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很多人都很熟悉，也有很多人会很自豪，因为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的哲学基础，或者更准确的说，“天人合一”是儒家的形而上学基础。

但是，今天我们将跟着熊逸老师的思路，看看西方的这个学派，是如何在“天人合一”方面，走得更远，远得让中国人只能望其项背。

恶从何而来？

二元论与一元论这种问题，无论在东方和西方都属于源远流长的经典问题，它的最简化的形式就是“恶从何而来”。

中国儒家传统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善的，但“性相近，习相远”，善良的人在不良环境里沾染了不同程度的恶习。要想劝人向善，必须树立好榜样。

这种看法既很符合常识，也很让人爱听。后来的程朱理学，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这对概念，前者是善的来源，后者是恶的来源，这就是性善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家认为，人性本恶，要想劝人向善就必须依靠赏罚手段，做好事有甜头，做坏事吃苦头，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

这种观点很不中听，但在实践中特别管用。

20世纪的心理学盛行过所谓行为主义，认为用即时的奖惩反馈，就可以随心所以地塑造人的性格和社会的风气。

法家也好，行为主义也好，基本依据都是条件反射原理。

但是，上边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善恶二元论。

我们可以看一个更简单的例子：

摩尼教就是很典型的一种善恶二元论的宗教，认为宇宙有光明和黑暗两大势力不断斗争，善来自光明，恶来自黑暗。

但从本质上说，光明的缺失状态是黑暗，但不能反过来说黑暗的缺失状态就是光明。既然如此的话，光明和黑暗的二元对立也就不存在了。

善恶关系也是一样的，恶并不是和善对立的一种实质，而仅仅是善的缺失。

圣奥古斯丁当年就是通过这样的分析成功批驳了摩尼教的教义，为基督教的上帝正了名。于是大家知道，上帝创造的世界果然没有一丁点恶的成分。

你也可以把“恶”理解为“缺点”。所谓缺点，顾名思义，缺了一点。只要把缺的这一点补上，缺点就不再是缺点了，正如把缺失的光明补上，黑暗就不再黑暗了。

我们很有必要对语言的模糊性抱持高度的敏感，以免掉进各种语词陷阱。比如中国传统里爱讲阴阳关系，辩证法爱讲凡事都有两面性，但真的都可以这样分析吗？

简单举几个例子：河水的北岸和南岸，你的朋友和敌人，这确实构成阴阳关系，但白天和黑夜，你可以从现象上说它们是阴阳关系，但本质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沉思录》与斯多葛主义

还有一种解题思路，是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着眼的，范本就是从古希腊一直流行到今天的斯多葛主义哲学。

即便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你至少也会知道近几年有一本很走红的书，古罗马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

《沉思录》就是斯多葛主义的一部经典。

西提翁的芝诺开创了斯多葛主义，这种哲学表现在人生观上，关键词一共有四个，分别是冷静、隐忍、重视美德，轻视物质享受。

用《沉思录》的话说：“在任何时候都要依赖理性，而不依赖任何别的东西，懂得在失去爱子和久病缠身的剧痛中镇定如常。”

你可以假想一下，如果你遭受迫害，财产被剥夺一空，妻离子散，每天都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承受严刑拷打，你会怎么办呢？

普通人要么精神崩溃，要么怨天尤人，但如果你是一名斯多葛主义者，首先就会运用理性，想到无论精神崩溃还是怨天尤人都不会对改善目前的处境有任何帮助，所以你应该镇定如常。

然后你还会想到，你没理由仇恨这些害你的人，因为他们能伤害到的只是你的肉体和财富，而肉体和财富一点都不重要。美德才是唯一的善，是你唯一应当珍视的东西，而逆境非但不会伤害美德，反而有助于美德的培养。

然后你还要继续运用理性，绝不可以感情用事，你要想到这等残酷的境遇虽然就事论事来看是件坏事，但一名斯多葛主义者是不会就事论事的，他只应该从宇宙的宏观视角来看待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情，于是总会发现一切局部的坏事都是整体当中的必要一环，所以根本就不算坏事。

仅仅坚韧不拔、重视美德并不是斯多葛主义者的独有特点，其他人出于气节、尊严、爱国主义等等缘故也可以做到这些。全局观才是斯多葛主义的真正特色所在。

但如果你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想知道这种全局观是如何成立的，那就会触及斯多葛主义的形而上学了。

缺乏形而上学基础的人生哲学都是空中楼阁，禁不起推敲和追问。

比如孔孟之道就没有形而上学基础，所有后来才有了朱熹搞出一套天理系统，补上了这个基础。

《圣经》也没有形而上学基础，所以后来才有了那么多的神学家发明各种神学体系。

佛教生来就有形而上学基础，所以一路斩将夺旗，一度让儒家招架乏力。

道教是个反例，形而上学基础一直没能发展出来，所以道教始终都没有跳出方术的圈子，发展走势和前边那几家很不一样。

当你看清了这一点，就更容易钦佩王国维年轻时代给自己选择的学术路线了。虽然说在他那个时候，时代的大格局已经变了，但他的思路无论如何都是难能可贵的。

为什么局部的恶放进整体来看之后就不再是恶了？这就需要一套精密的形而上学来解释了。

先讲一个发生在古代中国的故事：

燕国太子想请荆轲刺杀秦王，所以无论荆轲喜欢什么，他都想方设法搞到什么。

某天荆轲夸赞一名少女的手长得美，没多久太子就派人送来一个托盘，里边摆着一双刚刚切下来的纤纤玉手。

这个场面有点惊悚，只要荆轲还是一个正常人的话，只应该觉得恶心。

一双美丽的手只有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才是美的，一旦切下来单独看，再美的手也会立刻变丑。

