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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两个部分来阐述。

安史之乱以来的节度使制度

节度使是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予旌节而得名。唐初时期的设置掌管兵权的将领为持节都督，这些都督府一般都设置在军事活动频繁的地区，以此来统州、县、镇戍。但实际上这些军事部署兵力都相对单弱，遇到战事时，需要朝廷委任行军总管来统率，规模较大的战役，又需要设置行军元帅或行军大总管统领诸总管。

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相继在边疆地区设置了10个节度使军镇节度使授予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权力之大可见一般。

而到五代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几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取决于节度使，五代君主都是节度使出身，而在军制演化过程中，禁军系统中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显得尤其重要，他的屁股，决定了这个王朝的安全与否。

宋太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了给予功臣银钱天地夺权的办法，将兵权从各地节帅手中夺了回来，自此以后武将勋臣再不能直接掌握兵权，其在军中的影响力被降至最低。

北宋军事制度改革

兵权虽然收回来了，但问题是皇帝不可能自己去担任各个军队系统的大佬吧，整个军队系统只属于国家政府的一部分，皇帝是不可能掌握绝对兵权的，毕竟权力的运作需要一层一层释放和分权，一个人是无法握拢那么多权力的。

那么如何保障兵权不会集中于一个人手中，而导致五代武将乱政的局面出现呢？赵匡胤想到的办法是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改革。

首先建立不同于之前的枢密院制度。枢密院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掌握禁军的三衙统领领各有所司。在这里我们就要先说一下，宋代的军队系统，是分为禁军和厢军的，三衙能直接掌管禁军，主要负责禁军的操练，管理等日常性工作，也就是领兵的权力，地方厢军大致上也是如此，但是却不具备调兵和发兵的权力。而枢密院不能直接掌握军队，却拥有发兵、调兵之权力。

这实际上等于是把兵权一分为二，调兵和掌兵权拆开，而分别掌握这两个权力的部门高官的人事权，却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同时，枢密院是文职部门，由文臣担任，而掌兵武将，却要听文臣号令，由此就客观造成了文武对立的局面，皇帝好于其中制衡。

其次，将全国军队一分为二，中央禁军和地方厢军规模大体五五开，禁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叛乱，而外地驻军合起来又足以制止禁军政变。同时禁军的规模又远多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兵力，这样一来皇帝就能保证牢牢控制全国军队了。

再次，兵将分离制度。禁军和厢军，都需要定期轮流调动。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之为“更戍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但实际上是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局面，使得将官与士兵之间无法结合在一起，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声望，这样也就无法对朝廷皇权造成威胁了。

最后，在禁军系统内，将殿前司的首二帅和侍卫司的首三帅不再除授，以致于侍卫司只余下马军和步军的统帅，而没有了以前马步军两军合一的统帅，这就等同于将侍卫司一分为二。这种在制度上将军队系统的最高五个职位空置的操作，降低和大大分割了禁军统帅的职权，十分有效地将军权完全服膺于王权。

另外地方行政方面，也大大降低了军队的权力，财政和行政上都收拢到中央，使得地方军队根本没有做大的可能，而在中央则大大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宰相只剩下民政，而所有的人事任命以及决策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如此“三权分立”，谁能造反啊？

是故，整个北宋时期，就没谁能造反的。

以上个人见解，阅读如有不适之处，希望立即停止，勿要作妖评论。

江畔初见月

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要杯酒释兵权呢？这是为了避免走五代时的老路，防止武夫乱国，武夫手握重兵，容易坐大，然后顺便就把江山给夺了。为此，赵匡胤当上皇帝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打击叛乱、杯酒释兵权、上收地方武装的精锐部队和财政权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实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所以，杯酒释兵权以后，他最终将兵权收归了自己。

