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公子小嫣

看到这个问题，第一个跳到我脑子里的竟然是个段子：不可为五斗米折腰[酷拽]给我六斗就可以[思考]陶渊明的官职一直不高，俸禄也不多，但宋朝官吏的待遇可是很好的。

开个玩笑，正经答案在这里[机智]我觉得这和时代风尚有很大关系。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征战连年，人民和官吏甚至皇家都一样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佛道思想比儒家思想更得人心，避世成为一种风尚。

而宋朝特别是北宋，国家经济强盛，士人的思想统一到儒家上来。儒家强调要到仕途中去建立一番功业，去经世济用。儒家真正确立统治地位后，士人们遇到挫折，有的迎难而上，有的暂时到佛道或者自然中寻求安慰，真正去做隐士的很少见。他们大多报有一种就算不被朝廷重要也要做点实事的态度。比如苏东坡，被贬到苏州就去修了苏堤，贬到海南就去施教化，这是一种不仅随遇而且尽力安人的态度。这大概就是儒生本色吧。

蔓卷诗书

简单来说就是没必要！

你别看苏轼一生坎坷，颠沛流离，今天发配到这里，明天发配到那里，但是他的人生，其实比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幸福”。

苏轼最高做过翰林学士，啥是翰林学士？

简单来说，就是宰相的“候选人”，这一制度在苏轼生活的，重文轻武的宋代，格外有分量。

这下大家就明白了，苏轼是“差点”当宰相的人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就算他老人家被贬，也大大小小都是官，而且苏轼毕竟是曾经当过翰林学士的人，而且诗词文章写的很好，书法也不错，他这种人才在宋朝，就算想隐居，也是隐不了的。

而且隐居有什么好处，除了清静一点，别无其他好处。

因为宋朝哪会，天空不像现在污染这么严重，住城里和农村差不多，至于吃的，哪会还没有农药，都算绿色食品，况且当官吃的更好，要是自己种……

别以为会有青椒土豆西红柿啥的，玉米也没有，因为玉米大概是明朝的时候，才加入“中国”国籍。

所以要是隐居的话，日子清苦的很，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诗意生活”！

从生物学角度讲：人类有趋利避害的天性！

简单来说，就是人都想过好生活，都想吃肉喝酒，所以苏轼好好的官不当，跑去隐居，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他干嘛要活的这么“倒退”？

所以，他除非脑子抽风，才会去隐居，因为没有人想过“茹毛饮血”的时代，也没有人想做“山顶洞人”。

这是其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还有一点就是，陶渊明当年其实也不想隐居的，理由如上，就是——“隐居太苦逼了”！

但是为啥，陶渊明还是隐居了，不但隐居，还写出了让后代人十分羡慕的“田园诗”，貌似他老人家过的还不错。

那是因为，陶渊明当时所处的时代是东晋末年，像当年的东汉末年一样，天下英雄都摩拳擦掌，是一个十分动乱的年代。

而且东晋末年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就算去当官，也是个高风险职业，万一没讨好上司，得罪了小人，分分钟小命就没了。

所以按照“趋利避害”的天性，宁愿生活苦一点，也不能把小命丢了啊。

所以陶渊明的隐居是“高招”，把自己隐居起来，等天下太平的时候，再出来当官，为民造福。

而苏轼所处的时代，是十分尊敬文人的时代，虽然不断被贬官，但是苏轼的“名声在外”，而且艺术才华造诣很高，无论走到那里，都是受人尊敬的。

最重要的是，没有生命危险，顶多就是政治理想没有实现，官小了一点。

所以苏轼完全可以在任上等待“重新被重用”的时机，没必要跑到深山老林里面，过与世无争的生活。

其实无论是陶渊明还是苏轼，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从内心里面来说，都是想出来做官，无论对老百姓，还是整个国家，都想做出自己的贡献。

只不过，陶渊明的时代“逼迫”他必须隐居，而苏轼则完全没有必要。

说道这里就清楚了，苏轼不隐居，原因很简单，就是——“没必要”！

太行山下小小强

《亦然读史.苏轼的旷达与坚守》

翻开中国文学史，满目尽是巨璧大家，放之长空则星汉灿烂，放之大地则高山林立。其中，苏轼就是那个产生巨人的时代——宋代浩瀚长空的一颗耀眼巨星，莽莽大地的一座景仰的高山。近日，借武汉疫情闭门之娴，阅读了《中国思想家丛书》之《苏轼评传》，伏案经月，夜不释卷。对于苏轼为何屡挫屡贬，却不自废自弃，辞职挂官？我想从如下方面，试作微探讨、浅商榷：

