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的日記是對大時代的記錄
喬治·奧威爾曾在評論超現實主義畫家達利的文章中宣稱：“自傳只有在揭示醜陋真相時才是可信的。那些對自己評價良好的人很可能是在撒謊，因為所有生命倘若從內部洞悉，都呈現為一系列的失敗。”奧威爾如此激烈的反對自傳，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除了最為知名的《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外，都表現出了一種強烈的自傳性，第一人稱敘事貫穿始終，大多數又是紀實性作品，就算偶爾變化敘事角度，也總是將自己的經歷帶入作品之中。他筆下的大多數主人公都是窮困潦倒，而且他對自己私生活諱莫如深，小心翼翼地不讓自己陷入新聞報道之中。這種謹小慎微的性格，也讓我們理解為何窮困了半輩子，當《動物農莊》開始大賣之後，他偏偏選擇了遠離都市，隱居在一個小島之上寫作《一九八四》。
對大多數作家而言，日記是窺探一個作傢俬生活的最好方式。但對奧威爾而言，他的日記對私人記事寥寥無幾，更多是提供寫作的素材和時代的記錄。所以這部由彼得·戴維斯編選的《奧威爾日記》記錄最多的是一個小人物的貧困與大時代的政治。回想一下我們讀過的大多數作家留下的日記，我們就能明白為何奧威爾的日記如此不同。日記具有強烈的秘密性和私人性，它描述的東西大多數不適合公開，涉及到作家的私生活只是一方面，更多時候充滿了個人的偏見性書寫，會給很多人帶來麻煩。而且作家日記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他是出於作家本人之手，具有一種獨一無二的秘密屬性。但是在奧威爾的日記中，在不同的時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代寫。
戴維斯在編選日記中總結說：“這些日記不是那種用代碼寫成的純私人記錄，而是大體上用平直的語言寫成的他對生活、他對大自然的觀察以及當時的政治事件的記錄。當他在1939年9月離開沃林頓後，他的妻子艾琳幫他代寫了家庭日記；1947-1948年的那個冬天在他住院期間，他的妹妹安維爾帶他記錄了一些基本的信息，如天氣以及在巴恩爾農場周圍開展的農務。”除了這些比較公開的時代紀錄，奧威爾的日記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他很少在日記中提及關於自己的寫作和作品的評價，偶爾順便提起，也是為了進行比較。從這些日記中，我們很少能夠知道他喜歡什麼類型的作家和行文風格。當然，這些都可以從他的那些知名的隨筆文字中獲得，但是對一個作家而言，記錄自己寫作形成過程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奧威爾迴避這種形式的書寫，似乎源於一種對寫作本體的懷疑，換句話說，寫作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尤其是在戰爭年代，有比寫作更重要的事情。
《奧威爾日記》中收錄的日記從1931年8月截止到1949年9月生病去世前夕。奧威爾一生的經歷很奇特，與大多數作家的那種不得已的窮困潦倒不同，他們一生都渴望通過寫作進入上層社會，但是奧威爾從開始就有意識地步入最下層的生活。他出生於印度，得了一筆獎學金之後便到伊頓公學讀書，之後在緬甸警局工作了五年，接著跟隨一群流浪者在巴黎和倫敦過了一段落魄的生活，他也曾和威根的礦工住在一起，感染過肺結核，參加了西班牙內戰並被射傷。他寫過三部報告文學和四部小說，這些作品為他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卻沒能改善他的經濟狀況。戰爭的爆發使他一度無所適從，精神沮喪。那是他一生最為窮困潦倒的事情，由於身體欠佳，既不能參軍，也找不到任何能讓他對戰爭進點心力的工作。
