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成都沿袭旧制，仍为道、省、府、县四级治所，四川军政府直接负责成都城市管理及地方事务。1912年4月，袁世凯于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削减地方势力，1912年底，下令裁撤道制，以府、厅、州直隶省政，成都不再隶属川西道，而以四川省成都府辖之。
1913 年北京政府又再次通令废府、州、厅，改设道，以道辖县。四川被划分为川西、上川南、下 川南、川北、川东和边东、边西七道，成都县和华阳县隶属于川西道，由此形成省、道、县 三级行政区划。
1916年护国战争后，四川形成军阀混战局面，形成防区制，大小军阀在各防区总揽军政大权，原来的地方行政建制渐失其效。成都城区仍由成华（成都、华阳）两县共治，“关于公共有关事宜，特设城议会会商处理”。但成华城议事会，仅为名义上的法人团体，既无经费，也无实权，在军阀混战时期，成华城议事会对成都的管理根本无能为力，成都急需一个新的市政机构，以应对纷乱复杂的城市社会。
民国建立之初，成都城区分属成都、华阳两县。东门、南门为华阳县属， 西门、北门为成都县属。
两县在城内分界：成都县南自少城小南街、君平街、陕西街、贡院街、状元街、西丁字街，与华阳交界；南自青石桥街直上南暑袜街、北暑袜街，至喇嘛寺止，以街心分界，城西半部为成都县，东半部为华阳县。
城外分界：成都县西自金水河直下望仙桥交华阳界，西南至温江县界20里，西至郫县县界30里，西北在新繁县界40里，北至新都县界30里；华阳县东由大面铺至简阳县界40里，南至簇桥交双流县界20里，又南至莲花坝85里交彭山县界，东南至简阳县界40里，又东南至秦皇寺70里交仁寿县界，西南至双流县界25里。
两县所管辖场镇：成都县属有驷马桥、天回镇、三河场、金泉铺、青龙场、崇义桥、两路口、太平场、复兴场、青羊场、苏坡桥、马家场，共计12个场镇。华阳县属有得胜场、保和场、石羊场、白家场、华兴场、永丰场、望仙场、文星场、双华场、中和场、三圣场、 新兴场、中兴场、正兴场、义兴场、黄龙场、永安场、全兴场、万兴场、世兴场、黄龙溪、 顺河场、永兴场、大林场、三星场、廉义场、复兴场、合江场、太平场、白沙场、兴隆场、 万安场、回龙场、西河场、大面铺、隆兴场、仁和场、同兴场，共计38个场镇。
民国成都地图
1921年，四川省会警察厅与成华城议事会联合呈报省会各军联合办事处，拟请筹办成都市政，旋经批准立案，设四川成都市政筹备处，并由成都卫戍总司令刘成勋委任省会警察厅厅长王暨英为筹备处处长，成华城议事会总董苏兆奎为副处长。是年6月5日，成都市政筹备处成立，下设总务、文牍、法治、会计、调查、庶务6科，每科设正副主任1员，由警察厅及成华城议事会各调职员1名兼任，开办经费也由警察厅和成华城议事会平均分担。
1922年3月9日，成都市政筹备处改名为成都市政公所， 拟就《市政公所组织大纲》，经四川省长公署批准颁布。成都开始以“市”相称，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刘湘委任成都卫戍总司令刘成勋兼任成都市政公所督办，王暨英任坐办，苏兆奎任会办。成都、华阳两县不再管辖城区，城区除治安由警察厅负责外，其余事务则由市政公所管理。成都初步从城乡合治的传统行政网络中脱离出来，开始实行城市自治。
市政公所成立之初，城区内成、华两县所辖区域合二为一，由成都市政公所管理。其管辖范围为成都市全部区域，暂以省会警察区范围为准。时成都、华阳两县县治仍在城内，但却只能管辖城外的区域，无权过问城内区域的行政事务。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各地纷纷进行市政改革，然形式和内容不一。为统一市制，1921 年，北京中央政府先后颁布《市自治制》和《市自治制施行细则》。新公布的市制规定市为区域性自治团体，拥有法人团体的自治权力，从而初步确立了市的地位和作用。市分特别市和普通市，市设自治会为决议机关，设自治公所为执行机关，特别市设参事会为执行辅助机关。
1923年1月10日，四川省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自治章程，规定：“县以内工商荟萃之地人口满1万以上者为市，市之人口满30万以上者称为特别市，直接受省之监督。”成都因是省会，人口也超过30万人，故享有特别市待遇。
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特别市组织法》 和《市组织法》。9月，成都市政公所改组为成都市政府，属省辖市。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废止原颁的《特别市组织法》、《市组织法》，另行制定《市组织法》。成都市政府根据该法进行改革，基本形成了近代城市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
部分资料来源：《成都通史》卷七(民国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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