一、平定叛乱。黄袍加身以后，赵匡胤采取安抚措施，招降了许多地方节度使，减少了上位时的杀戮。当然，还有一些内心不服的武将。960年4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公然反叛，率军进军开封。赵匡胤先派石守信、高怀德率军阻击，接着又派慕容延钊和王全斌补充，他仍怕有失，他后又亲自到前线督战。随后，兵败自杀。960年9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反宋，赵匡胤派石守信和王审琦为以正、副统帅南征，后来，他又亲征，仅仅2个月就平定了叛乱。

二、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虽然暂时去掉了眼中钉，但他自己是怎么上位的，别人一样会效仿，所以，杜绝武夫乱国，是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宰相赵甫的建议下，他决定收掉武将兵权。961年7月，赵匡胤设宴招待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大家一番交杯换盏后，赵匡胤敲山震虎，说皇帝难当，总是夜不成眠，担心人家篡权夺位，大将们纷纷表忠，赵匡胤说：“纵使你们无异心，若那些手下将黄袍披到你们身上，那还由你们？”

大将们终于明白皇帝用意了，第二天，他们纷纷称病，请求解除兵权。于是，赵匡胤封他们为节度使，赐予大量金银财宝，又与他们结为儿女亲家。随后，赵匡胤开始从中央派遣朝官分任所属各县的知县，以分割节度使对属县的控制权，又在各州府设置通判，凡兵民、狱讼等公事，节度使须通判一起签字方能生效，通判奏事还可直达皇帝，再次分割节度使权力。

三、制其钱谷和收其精兵。为了彻底消除地方对中央的威胁，赵匡胤还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制其钱谷。以前，节度使不仅有兵权，而且地方赋税收入也归其所有，称为“留使”、“留州”，很少向中央缴纳。964年，赵匡胤命令自本年度起，各地除日常开支外，其他征收赋税全部向中央缴纳，专门委派转运使到各地，把地方财权收归了中央。

二是收其精兵。965年，赵匡胤下诏要求将各地的精兵收归中央，作为“禁军”，中央选择部分强壮的士兵，作为选送中央禁军的兵样，要求各地依样训练当地士兵，训练成精兵再送中央，这样，既加强了中央武力，又削弱了地方武装。地方上留下的叫“厢军”，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只负责一此公益事业和治安，自然不可能对抗中央了。

从此，名声很响的节度使，实际只是礼遇较高的州府长官，与知州知府在职权上没有本质的区别。燕且，每当有节度使空缺出来，赵匡胤就叫文官去替换，后来的节度使，大都是文官而非武将了，节度使对皇权构成的威胁不复存在。

帝国的脸谱

前面回答这个问题的高手都有点答非所问，人家不是问“杯酒释兵权”的来龙去脉，而是问“杯酒释兵权以后赵匡胤把兵权给了谁？”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明了——兵权总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实际运作是“枢密院+三衙+帅臣”三位一体、分权制衡的军事体制。

一、“杯酒释兵权”释的不是“藩镇”兵权，而是“开国功臣和禁军将帅”兵权

以前大家都认为“杯酒释兵权”是削弱藩镇的举措，把它和“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联系在一起，但这完全是一个错误。历史上赵匡胤先后导演了两次“杯酒释兵权”。

1、第一次“杯酒释兵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 年） 七月，被解除兵权的是开国功臣和禁军将帅，包括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罗彦环、赵光义等人，他们被解除的军职是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都虞候、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副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等，跟藩镇没有任何关系。

2、第二次应该叫“设宴罢藩镇”，发生在开宝二年（969 年） 十月，罢的是前朝藩镇，包括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人，他们被罢的是安远军节度使、护国军节度使、定国军节度使、保大军节度使等节度使之职，被解除的不仅仅是兵权。

因此，详细介绍“杯酒释兵权”过程以及“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三大纲领的同学基本都是答非所问，驴唇不对马嘴，人家问的就是禁军兵权给了谁？