一，苏屡遭贬谪、风雨一生的成因演绎和客观现实性

一是政治气候。熙宁二年，苏还朝授职时候，正是表面繁荣的北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此时神宗即位，皇帝的态度是鲜明的，那就是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图新，这是政治背景，所挡必伤。

二是工作环境。反观苏所处时代，活跃在文坛官场的耀眼星座，就有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梅尧臣等等。如此星汉灿烂，济济一堂，合则相得益彰，水涨船高，比如欧阳修与苏的知遇之恩；悖则彼磨此砺，彼长此消，比如王安石与苏的政见之龉龃。官场人生，软环境至关重要。正当其时，则是如虎添翼，要成长神龟莫阻；生不逢时，则是“五指”压顶，欲成业百畅不举。由此可见，前程是风明雨晦，抑或一帆扬州，无他，环境使然。

三是观点之争。王安石以竣急思想、霹雳手段施行新法，使得朝内有识之士因观点相左而被迫离京。一时间，朝野落叶纷飞，内外风雨凋零。苏虽不反对改革，却主张“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方式徐徐图进。一个要急进，一个要缓步，自然君子如璧，裂则必隙。留给他的只有一条路——离开朝廷，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播下下仕途风云密布的种子，开启政治上风雨兼程的颠沛之途。

于是，由于一与政治大环境相悖，二与工作小环境相逆，三与主政宰相王安石相左，三个原因叠加，演绎了苏轼遭谤陷狱、风雨一生的结局。到苏44岁的元丰二年，御史李定等，借助弹劾苏诗讽刺新法，毁谤君相，苏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史称“乌台诗案”。苏坐牢103天，几濒临砍头境地，幸亏宋太祖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才躲过一劫。出狱后，苏被降职黄州团练副使。后几经被贬惠州，再贬昌化军，及至徽宗即位，遇赦北归，以六十六卒。

二、苏轼百折不饶、九死不悔的骨节禀赋和逻辑必然性

一是性格禀赋使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禀赋性格，是决定其命运前途的DNA。一则骄傲的出身环境。苏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出身于长江上游的天府之国、文化之邦的眉州，其祖父苏序家境殷实，能诗能文，二伯苏涣身为进士，父亲苏洵更是著名的散文家，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自然耳濡目染，根正苗红。二是丰沃的经济环境。苏家几辈人的辛勤积淀，自然家境殷实；年幼时父亲出游在外，母亲教其读书，言传身教、悉心抚育；苏家一门三进仕，都出任地方高官，这些都为苏的成长积淀了殷实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三是骄人的天纵英才。苏在京城会考时，其文风获得了主审官欧阳修的倾倒。欧赞曰：“这样的青年才俊，真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成语出人头地的出处）！”从此收留为弟子。由此可见：翰墨家风的文化环境，物流富足的物质环境，少年得志的成长环境，必将催生苏人格壁立、顶天立地，傲视薄物、旷达豪放的性格禀赋。

二是士人人生抱负使然：从祖父到二伯的耳濡目染，从父亲到母亲的教养德化，从少时科举一考成名到一门三进士的官宦之家，苏所接受的都是打马朝堂、名垂青史的“士大夫”价值观。“上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在皇权当道、官本位思潮占据主流的时代，成就人生价值的最佳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身居朝堂、全功立名。由此可见，即使仕途百折犹无悔，即使生活再苦亦不退，这是苏轼的应有选择。

三是“伏法”罪身使然：苏的一贬再贬，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坚持观点自己“求”来的，二是因陷获罪外力强加的。试问，前者是自愿选择，为何要辞官？后者是被迫负罪，法律怎么能让负罪之人有任意选择辞官的权利呢？要想保命，就随波逐流、跟着命运走吧——舍此奈何？加之，父兄皆居官场，自己又名扬四海，岂能趁快哉之能事，随意扔下挑子，一走了之？

自古宝剑多磨砺，不如锋刃从何来？反观苏的人生险阻，仕途通曲，我们发现：被贬黄州是他一生思想和创作的分水岭。前则以儒家思想为主，大量的政论、史论等充分显示出他积极入世的一面；被贬黄州后，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融合佛道旷达的襟怀，达到了无论穷达落魄，都能在精神领域和文学世界，保持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

