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1 大泽乡起义，陈胜是登封人，吴广是太康人，押解官是登封人，去守密云边疆，怎么会拐到宿州起义？

孤独的机器人

历史人物必有对手，否则难以成史；书写历史必有参照，否则难以下笔。即使没有秦末的动荡，贵族仍然世袭，如项羽这般具有强大势力的贵族家庭，刘邦没有对手能当上皇帝？就有可能永远只是个亭长；如周文王、周武王，没有商纣王的衬托，也就不会受人那么的敬仰。

但是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却把这一切给颠覆了。公元前209年，秦朝廷征发闾左的贫苦农民九百人，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南）为连日的大雨所阻，七月汛期、霪雨霏霏，不能如期到达密云。按照秦朝律法，戍卒徭役不按期报到，就要被斩首。

诈以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之名，登高的这么一呼，各地纷纷举起反秦的义旗，秦嘉、朱鸡石于淮北，项梁、项羽于吴县，连个不起眼的刘邦也跟在陈胜的后边，集合了一帮兄弟，加入了时代的大潮，很快形成了以陈胜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战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为坛而盟，祭以尉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就此拉开。

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鼓舞了千百万劳苦人民起来反抗秦王朝残暴的统治，也为后来项羽和刘邦灭秦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今，当年陈胜垒土筑台用作练兵的涉故台，以及农民起义遗址、雪花公主墓、鱼骨堆、篝火狐鸣处、鱼腹湾等仍然风骨犹存在安徽宿州的大泽乡镇。

失败后的陈胜便经下城父（今安徽亳州）向东退却，至阳城一带，被庄贾杀死。有人不竟要问，陈胜当年为什么不直接往东北去密云西南，反而舍近求远、往东南走，拐到曾是芦苇丛生、野草遍地的地势低洼的一片荒原泥沼的泽国水乡宿州南？如果是道路不通，那秦始皇去泰山封禅，为何能从咸阳经山西、河北直通山东的驿道？

或者说，生于宿州南的陈胜是事先精心策划过的，这些出身于楚地的农民，苦秦已久矣，而闾左，就是复除之人，即是身罹亡命之罪而被谪戍。但是，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陈胜本人，我们还没有谁能跳出司马迁的史学传统，那种没有爱恨语言的爱恨，给了读者以独立思考的空间；我们只能根据一些资料，去不断的解释、解释、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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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陈胜是颍川郡阳城县人（今河南省登封市），吴广是淮阳郡阳夏县人（今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他们一行九百人被朝廷征发去渔阳郡的边关戍守，渔阳郡的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区。按照常理陈胜等人应该一路向北到达渔阳，然而他们起义的地点蕲县大泽乡却在登封、太康东南几百里外安徽宿州（登封离宿州直线距离700多里，太康离宿州直线距离400多里），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奇怪的南辕北辙式的走法呢？

这就要从陈胜他们的身份来分析了，《史记》记载陈胜、吴广是“闾左”，贾谊在《过秦论》中讲他们是“迁徙之徒”，由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陈胜、吴广其实是在外地打工的人。因而当被征发去渔阳戍守的时候，他们并不在家乡，而正在宿州或者更南的地方打工。这样的话，行走的路线也就不奇怪了。

陈胜的家乡登封，战国时候属于韩国，当地人口稠密，生存压力巨大。《商君书·徕民篇》云：“韩地土狭民众，其土不足以生其民”，因此陈胜外出打工也在情理之中。《史记·陈涉世家》记载他帮别人耕田，看起来陈胜的身份是可能近似于以前的“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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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陈胜故里考证

陈胜大泽乡农民起义

（作者：赵辉） 对于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著名人物—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历史对他的评价、赞誉很多，对他的故事每个中国人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其经典名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影响了中国两千二百多年。对于陈胜的故里的争论，也困扰了后世的历代学者，至今没有定论。