二、赵匡胤曾动过让符彦卿执掌禁军兵权的想法，但被赵普劝阻

“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匡胤感觉没有总领禁军的将帅很不方便，动起了启用符彦卿掌管禁军的念头。赵普得知此事强烈反对，他认为符彦卿已位极人臣，不可再授以兵权，以免不虞之忧，但赵匡胤相信符彦卿的忠诚，不顾赵普再三劝谏，执意征召符彦卿。

赵普不肯放弃，他私自留下任命符彦卿的宣敕觐见皇帝，不断向赵匡胤兜售那套“预防为主”的理论，提醒赵匡胤想清其中利害，免得日后后悔。”

赵匡胤不耐烦了，质问道：“你如此猜疑，一再提防符彦卿，究竟所为何故？朕一向厚待符彦卿，他又怎么可能辜负朕，做出不忠不义之事呢？”

赵普做了一个大胆的回答：“陛下当年何以负周世宗呢？”

赵匡胤沉默了。当年的周世宗柴荣待他不也是恩遇有加，委以重任吗？他却趁孤儿寡母之危，窃取后周江山。自己尚且如此，又怎能担保别人不会效仿为之呢？在至高无上的权力诱惑面前，任何忠诚、正直、义气都那么不堪一击，随时可以被抛弃。

就这样，那道原本要发出的宣敕又被收回，符彦卿掌管禁军一事不了了之，赵匡胤此后再也没有动过找人总领禁军的心思。那么禁军这个“危险的武器”应该交给谁呢？

三、赵匡胤在军事上，主导建立了“枢密院+三衙+帅臣”的分权制衡体制

如何才能将中央禁军这支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确保天下安定，赵宋江山永固呢？赵匡胤的答案是——交给制度，依靠体制的力量。

1、枢密院。按《宋史·职官志》记载，北宋枢密院是国家最高军事机构和决策机关，核心权力是掌握兵符，调动军队，任免中高级将领，掌握“军政权”。

2、三衙。按《宋史·职官志》记载，三衙（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殿前司，宋初为二司，马军司和步军司尚未分离，合称侍卫亲军司）是最高统军机构，核心权力是掌管禁军，负责军队训练和日常管理，所谓“天下兵柄尽归三衙”，掌握“管军权”。

3、帅臣。宋沿唐制，凡出师作战，往往临时委派都部署，作为大帅（帅臣），即所谓“驻泊、行营都部署，即古之大将军、大总管之任也”，掌握“统兵权”。

五代宋初，帅臣多以禁军将帅充任，相当于“管军权”与“统兵权”合一，容易导致禁军将领个人威望过高，酿成兵变，后来赵匡胤逐渐以非禁军将帅充任，使得三衙将帅逐渐脱离统兵作战一线，蜗居在汴京，专门负责在京禁军的日常管理。

赵匡胤将禁军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而在兵权的具体运作上，他将“军政权”与“管军权”分离，由枢密院和三衙分领；将“管军权”与“统兵权”分离，由三衙将帅和帅臣分别承担，“枢密院—三衙—帅臣”三位一体、分权制衡的军事体制就此定型。

对这套军事体制的作用，《范太史集》是这样评价的：

“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

这个评价大体是公允的。

【专注深挖两宋历史，重构被误读的宋朝。喜欢我的回答，请记得关注、点赞或分享】

狄飞惊

宋太祖把兵权给谁了？给第三者了，哈哈。那我们来看看这第三者是谁。

宋太祖在中国历史上名气很大，而且给人的形象很好。其中之一就是作为开国皇帝他并没有大杀功臣，而是用和平的方法解除功臣对皇权的威胁，“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很多人都知道。宋太祖在这一点为后人所称赞。

宋太祖把兵权都收回了，作为皇帝他不能总是领兵打仗吧，那兵权肯定要交给第三者，哪怎样交给第三者，又不怕他们拥兵自重，造反呢？宋太祖做了以下措施：

1、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出掉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因为宋太祖夺权之前就是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而他的好兄弟就担任副都点检和侍卫马步军等职务，他怕历史重演。

