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上海，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还没有完全消退。梅兰芳、程砚秋两位大师，在日伪侵占上海、北平时，都以高风亮节息影隐居，胜利后复出，恰恰又都在上海，而且程先生收我为徒，杨畹侬拜梅先生为师，一时传为美谈。
这时，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等，倡议在上海筹办赈灾义务戏，广邀京剧名角参加，当然包括梅、程二位。上海有很多热心朋友建议：这次义演，要特邀梅、程二位合演一次，还要带上畹侬和我，戏码是《四五花洞》。义演共三场，两场《四五花洞》，一场梅、程全参加的《红鬃烈马》。梅、程两位欣然从命。
《四五花洞》是一出剧情离奇却甚为风趣的玩笑戏，以真假潘金莲为故事，女妖变潘金莲，处处模仿、以假乱真，戏中有几段独特的唱腔，最后包拯审案，天师提妖，大开打。二三十年代，梅、尚、程、荀四位，在北平曾为某次义务戏，合演过《四五花洞》，还灌有一人一句西皮慢板的唱片。
王幼卿、筱翠花、尚小云、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早年之《五花洞》
此戏本是真假潘金莲的《五花洞》，后来为图个热闹，也可《四五花洞》《六五花洞》以至《八五花洞)；各位名旦、名丑（扮真假武大郎）都可加入。在上海这次义演《四五花洞》，梅、程各带自己的弟子同台，更为贴切有趣，是一次别开生面、引入注目的演出。消息传出，无数京剧爱好者打听何时何地演出，积极奔走抢购戏票。
这种戏一般平日很少演，经久不动再演，事先要对戏、说腔、过排，牵扯到梅、程两方面的艺术要求和人位安排问题，许多具体事宜须待共同协商解决。而两位大师又似乎不愿谋面直抒己见，于是我便充当了一名往返传话递讯的“听差”角色。
传我到梅家，梅先生对我说：“这出戏过去潘金莲是两真两假，不大合理。应该真的只有一个，其他都是假的。原来，真的先出场，似乎显得‘软’点；假的后出场，好像‘份儿’大点，其实，我看无所谓。那么我就来真的，你们先生、你和畹侬都来假的。把这话带回去，看你们先生有什么意见。”
梅兰芳、程砚秋、杨畹侬、赵荣琛1946年之《四五花洞》
我回来对程师一五一十学说一遍，程师表示同意，却又问：“四个人的西皮慢板和二六，应如何唱法？”我再回马思南路，梅先生说：“按理，真潘金莲是四句慢板，假的每人再学一遍，共是十六句慢板，太拖了。能不能改成八句？我先唱两句，畹侬接着唱，再是你们先生唱，你跟着他走。”
我再回去传信儿，程说：“唱八句的方案，我同意。只是连唱两句、再学两句的办法，可不大好，这样咱们要在台上等半天才唱，岂不太‘干’了？”我也赞同程师的看法，提出是不是每人唱一句、学一句，也就是真的（先生）唱一句，假的（学生）学一句，依此顺序进行，仍是八句，这样唱法既生动也合初议。至于二六问题，终以四遍改为两遍，即两人合唱各一次的办法来解决的。为这点事，我来回跑了好几趟。
随之而来的是场面问题，程师主张各用各自的场面伴奏。梅先生却认为一个戏哪有来回换场面的，再说也来不及，又不好接呀！说，就让徐（兰沅）先生和王少卿顺手带着拉下去，唱腔说一说就成了。我再把讯息传回，对此程师不大以为然，最后说了一句：“那好，试试再说吧。”
两下约好时间，程师带着我去马斯南路。叩门而入，梅先生早在楼下客厅等候。程见梅，双手直垂很恭敬地叫了一声“先生”，肃立不动。梅先生含笑接答：“老四来了，坐吧！”程师才侧身而坐，梅、程间的师父徒弟的礼节和气氛，这一情景使我深受启发和感动，也是我始料不及的。程师先开言：“您的意思，荣琛全跟我说了。就按您说的也好。等到后面的二六时再换胡琴。”梅说： “一会儿徐、王二位就到，咱们试试。”徐兰沅、王少卿来了，大家寒喧后，移步到楼上客厅。徐、王取出胡琴、二胡，定好调门，程师唱的是两个上句，大致说了说腔（其实唱腔均属一般，并无什么烦琐花哨之处），就正式拉唱起来，我站在旁凝神聆听。第一句唱完后，只见徐兰老眉头紧皱，“王二片”（少卿）却面带微笑，程师则面无表情、若无其事：下面第二句还没唱完，由于梅、程的唱法、运腔迥异，技艺精湛的徐兰老突然放下胡琴，边笑边摇手说：“不行，您的腔我拉不了，还是请周长华来吧。”鉴于此，梅先生也只好改变初衷。