正是陈胜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使得陈胜故里的争论一直存在，让芸芸大众不明就里，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的正确理解

在关于陈胜故里阳城的争论中，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中的“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的叙述，形成登封阳城、方城阳城、商水阳城、安徽阳城四种学说。其中安徽阳城学说虽是最晚形成、且最被人们忽视，但这一学说却是更具说服力。

根据笔者对陈胜领导的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地点大泽乡周边地理环境的了解和相关历史记载的解读，希望能解开这个千年历史之谜。

第一节

因司马迁《史记》简单的“阳城”记述，形成以历史阳城为主要依据的四种学说如下：

1、三国时学者韦昭和唐代学者司马贞、张守节等为代表的“登封说”。司马贞《索引》引韦昭云：“阳城属颍川郡。”大致在今天的登封附近，范文澜、吕振羽等支持此说。

2、“方城说”赞成者的代表是谭其骧，谭先生在《陈胜乡里阳城考》一文中，主张陈胜故里应该在今天河南方城县境内。

3、“商水说”的支持者主要有郭沫若、周予同等人，根据唐人颜师古在班固《汉书·陈胜传》注中的说法，推断阳城应属汝南郡，故治在今河南商水县境内。

4、安徽阳城说，依据《大明一统志》凤阳府古迹条下记载：“阳城，在宿州南，秦县，陈胜生于此。”；清光绪年间的《宿县志》记载：“阳城，古地，在州东南，与蕲近。”；安徽省怀远县双桥镇古阳村的阳城遗址。

笔者现将四处阳城位置及陈胜起义地点大泽乡和大泽乡至北京密云方向线，在地图上标识如下：

四地阳城与大泽乡、目的地关系图

从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徽怀远阳城距离大泽乡最近，直线距离只有32公里，并且在大泽乡至北京密云的行进路线的南方，符合九百屯田戍边农民前往北京的方位。这九百徒手徒步的农民前往北京密云，从时间要求的紧迫性和行走距离最短的要求，从怀远阳城附近出发就必然要经过大泽乡。

而商水阳城在大泽乡的正西方，直线距离有230公里，对于九百人急急赶往北京的徒步队伍来说，是完全是不可能绕路东行，因为对这九百人来说，任何增加路程和耽误时间的行为和举措都是在威胁自己的生命。

安徽阳城和商水阳城与目的地北京关系图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商水阳城和大泽乡旁的怀远阳城至北京密云的直线距离都为785公里左右，对秦政府和九百人的队伍来说，商水阳城的队伍是不可能绕道东行230公里至大泽乡的，而登封阳城和方城阳城就更不可能了。因此，从九百人的徒步屯田戍边队伍的行进方向和路程来分析论证，都完全可以排除陈胜和九百人来自登封阳城、方城阳城和商水阳城。

但商水阳城学说中，还有一个看似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史记》里，赵高污蔑李斯时曾说：“楚盗陈胜等，皆是丞相傍县之子(《史记·李斯传》)。”李斯是上蔡人，和上蔡“傍县”的，也就是商水了。登封与上蔡之间隔了禹州、襄城等地，而方城和上蔡之间隔了遂平，也不能说是“傍县”，至于安徽怀远，隔得更远。而商水距上蔡故城不过20多公里，从地理位置来看更符合“傍县”之说。对于这条论据，笔者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史记》中记载赵高污蔑李斯的话，没有一点问题，观点的陈述也没有问题。问题在赵高污蔑李斯说这句话的时间，是在陈胜在拿下陈县后，得到陈县当地三老、豪杰的支持，建立了“张楚”政权“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形成具有一定组织、有相当号召力的反秦势力后。没有上蔡傍县陈县民众的支持，陈胜也就是有几万人的流寇，而得到陈县三老和豪杰的扶持，陈胜才建立了张楚政权和秦政府对抗。因此，赵高说“楚盗陈胜等，皆是丞相傍县之子”一点没有问题，“楚盗陈胜等”是特指以陈胜为领袖的张楚国的陈县三老和豪杰，而非特指陈胜本人为上蔡傍县人。