2、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分为三司，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三司将领只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而且对这些将领时常加以调动。

3、三司将领只有统率军队权利，但是没有调兵权，军队调动需要中央机构枢密院的同意。

4、北宋实行“更戍法”，就是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换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兵”，防止将领与士兵相结合，军队与地方势力相结合。

5、在兵力部署上，禁军一半驻京师开封，一半驻地方，形成内重外轻的局面。

就这样宋太祖就解决了武将专权的局面，但是也造成北宋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病。

戴你看历史

@狄飞惊 已经答得挺好了，简单补充几段史料作进一步说明

“以佐邦治”

这条作补充

兵部主管将领选任、迁徙、赏罚的依据查核和决定

以上，兵权分离，相互制衡。部分权力也有重合处，比如赏罚

权力重合的好处在于最后的决定权在皇帝，皇帝可以随时通过枢密院、三衙或兵部对将领进行赏罚

通过乾德元年(963年)宋朝征荆湖战役看朝廷收权后宋军的行军布阵以及“帅臣”
带领京师禁军奔赴前线支援的有:

酿酒协会副会长卢怀忠同志，纺织部氈毯专业协会会长张勋同志，化工部印染协会副会长康延泽同志

他们不是去指挥打仗，而是充任具有“清肃队伍”职责的都(政)监(委)

太(中)常(央)卿(办公厅)，边光范主任临时担任前线知州，执掌战区地方行政权

户(民)部(政部)监察室主任滕白同志统一负责前线物资调度、分配

枢(中)密(央)院(军委)副主席李处耘同志亲赴前线，担任前指总都(政)监(委)

以上官员的共同之处是:

他们都是来自不同部门的京官

被临时调来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慕容彦钊是一名有着多年军队工作经验，来自省军区的负责同志。同时，慕容彦钊司令员也是赵匡胤多年的亲密战友、结拜老大哥、创业好伙伴

想造反

京官们会抛家舍业吗？

枪杆子和思想能行动一致吗？

有钱粮吗？后续还有钱粮吗？

能得到地方支持吗？

都监们会放弃做基层官兵的思想工作吗？

禁军们会不管身在京师的亲属们的死活吗？

…………

这样的军队指挥结构，赵匡胤自然放一百二十一个心

补充一个观点:

有制约是好的。但是，打仗的时候把酿酒、织毯、染布的专业人士塞进军队就显得太不专业了

正所谓“过犹不及”

为国钓鱼

“杯酒释兵权”主要针对的是权高位重的禁军将领，也就是赵匡胤做后周禁军首领——殿前都点检时的手下，如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等。这些人走了自然也会有人顶上，只是换了一批资浅望轻没有威胁的人。“释兵权”的同时赵匡胤还进行了军改，其结果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兵权到了他手上。

赵匡胤也不是谁有兵权都不放心，高怀德、王审琦等人并没回家当地主，而是被委任为地方节度使，手里其实还有兵，只是不再管禁军。禁军是宋朝的精锐，负责保护皇宫和京城安全，战斗力最强离皇上也最近，有卧榻之侧的隐忧。上述人等都是前朝后周的将领，也是参加陈桥兵变的开国功臣，执掌禁军老赵自然不放心。

这帮人卸任后赵匡胤换了一批本事不大、威望不高但容易驾驭的人，如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延让、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等。而且这批人经过军改后权力大不如从前。

军改简单说就是两点：一、取消或空缺高级领导职位。比如取消殿前司正副都点检、侍卫亲军司正副都指挥使，空置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只留下次一级别的职位，影响力大大降低；二、分拆和制约。侍卫亲军司分成马军和步军二司，与殿前司构成互不隶属的禁军三司。三司只有带兵权没有调兵权，调兵权在枢密院，而枢密院手里没兵，所有军事行动都由赵匡胤一人拍板。

