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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武汉之前，管轶应该料想不到自己会吃闭门羹。
来源 | 环球商业人物（ID：huanqiushangyerenwu）
作者 | 王江河
1月21日，管轶带领团队来到武汉，希望可以帮助找到不明肺炎的动物源和对防疫工作的合作，但令他有心无力的是，愿意提供合作的科研机构并不多。
“他们管理很惯性，也许认为自己更有能力，”第二天返回香港之后，管轶对财新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怎么破案啊。”
除此之外，他还在采访中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发展形势作了研判：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
他说：“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
1月23日报道发出，管轶瞬时遭到国内舆论抨击。部分自媒体人将他称作“玲珑人”，认为他在故意煽风点火、扰乱民心，还有人把他比喻为“一颗资本主义腌缸里浸泡出来的酸菜”，而管轶自嘲的那句“连我都选择做了逃兵”则被一些人当作把柄，讥讽其贪生怕死。
毕竟在此之前，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疫情的论调还是“可防可控”、“有限人传人”。
相对比之下，管轶在武汉观察半天后给出的结论无异于完全推翻了武汉政府和某些防疫专家的答案，这对吃瓜群众而言是惊悚且不愿相信的。
于是，管轶成为散播谣言的“砖家”、成为无法与钟南山院士相提并论的“小丑”，甚至他作为香港大学教授的身份也成了某种原罪。
不过打脸来得很快，随着武汉和湖北其它城市的陆续封城以及新发病例的急遽增长，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规模呈现了爆发态势，“逃兵”管轶发出的警报在春节期间成为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近几天，自媒体们开始说“我们都欠管轶一个道歉”，人们开始发现一个学者最大的良知是说真话。不幸的是，在这次疫情的传播过程中，国内很多专家的表现无法及格。人们对此解释道：因为内地不少专家在体制内，所以不得不说得委婉一些。
在这样的辩解里，“体制内”和“体制外”变成了一种形容词，若想了解其中的差别是什么，被舆论风暴裹挟了一圈的管轶，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样本供人思考。
病毒猎人
从赴汉支援研究被拒绝到成为网民口中唯恐天下不乱的“砖家”，不知道管轶内心是否愤懑过，不过那些嘲讽他的声音，似乎并不了解他在病毒学研究领域的学术高度，以及他为世界防疫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按国际权威机构Thomson的排名，在禽流感研究领域，管轶排名世界第五；在H1N1的流感研究领域，全世界排名第四；而在微生物领域，他在全世界排名第11位，并连续五年被Thomson评为「高被引科学家」，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此外，他还几次登上《时代周刊》杂志，并被评为18名「全球卫生英雄」之一。
也许这些排名看起来比较冠冕和遥远，更实际、离我们更近的一个例子是：他准确判断出了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病时间。
1月20日上午，管轶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说：“在医学上可能实际的早发病例要向前推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因此最初的发病可能是11月20日-12月1日期间。”而当时官方记载的首例发病是在12月12日。
1月24日，金银潭医院副院长等人在《柳叶刀》刊载的文章里披露，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第一例患者症状开始日期是在12月1号。
然而这些都不是管轶最骄傲的荣誉，他最爱提及的，是自己与病毒的斗争，而这也是他被成为“禽流感猎人”和“病毒猎人”的原因。
2003年SARS爆发期间，管轶与其团队在广东发起病原调查和诊断，率先分离鉴定出SARS冠状病毒并证明果子狸等市场野生动物是病毒的直接来源。2004年1月，管轶在广东率先从果子狸身上发现SARS病毒，并立刻敦促内地和香港屠宰果子狸，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
2005年9月，禽流感爆发，他带领团队从样本中成功排出了250多个H5N1型禽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基本掌握了我国禽流感的发生、起源、变化规律。
同一年，《时代》周刊在撰写管轶的文中提到：“管轶的团队在过去5年里从广东地区收集了10万多个鸟类生物标本，其标本收集数量远超过其他科学家。”管轶回应说，10万其实是2004年的数据，“标本收集从未停止过，今年远不止这个数了。”
据当时媒体报道，在香港与广东各地的菜市场，经常可以看到管轶的身影，抓鸡逮狸的，熟练地和摊主讨价还价。
此外，他还为识别2009年H1N1流行性病毒的出现、演化史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揭示了H7N9流感病毒的发生、传染源、演化过程和可能的传播途径。
2017年，管轶带领的汕头大学-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与浙江大学、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合作，“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项目获得了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对于这些经历，管轶倒从不谦虚，他认为“这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光荣。只要能管住这些病毒，不让它成为大流感，不危及人类，我管轶这辈子就算没有白活！”
