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戰爭，拼的往往是後勤。對於彈藥補給，侵華日軍有一個獨有概念——會戰份。
各種武器的會戰份實際數量如下：步槍 400發∕支
輕機槍8000發∕挺
重機槍23000發∕挺
速射炮900發∕門
山野炮2000發∕/門
105加農炮或榴彈炮1000發∕門
150榴彈炮600發∕門
150加農炮500發∕門
240榴炮400發∕門
按日軍統計，其在二戰歷次戰役中炮彈的消耗量如下：
諾門坎戰役 0.15會戰份
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 0.02會戰份
塞班島戰役 0.2會戰份
佩裡硫島戰役 0.5會戰份
硫磺島戰役 0.6會戰份
沖繩島戰役 0.6會戰份
菲律賓戰役 0.8會戰份
淞滬會戰 3會戰份
南京會戰 1會戰份
臺兒莊 0.8會戰份
南昌會戰 1.5會戰份
武漢會戰 1.5會戰份
由此可見，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彈藥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日本擁有比較完整的軍事工業，佔領東北後又獲得了在亞洲首屈一指的奉天兵工廠，因此在彈藥生產方面，滿足戰爭消耗是沒有問題的。但是，
要將這些彈藥輸送到前線部隊手中，卻是個傷透了日本後勤部隊腦筋的難題。 早在淞滬會戰時，日軍消耗的炮彈等物資就大大超出了戰前預期。松井石根一度下令各部隊嚴格管控火炮使用炮彈數量，規定每門火炮每天的彈藥量為0.2個基數，並要求國內應該在為上海派遣軍增加一場會戰份的彈藥量。由於海運供給不及時，日軍等了很長時間，才總算湊夠了在中國軍隊防線南部發起總攻所需的5個基數炮彈，從而大大影響了作戰進程。
等到日軍深入中國國土時，後勤補給的問題就更加突出了。由於中國國內基礎設施極為落後，連一條符合歐洲標準的道路也沒有。僅有的一些幹線公路路況也極差，還經常因為雨天泥濘或游擊隊騷擾而中斷。因此日軍深入中國腹地後，非常依賴鐵路和長江水運。
縱觀抗戰史就不難發現，日本的進攻基本就是沿著平漢鐵路、津浦鐵路、浙贛鐵路以及長江兩岸推進，目的就是為了維持後勤補給。這樣一來，就極大限制了日軍對中國軍隊實施迂迴、包抄、合圍的能力。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唯一一個攻擊軍——第11軍，就只能依託長江及洞庭湖水系，對當面中國軍隊進行有限攻勢。這些攻勢一般持續時間不會太長，日軍就會因為補給問題而被迫返回進攻出發地。
和當時世界上的其他列強相比，侵華日軍的機械化程度極其低下。以侵華初期為例，其四單位制挽馬師團約25000人，擁有5584匹馬。四單位制馱馬師團約28500人，4657匹馬。日軍擁有的載重汽車不僅數量少，質量差，而且基本都集中在兵站運輸隊中。野戰師團的伴隨補給基本就靠編制內的馬匹了。
問題是，馬匹的運輸能力是有限的，而且編制內的馬匹有許多是騎乘馬，不能用於運輸的。
況且，日本軍馬是引入西方馬種後改良而成的東洋馬，完全不像中國馬那樣耐粗飼。這些作為部隊運輸主力的馬匹，其自身就要消耗掉相當可觀的物資。大正三年（1914年），日本陸軍確定的馬糧標準是每天大麥5升（5.25公斤）、乾草1貫（3.5公斤）、藁草1貫。輜重部隊挽馬的口糧減少了1升大麥。1931年修改後的《陸軍戰時給與規則》對軍馬食料的定量與此基本相似，以每天大麥5.25公斤、乾草4公斤和藁草3.5公斤為基準，大麥可以用燕麥、高粱、豆餅（5.25公斤），糙米或大豆（4.2公斤），粟、玉米、裸麥、小麥（4.73公斤），米糠（7.88公斤）、乾草（15.8公斤）替代；乾草可以用牧草（4公斤）、青草（16公斤）、大豆稈（10公斤）替代；藁草可以用秸稈（5.3公斤）替代。此外每匹馬每天還要提供食鹽40克。這些嬌生慣養的日本軍馬到了中國戰場，一旦吃不到像日本那樣多的優質馬料，輕則生病，重則大批死亡。這讓日軍野戰師團的後勤補給能力更加雪上加霜。因此，我們看一些歷史記錄片或照片時，不難發現侵華日軍“就地徵發”中國農民的牛、馬、驢等牲畜，絕非個別現象。
在“一號作戰”時，日軍第11軍每月野戰補給能力僅有區區3000噸。這點運輸能力，能做些啥呢？我們不妨計算一下。日軍步槍手一般攜帶120發子彈和4枚97式手榴彈。三八式步槍子彈重21.1克，120發子彈重約2.52公斤左右。4枚97式手榴彈全重1.78公斤。如此算來，日軍步槍手攜帶的基本彈藥量是每人4.3公斤。以第11軍總人數10萬人計算，日軍單兵所攜帶的彈藥補給量為430噸。如果再計算機槍和火炮的彈藥攜行量，這個數字還會翻幾番。
日軍99式105毫米山炮的一枚彈丸重量是12.34公斤。日軍戰史資料中，曾經開列了洪橋會戰時第58師團100毫米加農炮聯隊發動一次攻擊所需要的炮彈總數。其中，開始進攻前的壓制射擊，每門炮40發；支援衝鋒射擊及射程延伸，每門炮30發；陣內戰第一期每門各35發；陣內戰第二期，每門各15發。[9]單炮總計發射炮彈120發，總重量1.4808噸。該聯隊總共有10門100毫米加農炮。本次進攻一次消耗100毫米加農炮炮彈14.808噸。這僅僅還不算迫擊炮、山炮、高射炮以及各種獨立重炮兵發射的炮彈數量。日軍第11軍在洪橋會戰和桂柳會戰當中動用了6至7個師團。因此，可以大致推測日軍第11軍3000噸的月補給量，彈藥供給已經十分勉強，別的物資大部分只好依靠就地搶掠。
就地搶掠本是侵華日軍的強項。不過，舊中國經濟落後，日軍飛機、汽車急需的大量汽油和零配件，在中國是基本找不到的。在吃的問題上頗為講究的日本人，也許餓急了的時候可以不再嫌棄食物的粗糙，但戰亂帶來的土地荒蕪和糧食減產，以及中國軍民的堅壁清野，有時候也會讓日軍的給養難以為繼。
在武漢會戰期間，由於後勤補給不暢，就地搶掠也不是次次都有收穫，曾發生過波田支隊的支隊長用鹽汁泡桃樹葉佐餐，結果舌頭、喉嚨被扎得疼痛難忍之事。試想，在等級森嚴、官兵待遇極為懸殊的日軍中，少將支隊長都如此，基層官兵的窘狀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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