总之赵匡胤通过削权和军改，最后将禁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完全可以高枕无忧。

路卫兵

此问滑稽，把兵权给了谁？莫非古代皇帝有把兵权给除了自己之外的更加信任的人可能？一句话，杯酒释兵权就是赵匡胤巩固自己皇权，中央集权的象征，兵权自然是笑纳手中。

此事以建隆元年末，以赵匡胤平定李均、李重进叛乱后问政于丞相赵普为引。赵匡胤感叹五代十国，君王朝不保夕，问赵普可有江山永固的良策。赵普说了很多，但是赵匡胤就听出来了一句话，“兵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

于是，一直到建隆二年，赵匡胤一直在做着各种兵不血刃中央集权的打算与计划，基本掌握了军政主动权。此时赵普认为，禁军统领石守信等拥兵过重，谏议皇帝瓦解。赵匡胤认为禁军统领都是当年自己荣登大宝的拥护将领与结拜兄弟，不以为然。赵普以“臣与陛下一样，对他们的忠心毫不怀疑，但是抵不住他们有想要更加荣华富贵的部下，效仿陛下当年，强加黄袍于他们……”

(赵普)

此话一出，赵匡胤吓得脊背发凉，下决心瓦解他那些把兄弟的兵权。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晚朝过后，赵匡胤像拉家常留下他的禁军把兄弟们喝酒。酒过三巡，赵匡胤就哭了起来。众兄弟不解，赵匡胤说“虽然我现在荣登大宝，表面光鲜，但是每晚都睡不着觉，战战兢兢，倍受折磨啊!”情深处可谓声泪俱下。众兄弟就更纳闷了，是谁惹大哥不开心待我去收拾他!万般询问下赵匡胤才说“我无德无能，想当初全是仰仗兄弟各位的拥护才当了皇帝，但是我却坐立不安，我深知出身非正统，总是害怕哪天有人效仿丢了身家性命，毕竟谁不想做皇帝么？!指不定哪天你们的部下就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了。”

这一说，可把众位将领吓坏了，大家诚惶诚恐，皇帝明显话里有话怀疑自己，搞不好要丢掉小命啊!纷纷匍匐跪地大呼“臣等对陛下忠心不二，断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啊，还望陛下指一条化干戈为玉帛的明路啊!”

赵匡胤这才惺惺作态把自己想法和盘托出“不如众位兄弟解去兵权，免去我们兄弟之间互相猜疑，也省去那许多部下犯上作乱的麻烦事儿，远离朝堂，选一山清水秀之地，多置田宅，多娶妻妾，每日歌姬环绕，颐养天年，享乐余生，我们还能隔三差五一起喝酒唠嗑，我再与众兄弟通亲以免后顾之忧，众兄弟以为如何？!”

石守信他们因为本来就没有反心，加上此时赵匡胤早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兵权，此时言辞丝毫没有回旋余地，且其许诺给他们不错的待遇颐养天年，与其丢了性命，纷纷表示愿意交出兵权。

第二天，石守信等禁军所有将领纷纷称病不朝，主动解去兵权。

赵匡胤把自己把兄弟的兵权揽过来后，做了如下调整以巩固自己中央集权。

(赵匡胤)

一、设立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军队分权管之。

枢密院分枢密使与枢密副使，两人印记合之方能有发兵、调兵之权。军队管理归三衙统领，但其无权调动军队。

二、军队集中一分为二在京都与地方。

赵匡胤把所有禁军一分为二，一半留在京都内外拱卫京都，另一半放在地方。这样，不论何处作乱，另一方均有旗鼓相当之力与之角逐。

三、仕无常驻，兵无常将，将无常师。

一句话，不论士兵还是将军都是辗转在地方与京都不停换驻，是流水的。这样就避免了军队滋生山头主义犯上作乱了。试想一下，明天士兵起来将军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会跟着他去卖命造反？

赵匡胤除了有皇帝之能，还有影帝之才啊，实在令人佩服。

不书

当然是攥在皇帝自己的手中，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一项很正常的“自保策略”，与“重文轻武”关系不大。