第二节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两条记述，是可以直接说明陈胜的故里是在安徽省怀远县区域的：

1、“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也就是说十二月，陈胜兵败退到阜阳，继而退守还乡至涡阳县境时，其马车夫庄贾杀了陈胜投降了秦军。“还至”只能理解为返回以前生活的地方，“至”只能理解为行军途中。从司马迁此句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陈胜从张楚的国都陈县往东先退到阜阳，再继续退守至涡阳时被杀。怀远阳城在涡阳东偏南70公里，陈胜如果不被杀，陈胜将继续向东退守。

2、“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解释为陈胜故里涓人将军吕臣重组农民军，起兵于安徽界首，攻下陈县，杀了庄贾，复立陈县为张楚国都。也就是说涓人吕臣为陈胜的故乡人，应是距离陈胜故里阳城不远的地方。

“涓”在什么地方呢？《水经注·阴沟水》记载：“北肥水出山柔县西北泽薮，东南流，左右翼佩，数源异出同归，盖微脉涓注耳。”也就是说北淝水流域也许就是古涓地（此作为线索，不做为定论）。

《左传·昭公六年》:"令尹 子荡 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 。" 杜预注:" 乾溪在谯国城父县南，楚东竟。"也就是乾溪在涡阳县附近。《史记-楚世家》:"楚灵王乐乾溪，不能去也"。《国语》吴语—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记载：楚灵王“王亲独行，屏营仿偟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见其涓人畴。”也就是说，楚灵王在乾溪（涡阳境内）乐而忘返，军队在乾溪叛乱，楚灵王仓皇独自一人逃出乾溪，三天后才遇到涓人畴，说明“涓人”为涡阳周边地域的人士，距离在涡阳三天的行程内，安徽怀远县当属这个区域。

第三节

《大明一统志》凤阳府古迹条下记载：“阳城，在宿州南，秦县，陈胜生于此。”也非常明确地记载陈胜生于此。对此观点，要更具说服力，还需要补充更多的证据。

安徽省怀远县的阳城位于双桥集镇的古阳村，地处宿州之南，明嘉靖《宿州志》卷之七《古迹志》载：“阳城，在州之南，秦县。陈胜生于此。”清光绪《凤阳府志》卷之十五《古迹考》载：“阳城在宿州南，秦置县，陈胜生于此。魏时县废。”双桥集镇古阳城位于宿州市与怀远县交界处，原属宿州，又地处宿州之南，直线距离陈胜、吴广起义的蕲县大泽乡不过32公里。现笔者对这一观点详细加以论述。

在历代所有的关于陈胜的论述中，虽说他是农民起义领袖，但他的农民身份还是无意被弱化了，司马迁的作《史记》也把他提高到王侯将相的行列，这无疑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笔者必须从他的农民身份入手，才能破解陈胜的故里之谜。

陈胜的身份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标准的一个农民工，在领导农民起义之前，只是一个带领九百人前往边塞屯田的屯长，但这并不影响陈胜的英雄身份，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陈胜做为一个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四处给别人干农活养家糊口。这就决定了他的活动范围是极小的，周边几个村庄的农活已经可以让他一年四季穷于应付，也不需要远足去较远的地方谋生。但他雇农的身份，也会让他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周边村庄的雇农与雇主接触比较多，和他们也比较熟悉，“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正是对此的描述。

陈胜接触的雇农比较多，并有一定的沟通能力与号召力。当秦政府下达征调民工前往北京密云屯田戍边时，陈胜就此成为本地戍边民工的召集人和领头人。因此笔者认为，以陈胜为屯长的这九百民工，当为他的雇农工友、乡里乡亲；他们在秦暴政的淫威下，不得不离井别乡，前往八百公里外的塞外边陲屯田戍边，并且十之六七将不可能再安全返回故乡。可以说，他们在出发之时，每个人都是走向死亡，毫无生还希望。在这种背景下，行走到了不远的大泽乡，发动起义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怀远阳城、陈集镇与大泽乡位置图