程师的唱，经由周长华、任志林等人伴奏，自然驾轻就熟，说戏对腔，如影随形，真可谓严丝合缝、慰贴自如。我跟着走，自然没事。
梅兰芳、程砚秋、杨畹侬、赵荣琛1946年之《四五花洞》
正式演出时，武乐是一堂，鼓师由白登云先生担任到底，文场则是两堂，这边是以徐兰沅为首的一堂文乐，那边是以周长华为首的另一堂，台侧乐队如林，气象万千。伴奏衔接更巧妙别具一格：一组唱完，两堂文乐在过门中相接，前一组的过门音量逐渐减弱，另一组的乐声则由轻而重，有如田径接力赛时的跑接棒时一般，两相交递，天衣无缝。这种毫无痕迹的自然衔接，相信台下观众根本不会察觉，堪称一绝，也开创了京剧舞台之新纪录。
乐队问题解决了，服装扮相上又出了问题。此戏的真假潘金莲的要完全一个样的短装扮相：穿月白竹布裤褂，上挎红包袱，系腰巾子或四喜带，持手绢。程师说：“这个扮相现在我可来不了。改改吧：穿裙子、褶子、再加大坎肩，外系腰巾，拿扇子。”我到梅宅去传话．梅先生一听就乐了：“老四真有主意。以他现在发福的体态，老扮相是不好看，这点得‘就乎’他。”服装需现做，分别虽尺寸，用白裙子、淡青褶子、天蓝大坎肩、绣花白腰巾，素雅不失身份。四副头面也一样，四把洒金扇是杭州特订的，我使用的那把扇子，至今幸存。
服装在做着，程师又琢磨上了：外面系上腰巾子，还是显着自己腰粗，最好是在褶子两侧各挖个洞，使腰巾子从中穿过，前身系在褶子外，后身系在褶子里头，这样就不显腰粗了。他让我把这个意思带给梅先生，梅对此却不大以为然：“这我可不能依着他，那么扮有多难看呀。他可以那么系，我不拦着；我和畹侬还是按规矩扮。”结果，梅、程此戏的腰巾是两个系法，程师还是两侧掏洞，我自然要随着老师走。
本来这些事可以通通电话一谈就成了，又何须让我来回传话？我想，这样做可能双方由于各自的身份、关系而不便直谈；二来也足以说明两位大师对这出只演两场的义务戏，是多认真细致，思考多么周密，真是不厌其烦，精益求精。我也乐于充当这传话跑腿的角色，确实长学问、增见识。
1946年之《四五花洞》梅兰芳、程砚秋分饰真假潘金莲
义演于1946年6月1日至3日在拥有数千座位的天蟾大舞台举行。报纸上刊登了大幅广告，刊明是蒋夫人及莫德惠先生主办的东北救济义演，由杜月笙、钱新之、王晓籁、徐寄颐、傅汝霖等及“恒社”协助，广告是一位鞋帽公司的王先生捐登的。票价虽然高达从两千元到三万元，但戏太精彩了，偌大的天蟾舞台挤得满坑满谷。
头天和第三天的《四五花洞》，除了梅、程、畹侬和我饰四潘金莲外，还有马连良的张天师、马富禄的胡大炮、袁世海的包拯、江南名丑商四亮等人的四武大郎，李金鸿后面开打的武旦，多么齐整。前面开场有张云溪、张世桐的《白水滩》，此时云溪正值盛时，此剧又为其拿手杰作；倒第二是马连良、章逸云、马富禄、袁世海、马盛龙的《打渔杀家》。这样硬整的义务戏，票价再高，人们也争先恐后、趋之若鹜。
中间一天的《红鬃烈马》是李金鸿、高雪樵、张国斌、董芝兰《别窑·三打》，马连良、芙蓉草、马富禄的《鸿雁捎书赶三关》，程先生和赵培鑫的《武家坡》，梅先生和马连良、芙蓉草、孙甫亭、李四广、曹二庚的《大登殿》。这样的戏码、阵容能不轰动吗？
这次演出在上海造成极大的影响，所谓“老梅带小梅，老程带小程”成了上海戏剧圈和京剧观众中的头号新闻。我初到上海，就能与梅、程两位大师同台，真是无比荣幸。而杨畹侬本是上海梅派名票，抗战时也在四川，我们相识，此次他得入梅门，同两位大师合作，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粉墨生涯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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