（1）宋太祖“释兵权”将其收归到自己手中，是恢复历史常态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也可扩大为外戚、宦官）掌兵、控制兵权是常态，如果皇帝失去此项权力本身就代表天下大乱将起。

三国两晋时期天下大乱，武将乱国。其后，南北朝时期逐渐实行府兵制，武将兵权被削弱，在府兵制下兵不知将，将不领兵，这也是李世民用不着杀功臣的根本原因。

高宗时期，府兵制开始崩坏，玄宗天宝年开始募兵制成为主体，自此武将权力扩张，到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再次武将乱国，将武将权力收到皇权手中也是必然。

（2）“陈桥兵变”后的四次对禁军的整顿，其本质是去除禁军篡位危险；两次“杯酒释兵权”彻底解除武将乱国的可能性

“陈桥兵变后”一周对进军兵权进行过一次整顿；建隆元年秋进行过第二次。由此，对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改为自己的亲信。紧接着，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到七月，迅速把自己的亲信慕容延钊推到高位，又迅速撤兵权。

“杯酒释兵权”后，侍卫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副点检高怀德、侍卫都虞使张令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罗彦环、殿前都虞侯赵光义六人的权力也被削弱，皆都被送入地方节度使、地方行政官员序列，失去对禁军的掌控力度。

开宝二年（969年），又释了地方节度使兵权，彻底削除藩镇割据隐患。但问题是，事情一到“彻底”问题就大了。

（3）太祖、太宗因为掌兵将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真宗之后，兵权其实控制在文官制度手中

太祖、太宗、真宗中前期时代只是“重文轻武”，但“澶渊之盟”（1004年）年之后，就成了“重文辱武”的地步。

宋朝只是利用“纵容武将”贪腐用以换得丢失尊严后用物质利益代替，用以维持对皇家的忠心。

对于这一问题，限于篇幅，我们会在下个问题中进行细致阐述。

坐古谈今

所谓“杯酒释兵权”，不是说集体解除武人的兵权，也不是有意的要消灭藩镇。藩镇的彻底消除，是宋太宗赵光义时期“罢支郡”以后的事情。太宗年间，节度使只驻“首州”，而藩镇内其他州均收归中央管辖，导致节度使所管辖的只有自己的一个“首州”，这样使节度使的权力大为缩水。宋太祖时期，为何要杯酒释兵权呢？其实是为了防止威望高的、有能力篡位的将领改朝换代，属于防患于未然。站在当时宋太祖立国时期的角度看，没有人知道宋王朝会不会长久，会不会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

宋朝的军权是怎样的呢？随意翻开一本宋史科普书籍，都会被告知，宋朝枢密院调兵，三衙官兵，帅臣统兵。看似兵权被分割为三，但要知道，兵是人，不是物，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北宋立国初期，五代遗风严重，这种看似完美的权力分割，在实际执行中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并不是杯酒释兵权后，宋朝将领的兵权就被完美的剥夺了，相反，一些人依旧手握军权。那么，杯酒释兵权后，兵权给了谁呢？

一.第一次杯酒释兵权，解除禁军大佬兵权，交给资历浅的将领

自后周世宗柴荣以来，天下精兵尽归禁军，尤其是殿前司的设立，更是精锐中的精锐。固宰相赵普认为，禁军为“腹心之患”，而藩镇为“肢体之患”。所以，太祖削兵权就从禁军开始。

建隆二年，解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还有一个当时任殿前司都虞候的赵光义）的禁军兵权。这几位都是禁军大佬，素有威望。尤其是石守信、高怀德，当年威望不下太祖。石守信最早跟随后周太祖郭威，他晋升的脚步一直紧随赵匡胤。周世宗柴荣弥留之际，赵匡胤接替张永德升任殿前督检点，而石守信接替赵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另外，石守信是太祖“义社十兄弟”中紧随李继勋、赵匡胤后第三个建节封节度使的，可以说，石守信就像赵匡胤的影子。高怀德出道甚早，后晋时代就单独领军了。后来出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在军队中资历深、影响力极大。解除兵权后，这几位均被外放为节度使。石守信虽然被保留了“侍卫都指挥使”的头衔，但是已兵权不在。

