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班主任，告訴你一個課本里沒有的歷史，喜歡的可以關注。

現在選秀節目層出不窮，基本每個電視臺都有自己的選秀節目，咱先拋開選秀節目中的陋習不說，選秀節目一定程度上的確讓一些草根，登上舞走向人生巔峰。班主任是講歷史的，不是娛樂板塊，今天咱們來說下，晚晴的選秀節目。

李伯元首開“花榜選秀”

上海有花榜，被稱為“早期維新思想家”的王韜是始作俑者。王韜除了致力於傳播維新思想外，也是一位酷嗜品翠評芳的資深狎客。

王韜

據陳伯熙著《上海軼事大觀》記載，他曾於光緒壬午（1882年）、癸未（1883年）、戊子（1888年）三開花榜。壬午年那次，他將與之相好的素貞、竹卿、月琴三妓獨列榜中，遭到花界的非議。

王韜的個人品味，在李伯元運作下竟成了一個風靡上海十餘年的文化產品。

李伯元是清末著名文人，有被魯迅稱為“譴責小說”的《官場現形記》傳世。他早年投身上海報界，與袁祖志合創《遊戲報》，自謂“遊戲主人”。該報別開蹊徑，不涉政治，惟以嘯傲風月為事，專供文士消遣，因而《遊戲報》開上海小報之先河，將小報與花榜結合。

李伯元

《遊戲報》（這報紙名字挺有意思，）於光緒丙申年（1896年）創刊。創刊之始，李伯元便以“開花榜為首事”，不到一年他便操辦了首屆花榜。為此他還制定“《遊戲報》花榜凡例六條”，以色藝、才調等為評選標準。評選結果對入選的佼佼者以科舉考試的三科頭銜冠之，分題為狀元、榜眼、探花。

李伯元評選花榜的方式在當時頗為新穎，他以《遊戲報》為載體，先將開花榜的消息登於報首，邀讀者投函保薦心儀的人選，再據薦書多寡選列名次，李伯元自詡這是“仿泰西保薦民主之例”。消息刊出後，滬上有此嗜好的諸君反響強烈，薦書紛至沓來，“十餘日所得薦書，計百數十函”，可以說是現在短信投票的鼻祖。

除保薦“名花”外，還有一些讀者特意致函，對花榜評選的流程、標準等細節一一詳加品評，提出各種意見，看見沒這是就是最早的留言互動（不知道那會有沒有噴子）。《遊戲報》將來函中文辭上佳者擇優刊出，跟頭條的推薦留言異曲同工，以引起讀者關注，甚至還引來了洋人的異議。美國人雅脫就致函該報，稱對其將“醜者多列前茅，美者反置後列”的做法不理解，估計是洋鬼子和中國人審美標準不同。

有些妓女不願被動地坐等待選，這是鍍金的好地方，很想在上海“隸樂籍者凡三千”中拔得頭籌，自會想出一些抬高身價的法子。比如採取欲擒故縱的謀略，上海名妓金寶仙公開宣稱因羞與“姘戲子、馬伕者為伍”，請舉辦者從花榜中刪去其名，這就是炒作、出緋聞引起關注度。

此舉反而得到李伯元大力褒揚，嘉其“甘於韜晦，不求人知。其秉性之貞，用心之苦，實有高出尋常萬萬者”。金寶仙后來並未退選，反因其“敦節尚品”的刪名之請而名列丁酉花榜的二甲前茅。

經過多日的徵集遴選，花榜在丁酉年（1897年）六月揭曉。開榜當日，上海街頭巷尾爭購《遊戲報》，一時洛陽紙貴。

該報那天“初出五千張，日未午即售罄，而購閱者尚紛至沓來，不得已重付手民排印，又出三千餘紙，計共八千有奇。三日以來，而購者仍絡繹不絕”。

此次花榜仿照科舉題名，共選出一甲3名，二甲30名，三甲85名，計118位“花國進士”。對於評選結果，人們奔走相告，一時盛況空前。對列位“花國進士”，報館用鼓樂送匾以助興。榜上有名的妓女“一經品題，十倍聲價”，生意也興隆起來。丁酉花榜使《遊戲報》銷路大增。以此次花榜為契機，李伯元不僅名利雙收，更是創造了一種報業和妓業共生共贏的商業模式。

“武榜”和“葉榜”為“花榜”增值

丁酉花榜結束不久，李伯元又計劃籌辦一次“遴芳會”，也就是要親睹目測參選者。其理由為：薦書中不實之詞太多，不可過於相信。

“遴芳會”的由頭雖然冠冕堂皇，然而一群以狎遊為業的小報文人和一班妓女相會，說只是為了“驗其真容，再分別等第”，結果如何還真說不清，會不會有以身賄選的事，很值得懷疑。

總之，“遴芳會”的效果不佳，影響遠不如以前的花榜。大約因所謂“遴芳會”不過是一群文人和幾個妓女的自娛自樂，全然沒有花選的大眾性和娛樂性，自然少人問津，基本的熱乎度過去了。

早期的花榜，雖然內裡是報人和妓女間精明的利害計算，表面還不脫傳統士子文酒雅會、詩文相娛的遊戲趣味，至庚子年後則蛻變為赤裸裸的商業行為。文人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讀書人。他們在職業上依靠市場維持，以其腦力為各行各業服務。

因而，在花榜興盛的短短十年，上海文人從高高在上的狎玩者逐步變成了與上海妓女平起平坐、共謀生計的生意夥伴。清季上海的花榜選秀活動不僅是一次娛樂業的集體狂歡，也見證了中國傳統文人的身份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