实际上，管轶的医学梦想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
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1962年，管轶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梅江镇，有两兄三姐，他排行最小。父亲是县食品厂的工人，母亲操持家务，一大家人就靠父亲微薄的薪水度日。
在管轶的童年记忆里，母亲的身体便一直不好。4岁时，他妈妈问他长大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当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为什么？”
“因为我要当医生治好妈妈的病。”
也许年幼时的回答成了一颗种子，1978年，16岁的管轶以江西宁都县理科第5名的成绩考入江西医学院（现南昌大学医学院）。
1981年，父亲的早逝更让管轶坚定了学医的决心。实际上，他父亲的病并不严重，但由于当地医疗水平的落后，才使得病情恶化。
管轶后来在采访中提到，父亲出殡那天，他没有落泪，而是将悲痛化为力量，更专注于走好未来每一步，希冀成为世界顶尖级的医学人才。
确定了信念的他仿佛过于执拗。
大三那年，他收到了同系一位学妹的情书，虽然自己也很激动，但最终决定放弃。他在回信中斟酌着说：“……谢谢你对我的感情，但是我的道路还非常漫长，当前我要把学习摆在首位，无法考虑自己的感情生活。”
从此女生碰到他就避着走。
当时管轶也很难过，但更害怕情感得到宣泄，内蓄的力量就会减弱。他是一个极度理性的人，此后便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医学理想上，并一步步地接近它。
从医科毕业之后，管轶便留在医院当驻院儿科医生，但期间并未放弃学习，3年后，他考入首都儿科研究所攻读儿科硕士学位，1989年，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授予学位证书。读研期间，他已经在国内外医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达40多篇。
硕士毕业之后正好遇上改革开放，管轶被分配到已经开放的城市汕头，在汕头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当儿科主任医生。当时汕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经济繁荣，娱乐生活发达，管轶却从不光顾娱乐场所，泡酒吧或者卡拉OK，于他都是奢侈，因为他始终沉浸于工作和忙碌中。
谈及自己的日常生活时，他说：“外人看来可能挺悲哀的。每天睡6个小时，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看新闻和足球，其余时间都用来工作。我自己都觉得和社会很脱节，走在街上像个土老帽。”
不过他乐在其中：“这世上千千万万的人都是各行各业的英雄。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能从中得到幸福，你就是自己的英雄。”
在汕头工作4年之后，31岁的管轶走到事业的分水岭——他选择离开临床，从此投身基础科学。
1993年，管轶申请了李嘉诚基金到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跟随流感专家邵力殊教授修读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猪流感与禽流感的进化研究。1997年，管轶获得香港大学博士学位之后继续跟随禽流感权威、美国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Robert G. Webster教授，就在那时，他碰上1997年香港发生的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个案。
2000年1月，管轶受聘返回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任研究助理教授，后担任港大微生物学系教授。现为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集中在流感和其他新发呼吸道病毒的生态、演化和发病机制。
2016年，汕头大学-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成立，管轶任所长。此后，研究所在重大传染病全球防控策略的制定上和每年南北半球疫苗的筛选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在流感和冠状病毒数据库中，其团队贡献的序列和基因组已经占到了基因银行的一半以上。
从管轶获得的成就来看，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的确为他收割了自己想要的幸福，但另一方面，他所选择的行事态度，也在不经意间为他制造着绊脚石。
得罪人
在今年管轶被群嘲的初始，有一张聊天截图流传开来，爆料者称管轶在内地人缘不好，所以没有人愿意与他合作，而管轶则出于泄愤的心理夸大疫情。
虽然现实证明了管轶当初的预测并非夸大，但这条谣言里的“人缘不好”却是可以试着举证的——管轶确实不被待见过。
2005年，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中国扩散，当年4月份，基本上局限在家禽范围内的禽流感也在栖息在青海湖鸟岛上的野生迁徙候鸟群中爆发。
当时，管轶团队对中国不同省份死于禽流感的鸟类身上的病毒进行了基因测序分析。随后，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高致病性的H5N1病毒的变种。
7月初，《Nature》杂志网络版发表了管轶的最新研究结果。与此同时，中科院的高福团队也在《Science》杂志网络版发表了同样的结果。
不过，管轶和高福的研究结论却有所不同。