从上图可以看到，建隆二年以后，禁军大佬全被解除兵权。殿前司都点检、侍卫司都指挥使这两个位高权重的职位不再任命。而分侍卫司为马军、步军，分设都指挥使，殿前司只有都指挥使，三衙成立，降低三衙长官的权威。如果熟知宋史的话，建隆二年九月后三衙的四位统帅刘光义、崔彦进、韩重赟、张环后来也活跃在太祖、太宗年间，也是军队大佬。但在当时，这四位属于资历极浅的将领。经此变动后，禁军再无有威望的将领，兵变可能性大大下降。

二.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罢免前朝藩镇，交给亲藩

开宝二年（969 年） 十月，罢免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的节度使。这五人都是异代前朝的节度使。赵匡胤本人的亲信节度使，比如第一次杯酒释兵权后石守信等人的节度使并未被罢免。总的来说，这一次的杯酒释兵权跟上一次目的一致，只不过把对象由禁军变成了地方藩镇，消除隐患，换上自己放心的资历浅的“亲藩”。

三.把军权交给着力培养的军事“新人”

“旧人”被解除兵权后，上战场的机会就少了。因为一旦打了胜仗，就又会在军队中树立威信，这是太祖赵匡胤最忌惮的。所以，在五代十国的灭国战争中，太祖着力培养新的可以独自领军的将领，所谓“新人”。这些新人最杰出的是曹彬、潘美。

曹彬为人稳重，很早就出仕，但是在军队中资历不深，在后周时代，多担任监军。在宋太祖时代，开始受到重用，逐渐在军旅中发迹，多次参与对北汉的战争。在王全斌灭后蜀的战争中，担任副手都监。开宝二年，赵匡胤亲征北汉，再次任命曹彬为前军都监。开宝七年，大宋发起灭南唐之役。在灭蜀战争中，以“军纪严明、识大体”而获得了很好名声的曹彬被委以重任，担任主帅，顺利消灭南唐。后来，到了宋太宗时代，曹彬更是成了武臣之首，大宋儒帅，第一良将。

潘美，最早跟随柴荣。高平之战，潘美因为战功迁为西上阁门副使。这里说一句，这个高平之战是很多人的发迹之战。此战中，刚刚登基的周世宗柴荣亲征，打退了北汉、契丹联军，凭此一战，稳固了政权。赵匡胤、石守信凭此一战，成为柴荣手下的得力大将。而潘美，此时还是默默无闻。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潘美受到重用，开始任都监领兵（与培养曹彬的方式类似），协助石守信平定了李重进。后湖南叛乱，潘美平定后升任潭州防御使。开宝三年，潘美担任灭南汉主帅。但是，这时候的潘美，身份才是可怜的团练使。这在北宋开国之后，灭国战争的主帅中，是不多见的。灭了南汉后，潘美才升为节度使，建节。在后来的灭南唐的战争中，潘美为副帅，协助曹彬。在宋太宗时代，潘美和曹彬一样，成为了宋朝大帅。

曹彬和潘美，这两个宋太祖时期培养的军中“新人”，在宋太宗时期成长为了统帅，配享太宗太庙。但是要注意到的是，之所以将曹彬、潘美称为“新人”，并非因为他们年轻。曹彬生于931年，潘美生于925年，石守信生于928年，王审琦生于925年，高怀德生于926年。可见，这五人之中，潘美年龄是最大的，曹彬也没小几岁。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在宋朝立国之前就已经身居高位，建国后更是禁军宿将，威望日盛。而曹彬、潘美呢？完全在太祖朝才在军中发迹，资历之浅，与那三位不可同日而语。若非杯酒释兵权后，太祖着力培养军中新贵，曹彬、潘美几乎是不可能成长为宋朝的大帅的。其实，这五人的资历威望高低在他们死后的追封中也可看出。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去世，立即就追封为威武郡王、琅琊郡王、渤海郡王。曹彬还好，死后，即被追封为济阳郡王。而潘美去世时，仅被追赠中书令。后来，宋真宗年间，这些功臣旧将再一次被集体追封为“一字王”的时候，落后的潘美才被一步到位，追封为“郑王”。

