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 叶成林
抗日战争为什么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居功至伟。为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了极为广泛的接触。
割据山西的阎锡山，多次参加军阀混战，1932年2月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此时处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共多方构成的复杂矛盾之中。他认为自己处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的状态下。为了保住他在山西“独立王国”的地位，他决定采取“抗日和日”“联共反共”“拥蒋拒蒋”的方针，利用中国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并提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
中共分析了阎锡山的处境与态度变化，决定加强对他的争取工作。1935年10月，中共派张友渔等共产党员以教授身份到山西“讲学”，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阎锡山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阎锡山等军政人员，表达欲与晋军联合抗日的诚挚愿望。在信中，毛泽东表明红军为抗日虽“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的决心；告诉阎锡山等人，红军对被俘的晋军官兵一律优待；说明红军的目的在于抗日讨逆，非欲与晋军为敌，劝告他们，抗日降日，两言而决，惟贤者熟图而择之；希望双方停战议和，兄弟阋墙，共御外侮。这些信，对阎锡山等人触动很大。
1936年夏秋，由于日、伪军向察绥进逼，直接威胁到阎锡山统治的晋绥地区的安全。加之《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发表，表明国共两党中央关系正在变化。阎锡山权衡利弊，思忖再三，确立了“守土抗战”方针。
1936年秋，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刘少奇说：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为了推动动摇中的阎锡山真正走向进步，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薄一波、杨献珍等5人组成专门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委员会。
1936年10月，薄一波接受阎锡山邀请回到太原。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我很快同阎锡山见了面，寒喧几句之后，我说山西当局对我是有通缉令的。阎当即表示通缉令取消，这次是请你回来。我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有几件事，用家乡话来说，“先小人，后君子”，说清楚才好共事。阎说，以后是自家人了，有话好说。我提出三点要求，阎一一表示同意。从此，我们逐步与阎形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阎锡山明知我们是有党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而阎正是想利用一些共产党员帮他完成所谓“保晋大业”，即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利益。我们也明知，阎锡山不会根本改变他对共产党的立场，他不会同我们真正走一条路，同他的合作只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走到一起的暂时同盟。
朱德与阎锡山
此后，薄一波按照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接办并改组了牺盟会。阎锡山仍任会长，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改组后的牺盟会虽然戴着山西的“帽子”，打着阎锡山的“招牌”，但领导权完全掌握在中共手里，是中共直接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这时，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局的汇报，提出“共组北方联合战线”的口号，决定派红军高级将领赴晋绥直接谈判。11月12日，彭雪枫抵太原。在与阎密谈中，彭雪枫针对阎怕联共丧失地盘和政权的顾虑，首先表明中共的合作诚意和态度，说明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只有在取得双方正式谅解后，红军才依约进入协定地区，担任一定防线，并服从统一指挥，以全力为友军之助，不妨碍友军及其后方的安全秩序，不干涉地方行政事务。这使阎锡山进一步消除了顾虑，达成三项协议：
（一）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机关，梁化之为阎锡山方面唯一的谈判代表和联络人员，共同商讨联合抗日等重要问题；
（二）建立彭雪枫与陕北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的联络通讯渠道，由阎方签发护照给中共代表的交通人员，并保证其安全来往于晋陕之间；
（三）同意彭雪枫在太原建立秘密电台，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令彭雪枫主持办事处工作，公开身份是上海某公司副经理，办事处对外称“彭公馆”。
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合影
11月初与12月初，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分别派山西籍共产党员南汉宸、王世英到太原与阎锡山进一步会谈。毛泽东指示王世英就三项条件与阎锡山谈判：
（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前线，划给一定阵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
（二）红军服从阎的统一指挥，不干涉晋绥行政；
（三）红军派代表住晋阎绥傅（作义）处，以资联络。双方经协商就上述问题达成协议。
1936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对阎主张反对内战、“共维大局”表示钦佩，并望阎在南京、西安间“出以有力之调停”；同时与阎商量“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以求对国事发言更有力。这样，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的联合，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大原则，直至一系列问题都已取得解决或正在解决之中。
中共在同阎锡山的合作，为国共全面合作，特别是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章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略有删改）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
《第二次国共合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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