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似乎對外星生命極為了解，這令我很震驚：它們建造了技術驅動的文明以及遨遊於星系間的宇宙飛船，創建了圍繞它們所在星球的能量獲取系統，並向我們發來星際問候。我們不敢肯定在未來的某一天，當它們收到我們的電臺廣播後，是否也會激動的翹首以盼我們的下一次精彩放送——但現在看來這似乎是一個可期待的賭注。
那麼，這一切我們是如何得知的呢？這些並不是通過科學發現慣用的觀察法得來的，而是因為我們覺得這樣是合乎情理的。因為我們在電影裡看到過，平時我們也是這樣想的，也就是說：當我們開始推測發達的外星人長什麼樣時，實際上我們只是在談論我們自己罷了。
對外星生命的想象和塑造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原始科幻小說，比如法國作家西拉諾·博吉拉克的《城邦與日月帝國之滑稽史》（1657）。西拉諾描述了月球的一角，那裡定居著一群巨人（像人一樣的碩大生物），它們建立了一個非常歐洲化的宮廷社會，在那裡高談闊論亞里士多德與基督神學。
從那時起，科幻小說就基本定型了。艾薩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說銀河帝國：基地七部曲、《星球大戰》以及《星際迷航》系列中的生物，其心理與行為動機都在很大程度地模擬20世紀後期的人類，儘管其外表是通身毛髮，額頭向前高高凸起。
這種映射著人類自身生活的外星文明假設於2015年9月由熒屏轉向科學雜誌。當時，耶魯大學的天文學家Tabetha Boyajian及其同事通過開普勒天文望遠鏡，發現一顆編號為KIC8462852的恆星發射出強烈的光亮，這一光亮快速波動的現象無法用任何已知的自然過程來解釋。
Boyajian認為可能是旋轉的彗星群阻礙了來自該恆星的亮光，但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Jason Wright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種極具挑戰性的可能：這種閃爍可能是外星工程師建造的龐大系統掠過恆星所致。
早在20世紀60年代，英籍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就提出了這樣的環恆星運行構造的概念。他說，任何具備足夠技術能力的文明都能夠在太空建造巨大的太陽能電池陣來滿足其自身對能量的巨大需求。儘管Wright關於可能有一顆環繞KIC8462852恆星的“戴森球”真實存在的評論很是謹慎，但是對外星文明的探測並不是悄然無聲的。不久後，便成為世界性的頭條。隨後，其他研究人員開始捕捉來自KIC8462852恆星的信息。這些研究聚焦於無線電波以及激光脈衝，就像我們所使用的信號一樣，所有這一切，就像是人類的自戀行為。
自科學家開始尋找外星生命以來，他們就一直把外星人想象成我們人類自己的形象。對其最早的論證性搜尋始於1959年一篇由物理學家朱塞佩·可可尼與菲利普·莫里森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他們認為，靠近太陽的某個恆星上存在著文明，那裡的科學技術水平要遠超於我們。這兩位科學家進一步提出，這些外星人擁有一種聯絡通道，並會在將來的某天為我們所知。這些外星信號最有可能使用的是宇宙間無處不在的無線短波，也可能包含明顯的人工信息，比如小質數的脈衝序列或簡單的運算序列。
這樣的猜想並非毫無緣由，但它只是對兩位睿智科學家提出的“我們應該怎麼辦呢？”這一問題的自證而已。可可尼與莫里森建議從我們熟悉的技術類型裡尋找熟悉的信號類型，這極大地制約了此後我們對外星人的搜尋。
今天，哈佛大學的天文學家Avi Loeb覺得搜尋外星人定居的星球大氣層中的含氯氟烴（即破壞臭氧層的CFC）的光譜特徵可能會有作用，似乎可以說明外星人擁有跟我們一樣的冰箱（或者他們只是因髮膠摩絲而抓狂）。其他科學家建議，從受光汙染的城市、“進取”號式的反物質驅動型星際飛船或者外星核戰的輻射中搜尋外星人。
而這些聽起來簡直就是在說人類自己。
一個淺顯的應對方法是：假如你要繼續找尋外星智能生命，你就得從某個地方開始。我們一直想在地球之外找尋生命，應該是與我們要探索自己生存環境的自然本能以及繁衍後代有關。如果真是如此（而且極有可能是這樣的），宇宙間所有的複雜生命都源於達爾文進化論中的物競天擇，那麼生物對外界一切都感到好奇，而且極具擴張意識，也就合情合理了。然而問題又來了：並非所有的人類社會都企圖擴張，而且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論是否會在下一個千年裡繼續成為主導力量（更不用說100萬年了），誰也說不準。
把探尋外星人建立在我們自己的衝動與發明之上，會將我們的思考框定在狹窄的範圍內。這些限制可能在可可尼與菲利普·莫里森奠定外星智慧探尋基礎之前就出現了。
1950年，意大利物理學家恩裡克· 費米就已經與他的同事就構想了那些探索宇宙的外星人的存在。假如其他生命能夠在星際間遨遊的話，那它們一定已經發現我們了，並且也來看過我們，因此費米問：“它們都到哪兒去了呢？”費米提出的悖論被當作一個論據，即宇宙中的智慧生命一定非常稀少。
外星智能研究所提供的可能性答案包括：“外星人進行過成本效益分析，認為星際旅行代價過高，並且過於危險”；也許“星系間已經城鎮化，而我們地球人類只是生活在無聊乏味的郊區”；或者，地球被作為一個孤立地帶保留下來，“供外星遊客或社會學家遊覽和參觀”。
”滑稽吧？我幾乎覺得已經認識這些外星人了。
那麼，這些失敗的想象是否意味著我們應當不再談論外星文明可能做什麼或不做什麼嗎？當然不是。能用這樣的方式推測外星文明，是在我們對於這個讓人困惑不解的宇宙有了一丁點兒感受之後，所獲得的額外的一點獎勵。但是，我們如何才能
超越唯我主義以及令人厭煩的好萊塢式的比喻呢？辦法之一就是不要過分地被科幻小說干擾。有一些科幻想象是不可思議的，但我們不要忘了這始終是在講故事，那就意味著其中有可以讓我們認同的人物和情節。那些經典科幻作品，從弗蘭克·赫伯特的《沙丘》（1965）與阿瑟·C.克拉克的《少年時代之終結》到基姆·斯坦利·羅賓森與伊恩·M.班克斯精心精心打造的未來裡，都擁有霸主、獨裁者、男女英雄、星際艦隊與帝國的出現。
戴森球本身也是明顯受到奧拉夫·斯達普萊頓的小說《星球造主》（1937）的啟發。當我們以人類為中心來講述外星文明時，我們需要提醒自己，我們僅僅是在通過失真的鏡子來看一切。這種提醒能夠使我們在思考外星生命時更加大膽，更富有想象力，同時促使我們考慮是否可能有更縝密的方式來探索其他的可能性。
只要稍加努力，我們就有可能發現更多有關於那些，可能存在但不為我們所知的外星生命的創造性想法。也許超高級生命將放棄物理世界，居住於其他維度的角落與縫隙。也許它們將分解為無實體的智能群，就像英國天文學家弗雷德·霍伊爾在1957年發表的科幻小說裡所稱的黑雲——這是罕見的科學家在小說裡進行真正創造的例子。也許超智能外星生物的生活，是我們無法理解的無聊或複雜。
又或者它們將回歸到一種更簡單的生活方式，就像庫爾特·馮內古特的小說《加拉帕戈斯群島》中懶洋洋地棲息於岩石上的長著海豹般小腦袋的人類後裔那樣。它們依然覺得放屁很好玩，儘管與我們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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