四.矛盾的宋太祖赵匡胤

其实，宋太祖骨子里是瞧不起“之乎者也、助得其事”的文人的。太祖起于军旅，有着浓厚的“哥们义气”，“义社十兄弟”、慕容延钊、韩令坤、符彦卿等皆太祖兄弟好友。但是，太祖深知五代之弊端，所以只能“忍痛割爱”，但又时常表现得极为矛盾。

赵普对于禁军和藩镇的总方针可以归纳为：“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但是，赵匡胤并没有完全按其执行，效果上大打折扣。第一次杯酒释兵权后，好不容易解除了禁军的威胁，宋太祖居然想启用符彦卿总领禁军。符彦卿是谁呢？符彦卿出身武将世家，为后唐名将符存审第四子，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晋、后周、北宋五朝。多次抗击辽国，身经百战。更恐怖的是，这是一个生前就被封王的人物。后汉刘知远时期，就是实力藩镇，封魏国公。后周郭威时期，进封淮阳王，后为天雄军节度使，再进封卫王。符彦卿一家可谓荣耀至极，其有三女，前两女先后嫁给了周世宗柴荣，就是大小符后。三女嫁给了宋太宗赵光义。可以说，比起石守信、高怀德之辈，符彦卿是实实在在的狠角色。就这样的人，太祖居然想把禁军交给他。

赵普当然不同意，百般规劝。宋太祖说：“你为什么这么为难符彦卿？我一向厚待他，他怎么会背叛我呢？”估计赵普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崩溃的，直接怼起了皇帝：“周世宗柴荣对陛下难道不好吗，陛下为什么篡夺了柴氏江山？”太祖语噎，这事不了了之。从中可以看出赵匡胤矛盾的心里。

另外，除了解除异代藩镇外，终太祖一世，藩镇依旧。禁军大佬去了地方当节度使，以及本身的一些亲藩，都依旧有财政权和部分军队指挥权。一些已经被闲置养老的功臣宿将，甚至再次启用，比如王审琦后从征太原，符彦卿平灭荆南。而像王全斌，资历很深的宿将，不仅没被削夺兵权，反被委以灭蜀重任。灭蜀后由于王全斌放任军队抢掠，差点造成蜀中打乱，被降职夺去节度使头衔，闲置，但最后仍旧被封为节度使。又像李继勋，“义社十兄弟”中第一个建节封节度使的，早于宋太祖，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最初的“义社十兄弟”就是以李继勋为首的。这样的名将，太祖信任非常，多次领军攻打北汉。这都显示了宋太祖处理军权藩镇过程中的矛盾心里。

反倒是早年与赵普多有矛盾，实为政敌的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对赵普的“三大政策”执行的较为彻底。但后来，宋真宗赵恒继位后，也启用过一位骨灰级的资深将领，张永德。张永德是后周柴荣时期的殿前都点检。柴荣弥留之际，听信“点检为天子”的留言，罢免张永德，立赵匡胤为都点检。从此张永德多任节度使，实则闲置。没想到，宋真宗咸宁年间，契丹犯境，张永德被再次启用，为东京内外都巡检使。但是，此时的张永德年已老迈，也没有了在后周时期的威望，也许这是宋真宗放心启用他这个“资深宿将”的原因吧。

杜少说历史

没有交给谁，把中央军权二分，地方军权三分了，之前太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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