笔者将大泽乡与北京密云连一直线并向南延伸，将经过怀远县陈集镇和古城镇。古城镇为春秋向国向城故址，为淝河的重要渡口与关隘，汉朝在此又重新设立了向县，镇守这个重要的渡口。说明秦末向城仍为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控制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交通咽喉。此时，向城已经被废，西北方30公里双桥镇的古阳城，当为怀远县境内的县所。司马迁在作《史记》时，怀远境内的民众皆为阳城人。汉朝重新始立向县，双桥镇的阳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怀远阳城因陈胜而闻名，陈胜因阳城而得以寻回故里。

陈胜故里阳城，位于春秋向国向城的西北方30公里，阳城距离正东向的陈集镇不到20公里，陈集镇距离大泽乡不超过30公里，阳城距离大泽乡直线距离不过32公里。在以陈胜为屯长的这九百人的屯边农民，当为在阳城县本地强招强募，必须要完成的指标；也就是说这九百人大部分为陈胜的阳城同乡雇农。这九百人徒步的民工队伍前往北京密云，为了节省时间和缩短路程，只能直线正北前往北京密云，而不可能曲线步行行走。这也是这九百人的步行队伍，明知前方是大泽乡，也知道大泽乡河流多，道路难行，而仍然前行的原因。

在司马迁作《史记》时，给陈胜加了个“字涉”，并立传“陈涉世家”。对于涉字，笔者认为完全是后人对陈胜的尊敬而添加的。一般百姓是只有名而无字，“涉”的意思就是跋山涉水、步行的意思，完全是为了切合陈胜领导的大泽乡农民起义，为了《史记》的行文的规范和对陈胜的尊敬。

陈胜所带领的这九百人的戍边民工，之所以能冒险起义，后世学者重点强调暴雨引起道路不通而耽误行程必斩的因素，但另一种因素更关键，决定了九百人起义的必然。“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也就是说这九百人屯田戍边，能活着回来的，和家乡亲人团聚的，将是很少一部分人，绝大部分人和家乡亲人都是永别，这决定了每向前一步都是走向死亡。在离开家乡的地界，这种生离死别的伤悲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景下，九百人对于同乡屯长陈胜的振臂一呼才能勇于响应、赴死不悔。

陈胜农民起义进攻与退守线路图

在农民起义队伍的进攻秦王朝的线路中，攻下大泽乡、蕲县后是一路向西北进攻，避开了西面的怀远阳城，避勉了家乡的战事，也使得阳城没有出现在“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的名单之中。这样做有两种好处：一可以避免乡里乡亲的厮杀，毕竟他们的目标是秦王朝；二可以避免九百人回乡后军心动摇，当战事不利时，也可以退守故里。

如果说阳城为陈胜故里当时的县所，那阳城东20公里的陈集镇，现在一个普通的乡村，也许就是陈胜曾经生活劳动的地方，可能是陈胜在故里留下的微小痕迹。

总结

综上所述，大泽乡正南方的怀远县境，不仅是陈胜的故里，而且是这九百屯田戍边民工的家乡，司马迁所记载的阳城，也就只能是安徽省怀远县境内的阳城。只有这个区域的农民，才能和这九百征调民工与陈胜产生必然的联系。在陈胜故里的问题上，只有以农民身份起义，距离大泽乡30公里处的怀远县阳城，才是最具说服力的。