高福认为青海一带的禽流感病毒是迁徙候鸟过境时从东南亚带来的，而管轶则推论青海、新疆的禽流感病毒源自中国南方。理由是青海、新疆出现的禽流感病毒和福建、广东、湖南和云南出现的非常相似。
得到官方支持的是高福的结论，而管轶的研究所则被指责违规。
在管轶的论文发表后，其在汕头大学的研究中心被关停（后又恢复），为此，他宣称中国政府不喜欢科学家在禽流感领域独立工作。
时任国家首席兽医官、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则否定有政治原因，并表示中国政府历来鼓励和支持兽医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但是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对任何违法的行为都将依法予以惩处。贾幼陵同时表示，管轶教授的汕头实验室没有达到国际动物卫生法典上规定的要求。
然而，中国工程院院士袁国勇当时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管轶的实验室达到了生物安全性要求，其实验也没有构成生物安全威胁。
当时也有民间人士通过外媒提出质疑：它要是不符合标准，那以前不也是不符合标准吗？以前为什么不关闭？只有出了这个事之后才关闭？这也说不过去么？
总之，在香港任教的管轶仍然坚持自己的结论，与官方的关系不免尴尬。
实际上，敢言、不怕得罪人向来是管轶的作风。
2015年1月，台湾爆发一波史上最严重的禽流感疫情，鸡鸭鹅产业无一幸免，养殖业者欲哭无泪。
当时台湾一家电视台到香港采访了管轶，询问他对台湾禽流感疫情的看法。面对镜头，管轶毫不留情地指出台湾当局连最基本的防疫观念都没有落实，“是典型的大众公共卫生教育不够。”
对于台湾官员面对疫情的表现，他说：“他们一怕影响自己的政绩，二怕影响台湾的经济。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下定决心要铲除这个病毒，这是我最气愤的！他们有能力，也可以做得到，但是他们不作为！”
随后，主持人追问：“您认为防疫工作的底线是科学还是人？”
管轶回答：“我认为现在是道德。因为台湾的疫情爆发，我可能只用三五天就搞得清清楚楚，我相信他们（政府）有这样的科研实力。这跟大陆的情况一样，作为、不作为变成了一个底线，所以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也有可能是经济问题。”
在大事上，他敢于批评政府，在小事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原则。
2004年，管轶率领团队对非典病因进行调查时，“有一位学生做科研的态度很不好，不负责任”，这让他很生气，SARS之后就炒了这位学生。
而在SARS病毒的研究结果出来之后，由于同事佩里斯最后写出来的论文里，没有提到任何内地的合作伙伴，管轶觉得这样做很不厚道，于是跟佩里斯大吵了一架。
他后来回忆说：“这个事情，让我看到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这也是让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SARS研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团队分化的过程。”
这些例子还有很多，虽然自己的作风很容易招来怨恨，但管轶似乎从不后悔，他甚至并不在意外界对他的看法。
据凤凰网“香港号”报道，虽然受到外界责骂，但管轶并没有退出。离开武汉后至今，他和团队一直潜心于汕头大学和香港大学联合病毒研究所中，对新冠病毒及其引发的疾病进行系统研究。“他从来没有被任何动作和议论所干扰，而是专心于对这场他早就意识到其严重性的新冠肺炎的来龙去脉进行科学探究。”
2月20日，管轶教授和广西医科大学胡艳玲教授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在预印本网站 bioRxiv 发表题为：Identification of 2019-nCoV related coronaviruses in Malayan pangolins in southern China 的最新研究论文。研究团队对广西和广东反走私行动中查获的多个穿山甲样本进行检测，并在穿山甲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相关冠状病毒，属于此次新冠病毒的两个亚型，其中一个受体结合域与新冠病毒密切相关。
结果表明，穿山甲应被视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中间宿主，这是继2月6日，华南农业大学宣布发现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潜在中间宿主后的又一力证。
即使合作碰壁、自嘲“逃兵”、被全网攻击，管轶仍然老实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没有退缩，也没有辩解。而之所以能这样的原因，我想台湾那档电视节目里，管轶回答的一个问题，可以作为答案。
“从世俗的角度看，30岁放弃主治医师的头衔，以及伴随而来的丰厚收入，对一般人来讲很不容易，而你却说再重来一次的话也依旧会做这个抉择，为什么？”
管轶回答：“做专科医生也挺好，但是你只能照顾一个局部，例如一个城市或者一条街道，但是做我这种科学家，可以照顾全世界，照顾整个人类。这种英雄情结，会在关键时刻，例如SARS、重大疫情爆发时，帮你充满激情、帮你克服畏惧、帮你不怕死。”
最后，他加了一句：知识是打败疾病最有力的武器，别的，权势、钱，买不到的。
参考文章：
1.为管轶教授正名，智先生
2.管轶教授口述：2003年港大实验室是如何锁定SARS源头的？，三联生活周刊
3.管轶：武汉肺炎发展曲线与SARS高度相似，财新周刊
4.管轶：去过武汉请自我隔离，财新周刊
5.汕头大学—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新科研楼揭牌，中国新闻网
6.管轶：禽流感猎人，生物谷
7.管轶人物词条，维基百科
8.管轶———围剿动物流感的猎人，南方周末
9.3家微生物实验室被处罚，上海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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