戰後他終於靠《動物農莊》的暢銷過上了稍微好的生活，他偏偏又選擇了遠離塵囂的都市，去一個小島上寫作《一九八四》。這些悲慘的、痛苦的、糾結的經歷都體現在這些日記中。日記開始時，他正準備去肯特郡摘啤酒花。奧威爾的一生都在實踐這種貧困生活，這種不可思議的體驗構成了奧威爾寫作中的主要內容。我們無法理解這種生活，總是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忍耐飢餓、嚴寒、羞辱和不公平的對待，但是他似乎樂此不疲。
美國的傳記作家傑弗裡·邁耶斯分析說奧威爾一生有一種自虐的心理需求，這種需求源於奧威爾的一種罪惡感，一種社會的原罪，他們越是遠離人類痛苦的場景，自責的感受就愈加強烈，對他們而言，面對社會不公或政治專制時保持沉默是可恥的行為，是與邪惡同流合汙的舉動。為了緩解這種社會的原罪，奧威爾在緬甸辭去職務，為了補償自己國家所犯下的政治罪惡而加入了巴黎和倫敦被壓迫的窮人隊伍中，他同這些人一起反抗暴君，成為普通人中的一員。奧威爾還通過創作式的驅魔來減輕自己的罪惡感。所以奧威爾的一生彷彿都可以解讀成“為崇高事業而產生的受虐衝動，證明他為減輕自己的罪惡感而產生了自我懲罰的需求”。當然，儘管奧威爾有這種受虐傾向，他的創作也明顯證明了他有能力超越這種個人的罪惡感，並將之有效地引向社會思想行為和政治思想行為。
《奧威爾日記》中，除了記錄他當流浪漢的經歷和工人階級的考察，著墨最多的就是家庭日記和戰爭日記。這兩者的對比很有意思，當我們在奧威爾的筆下對他那些沒有特色的人物和乾巴巴的環境充滿厭煩時，我們卻在他的日記中發現了他是如此細膩的一個人，他對自然的觀察，對生活的那種熱愛體現在他對家庭生活細節的痴迷上，他喜歡列舉生活的清單，喜歡記錄他養雞和賣雞蛋的的過程，還喜歡描述他房子周圍一花一草的變化，當他用這麼多的字數描述一株草的生長時，我們才發現這才是奧威爾的真正生活狀態。他像個真正的隱士一樣，觀察著自然界的瞬息變化。但是，當戰爭臨近時，我們又突然發現，這位隱士其實是一個敏銳的政治觀察者，分析局勢變化，關注政局變動，有意記錄下大時代中那些驚人的細節。
1940年6月8日的日記中，他記錄下了一位朋友對他政治敏銳判斷的讚揚，過去十年，他幾乎判斷對了所有的政治局勢變化：“這部分是因為我們可以不被階級利益所迷惑——任何沒有經濟瓜葛的人都可以一眼看穿放手讓德國和意大利主宰西班牙的危險性，而許多右翼分子，甚至是職業軍人，都不能領悟這一明顯的事實。”但他仍然察覺到一個具體的人在這個大時代中，有一種無法左右的無力感：“儘管我們覺得像我們這樣的人能夠比所謂的專家更好地認清形勢，但我們並沒有能力預測到某個具體的時間，只能認清我們置身於其中的是個怎樣的世界。”他對政治的關心程度超出了任何一個作家，這種責任感與他的道德感融為一體。他隨時都會反省自己是否對現實關注的程度不夠，總是擔心個體在大時代的中絕望感可能會影響他對政治局勢的清醒判斷力。
奧威爾是一個反法西斯主義者，當蘇聯與英國簽訂協定加入反法西斯的戰爭時，奧威爾敏銳地意識到了在英國突然有很多人都開始歡呼蘇聯這個依靠斯大林的殘暴統治的極權國家。1941年7月的日記中，他寫道：“現在我們所有人居然都成了親斯大林分子——再沒有能比這一事實更能揭示我們這個時代道德與情感的淺薄了。這個令人作嘔的謀殺犯暫時站在了我們這邊，因此大清洗等等罪行都一夜之間被人遺忘了。”
這種對政治清醒的認知也反映在了他的作品中。比如在《一九八四》常見的評論中，我們經常聽說，這是對極權主義未來的強烈批判。但是從這則日記中我們才會明白，《一九八四》反映的不是我們未來的社會，而是對現存世界的真實而具體的刻畫，是對現實素材的闡釋，而不是對預言式的虛構和想象。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奧威爾的儘管強烈的反對自傳式的書寫，但是他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是自傳性的，不僅僅是對自身體驗的一種提煉，而且是對殘酷的現實世界的清醒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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