反过来想，如果荆轲觉得这名少女哪里都美，只有手不够美，但切掉这双手非但不能使少女变得完美，反而会让她整个人都不美了。

如果我们相信世界是神创的，神是伟大的，就不难想到世界应该是一个完善的整体，我们之所以看到许多丑恶，只因为我们的眼光太短浅，缺乏神一样的全局观。

斯多葛主义者有一种很独到的神学，他们相信神并不是某个高踞于世界之上的白胡子老头，而是宇宙的灵魂，所以，无论我们每个人也好，还是一草一木也好，或多或少都分有了神的一部分。

或者说，宇宙是一个庞大的活物，万事万物都是这个活物身上的某个器官或者某个细胞。那么，作为器官或细胞的人，正确的生活方向当然就是和宇宙的灵魂保持一致。

说到这里，你应该就能看出来了，斯多葛主义者在“天人合一”的征途上走得比中国人还远。

在《沉思录》里，奥勒留皇帝通过洗澡来阐述生活的真谛：

“在你洗澡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油腻、污垢和脏水，通通让人恶心，但你应该想到生命的每一部分和万事万物都是这样。”

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丑恶事物也就容易接受了。

至于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这些都有什么所谓呢？

用《沉思录》的话说，只要你不把它们当成丑恶就可以了，让灵魂坚持它自己的安宁与平静，而这正是你的灵魂完全力所能及的事情。

将斯多葛主义进行到底

但是，你应该已经发现了，斯多葛主义是一种实用性很强却很难自圆其说的哲学。

如果丑恶仅仅源于短浅目光之下的错觉，那么我们还该不该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呢？

如果对加诸自身的残暴与不公逆来顺受是一种美德的话，那么对加诸别人身上的残暴与不公冷眼旁观，甚至去规劝那些受侮辱与损害的人改变心态，积极迎接更残酷的命运，这应该也是一种美德才对，而且这是斯多葛主义者唯一可行的善举。

至于扶危济困、救死扶伤、修桥补路，这些都不算善举，因为前边讲过，在这种哲学里，肉体和财富一点都不重要，美德才是唯一的善。

如果你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遇到了卖火柴的小女孩，让她吃饱穿暖都不会增进你的美德，除非你给她讲清楚“正确的”人生观，让她明白挨冻受饿并不是坏事，也不是她自己可以掌控的事，她只应该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在人生态度的选择上，保持灵魂的宁静，喜悦但不能喜形于色地仰起头，迎接死神的镰刀。

所以我们不难看到，斯多葛主义者就像庄子的信徒一样，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秉持逻辑一贯性。

但是，只要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再把形而上学和人生哲学的部分拆开来单独看，就会发现斯多葛主义的特殊魅力。

如果你是一名领导人，像马可·奥勒留那样，你会懂得你的团队里不必都是人才，各种庸才、蠢材，甚至奴才同样必不可少。你在局部视野下深恶痛绝的人和事在全局视野下马上就会变得顺眼起来。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在升迁之后，尤其是连升三级之后，并没有做出他们原先预想中的兴利除弊的动作。

你本该负有责任的各种大事件，比如奥勒留皇帝所面对的自然灾害、外敌入侵一类的没完没了的烦心事，既然在全局视野下一定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也就没必要耿耿于怀了。

再说，一切灾害都只会伤及人的健康、生命和财富这等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对于美德这个唯一重要的事物，它们非但无法伤及，反而有着难得的砥砺之功。

而那些沉沦在社会底层，除了镣铐便一无所有的人，只有心态才是他们唯一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的东西。

在绝望的境遇里，一个人必须学会依靠想像力来创造希望与慰藉，否则就没机会撑到明天。

如此，上至帝王，下至奴隶，都可以从斯多葛主义里边得到希望和慰藉。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斯多葛学派的风云人物里边，既有奥勒留这位真正的帝王，也有爱比克泰德这位真正的奴隶。

他们似乎各是自己所在阶级的代言人，但他们竟然以同样程度的真诚信奉并传播着同样一种学说，让人完全看不出阶级对立的痕迹。

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斯多葛主义也确实道出了某种真理。

在王阳明所谓的“意之动”发起之前，世界上确实无善无恶。

狮子捕食羚羊，我们不会说狮子是坏蛋。大猩猩会在篡位之后杀光所有幼崽，还会集体追杀敌对阵营里的同类，但也不会被贴上魔鬼的标签。

人与人之间才有善恶可言，但此时此地的善举又往往在彼时彼地被视为恶行。

那么，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斯多葛主义和阳明心学有什么相通之处呢？这是我们下一次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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