛覆性的研究，增加了人們對虛擬社交的認識。互聯網普及之後，尤其是社交媒體的普及，一直留有一個問題，虛擬社交是不是擠佔了現實社交的空間，從而給人們的身心健康帶來了負面影響？
2011年，威廉·霍布斯觀察了1200萬Facebook用戶在6個月內的社交情況，這些人都來自美國加州，將這些人的數據與此後兩年人口記錄中的死亡情況匹配起來，有了驚人的發現，在線社交也與死亡率有關係。用社交媒體的人整體上死亡率比不用的更低。那些在網上有發照片的，顯示參與了線下面對面社交的人，死亡率更低，只在線發消息的話，這個效果不太顯著。
關於在線友誼的結論則更為殘酷，接收到好友申請的人，死亡率更低，主動找朋友的行為則沒有這種效果。研究者認為，這意味著有能力見很多人或尋找到很多社交聯繫的“社交達人”並不一定能借此使其健康受益，相較而言，能持續保持這種社交往來，且能感受到對方的這種友誼可能更重要。這一研究發表在2016年《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上。
此外，研究再次證明了受社交狀態影響最明顯的是心血管疾病，對精神疾病和藥物濫用等也有很強的預測能力。相對來說，癌症死亡率受社交因素影響不算大。
老年人的社交困境
就實際生活中而言，社交因素對健康，尤其是對死亡率的影響，更緊迫的可能還是在老年群體中。一方面，隨著年齡增長，身體老化，總體的生病的風險本身就在升高；另一方面，老年人不用工作，若親人和朋友不在身邊的話，社交通常會顯著減少，如果還行動不便，更易陷入社交隔離狀態。
2019年5月，日本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所的一項研究，在對當地一個約1000個人的老年樣本隨訪6年發現，那些社交孤立、獨居的老人，死亡率顯著地比不是這樣狀態的人要高。
拋開醫療、食宿等物質壓力，對老齡化社會的老年人來說，缺乏社交、陪伴等來自精神上的壓力也不容忽視。已經有研究發現，“退休”對健康來說也是一個關鍵轉折點，因為這意味著整個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從整個人口情況看，這個節點，死亡率可能會有一個小幅迅速上升。
雖然很多相關研究無法給出明確的因果聯繫的證據，但幾十年來，社交關係與死亡率之間的大量觀察性證據足以為此敲響警鐘，督促人們儘可能保持一個良好的社交關係狀態，以及時得到心靈的支撐。
需要強調的是，良好的社交狀態並不是追求數量更多；在社交上被孤立與主動選擇愜意的獨處有明顯的區別；而沉溺於社交，尤其是虛擬社交又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提示著精神類疾病的風險升高，這是已經都知道的。
此外，如果所生活的環境確實難以提供令人滿意的社交陪伴，養寵物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根據美國心臟協會所辦刊物發表的一項包含了超過380萬樣本的綜述研究，養狗的人比沒養狗的人，總的死亡風險可以降低24%，對有心臟病和中風風險的人來說，效果更佳。而狗對社交的意義也很好理解，一個是非常穩定的陪伴，再者是由遛狗任務激發的人的鍛鍊。對一些不善與人打交道的人來說，這也應該算是一種比較好的補救措施。
南方週末記者 王江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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