夏朝与诗经研究

大泽乡不唯一，中国上下五千年，时代在变，地名也在变。当时水利设施差，到处是水网稻田地，湿地遍布，大泽乡是一个大泽周边村落集合体，不是现在基层行政单位“乡”，全国中东部每个郡县都有好多，所以叫大泽乡的地方太多了，就像现在的大河乡或X河村之类的，不是唯一的，黄河经常改道，每改道一次，就造出无数个“大泽乡”，作者把它固化为安徽某地，整个都有点不好玩了。如“郑国”，原来在河南陕西交界，后来在今天郑州附近；如“亳”地，曾为商朝国都，最先在河南商丘附近，现在安徽亳州，差老远了；再如“应天”，早在河南商丘，后改到江苏南京，远不远啊？直到现在，汉江还有两条，一个是长江支流，一个在大韩民国。

拳拳到柔

颍川阳城说又称登封阳城说。其说是三国史学家韦昭首先提出的。他在为《汉书·陈胜传》作注时，指出阳城属颍川郡。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为陈涉阳城人作注时明确指出：“即河南阳城县也。”宋代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陈胜阳城人下注：“《史记正义》曰即河南阳城县。《班志》：属颍川郡。”明嘉靖《登封县志》纂修者亦把陈胜作为本县人立传入先哲志。传云：“陈胜，少与人耕……秦二世元年，乃立为楚王，都于陈。”清人顺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及齐召南《官本汉书考证》皆主其说。

这个阳城，在战国、秦、汉为县。古本《竹书纪年》载：“禹居阳城。”《世本居篇》：“禹都阳城。”韦昭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它的具体位置，前人也有过详实的考证。唐地理学家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河南府载：告成县，“本汉阳城县，属颍川郡，因阳城山为名。后魏置阳城郡……万岁登封元年，则天因封中岳，改名告成。”1971年在河南新郑城关白庙范村北出土的战国铜器铭文上有阳城地名，说明韩国在此设立有县令。汉代《嵩岳少室阙铭》上有：“郡阳城县。”说明汉时阳城仍为县。此阳城的今地在河南登封市告成镇。这是确定此阳城为陈胜籍里的主要依据。这一说法，为近人所采纳，并且写进新编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此说提出疑义。就其提出否定的理由来看，主要有三条：其一，这个阳城，属颍川郡，不属楚国。与陈胜楚人的记载不相符合。其二，这个阳城不是上蔡之旁县。所谓颍川郡之阳城，地在今登封县告城。杜佑《通典》载：“河南府告成县，汉阳城旧县，因阳城山为名。武太后土封中岳，故改曰告成。”它位于上蔡县之西部，二县相距不下三百余里，相隔郾县、定陵、襄城、颍阳、阳翟五县。其三，这个阳城属颍川郡，位于洛阳南部，且邻近洛阳。当时经由洛阳北上的交通干线已经开通。作为颍川郡的戌卒北上渔阳戌边，在行程上理应经过洛阳北上，不必要先南行，再而东，经过泗州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寺坡乡刘村集），特别是在时间相当紧迫的情况下，作出绕上这么大的一个弯的选择，不合情理。

这些质疑，应当说是有分析的。然而，这些质疑，尚构不成否定陈胜籍贯阳城是在河南登封境内的证据。其所以如此，就在于这些质疑本身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了辨明是非，兹作如下剖析：

所谓登封之阳城从未归属于楚国，这是否定陈胜是登封阳城人的主要依据。实际上，这个阳城所在地的归属，在春秋战国时期，几经变化。在一些史籍中，记其沿革时，包括专门言及登封沿革的专著，亦多是言其梗概。明人傅梅所撰《嵩书》是一部专门记载登封沿革的专著。书中载：中岳嵩山 ，“夏为王畿，周为东都近地。平王东迁郑取之，乃属郑。战国灭韩，郑遂属韩。秦属三川郡。前汉为颍阳、阳城、嵩高三县，俱属颍川郡。后汉因之。省嵩高入阳城。三国属魏。晋为阳城县，属河南郡。西魏为阳城、颍阳、堙阳、康成县，属阳城郡。东魏为颍阳、堙阳县，属中川郡。后周为嵩阳县，属河南郡。隋为嵩阳、阳城县，属河南郡。”登封元年，将封嵩山，更名嵩阳为登封县，阳城为告成县。又谓：“告成镇，在登封县东三十里，即古阳城县旧治。至唐武后因封禅同岳，始改名告成镇。告成者，告成功也。”

然而，仔细查核，此阳城所在地，在战国末年，一度确为楚国所据有。《史记·韩世家》谓宣惠王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史记·楚世家》载：“悼王九年，伐韩取负黍。”这两条记载，明确说明楚国占据了负黍。负黍地在何处？《太平御览》载：“《郡国志》云：少室山，一名黍室山。负黍城在南，故因山以名城也。”《读史方舆纪要》载：“负黍聚，在故阳城县西南二十七里。世谓之黄城。”刘文祺《楚汉诸侯疆域志》颍川郡载：项羽所王九郡之一的颍川郡内实十县：阳翟、颍阳、定陵、长社、襄城、郏、颍阴、宗高、父城、阳城。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亦载：颍川郡，“当云故秦郡。楚汉之际为韩国，仍属楚国。高帝二年十一月，复为韩国，属汉。六年为郡。十一年属淮阳国，见《本纪》。”以上诸记，清楚说明在秦汉之际，阳城县为颍川郡之属县，而颍川郡一度为楚国所有，是证楚国在一个时期内确实据有这个阳城县地。既然如此，说这个阳城曾隶属于楚，称这里的人是楚民，称阳城人陈胜起义者为楚盗，也不能说毫无根据。

所谓取道大泽乡北行与登封阳城人相矛盾，是否定登封阳城人说的又一论据。如上所述，这个问题的提出，忽视了陈胜和吴广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们二人是带领戌卒北上赴渔阳的屯长，而非一般戌卒。屯长地位虽然不高，可也属于朝廷命官。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作为屯长，本人不在本地任职，也是正常现象。他们带领戌卒前往渔阳，途经蕲县大泽乡，是奉命行事的，不是自己任意选择的行军路线。这与他原籍在什么地方，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率众举义，与其籍贯所在地，同样也没有因果关系。

所谓登封阳城距李斯家居的上蔡较远，这则是事实。的确，将登封阳城的陈胜说成是上蔡人李斯的旁县，是不符合情理的。然而，细心思考史籍中所载赵高所说的这一段话，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味道。他把秦末农民起义军的兴起和顺利进军，与李斯的故乡相联系，与李斯的儿子李由任三川太守相联系，甚至说“高闻其文书往来”。可见所说陈胜等是李斯旁县之子，也并非是据实而言的，只不过是为了加重李斯的罪名而己。因此，以此来否定陈胜籍贯阳城是在登封境内，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说《史记》所载陈胜阳城人的阳城是乡而不是县，这一说法本身就没有史证，只是一种臆想。史家治史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忠于史实，在地名使有上，通常是依据当时的行政区划，人物籍贯多用县称，如果书之以县以下的乡里，往往要给予说明。司马迁说陈胜是阳城人，显然指的是县。所言阳城人邓说，同样也指的是阳城县，而且是与陈胜籍贯所在地的阳城是同一地区。将这个阳城说成是乡，并且说是司马迁的本义，并且作为否定颍川阳城说的依据，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基于这些原因，尽管自三国以来，有关陈胜籍贯出现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其说为注释《史记》的名家唐代历史学家司马贞所否认，也确有一些问题由于材料所限，比如陈胜在何地任屯长，带领戌卒北上渔阳，从何地出发，于今尚无法作出清楚的说明。不过，从总的来看，此颍川阳城即登封阳城说，与其他诸说相比，可信性还是较大的。究竟原因，就在于这个阳城在战国秦汉是一个县，而且是为人们所注意的一个县。司马迁在为陈胜写传时说他是阳城人，在当时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以上全文引自王兴亚、马怀云著《河南历史名人籍里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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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陈胜 宿州 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