事实上，苏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坎凛起伏地度过的。但政治的暴风雨后，他并没有减弱他旺盛的创作精力，而且物极必反，促使他深入地思考社会人生，成就了他前期作品的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的豪放风格，后期作品的空灵澄明、豁然恬淡如深柳梨花的旷达婉约，命运的打击和个人的自救，在这里合伙铸造了一座人迹罕至的文学高峰。在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灾难成就文学，而是文学挽救了苏轼！

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就是苏轼，虽九死而莫悔的苏轼——请问：这样的苏轼能够打倒吗？这样的苏轼能够以辞官避世的方式，向命运、官场和人生屈服吗？

2020年2月29日亦然于半山读《苏轼评传》有感兼答友人

中国亦然

苏轼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像陶渊明一样归隐是他人生的最大希望。

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他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愿望。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是反对新法的主要成员之一，属于旧党中的蜀党领袖，又是新兴的未来可期的政坛新星，同时欧阳文公仙逝以后，他又是执文坛大旗的文坛领袖。有一大帮文人墨客乡党学生追随着他。政治影响社会影响很大，没有被贬谪以前。他纵使辞官归隐也不能成行。贬谪后成了被人监视的“犯人”，没有皇帝的圣旨更可不能了。

苏轼一生的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一方面，他积极用世想做个好官，同时继承欧阳修老师的旗帜，在文化上施展自已的才华；另一方面政治上的打击，又使他产生归隐的思想，他甚至打算在宜兴买田安家，在贬谪生涯中随身带着陶潜诗集，和陶诗写了许多首，追随陶潜归隐也是他的愿望。

所以，苏轼的一生总在调和着这两种矛盾。

我们今天看苏轼和陶潜应该分开来看。

苏轼的社会，知识分子的待遇和社会地位远比陶潜时代好。

苏轼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比陶潜高。

苏轼的仕大夫观念意识，要比陶潜强。

陶潜天生恬淡的性格是苏轼难以企及的。

陶渊明是和，屈原，李白，杜甫并肩的伟大诗人，苏轼不是。

陶潜归隐基于他的性格，苏轼则囿于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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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这个问题也可以替换成：为什么A在北京打拼很不顺，却又不肯像B一样回到老家小县城过安逸的生活？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两位人物的时代及社会背景、生平经历进行对比，试着找寻一些蛛丝马迹。

时代及社会背景

•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期，在那个时期，统治阶级腐败不堪，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
• 苏东坡生活在北宋繁盛年代，那个时代国富兵强，人民安居乐业，言论也处于相对自由，百花齐放的时代（诗词歌赋等文化发展登峰造极）。

从两位所处的时代来看，一个处于朝代更迭的晚期，一个处于朝代的兴盛时期。

人物经历

• 陶渊明

1. 公元393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抱负进入官场，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于是辞官回乡；

2. 公元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由于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拒绝了与桓玄同流；

3. 公元405，陶渊明奉命任彭泽县令，但仅81天后，就又辞官了，从此过着“躬耕自资”的桃园生活。

• 苏轼

苏轼自幼聪明好学，具有报国安民的雄心大志。

1. 1057年，二十一岁的苏轼进京应试变拔得头筹；

2. 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王安石新法的弊病，被后者启奏，于是被贬为杭州通判；

3. 1079年，因乌台诗案，入狱100余天，险遭杀身之祸，之后被贬黄州（著名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就是这个时期他的作品；

4. 1085年，宋哲宗即位，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也即东山再起，但因其对腐败现象进行抨击，又受到诬告陷害，再次被外调；

5. 来回往复多次被召回和排挤外调，在外调期间，苏轼一心向民，在杭州、颍州、惠州竭力为人民修筑了堤坝，受到人民的爱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但苏轼并无自暴自弃，反而在这里办学堂，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从人物经历看，陶渊明表现出“不为五斗米折腰”态度，不太适应官场；而苏轼虽然一生三起三落，但仍保留着积极纳谏，刚正不阿的立场，并且一心为民，虽多次被贬，依然保留着乐观的态度。

总结

从时代及人物经历，可窥探人物的思想抱负，也对苏轼不进行辞官隐居找到了一点答案。

在陶渊明的一生中，其实他也非常想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他也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然而当看到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之后，他知道自己实现不了这样的梦想，如果一意孤行的话，不仅不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反而只会徒增悲伤，于是就想要回归自己的田园生活里面。

苏轼虽和他们的政治观点时不相容，但他毕竟胸怀一颗激荡挚诚的心，一腔凌云冲天的志气，一身熊熊燃烧的激情，一种积极进取的希望，他对朝廷、对国家还有着信心和希望，他还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想为这个国家、人民做些事。所以也可以看到，虽然被贬到偏远的地方，他依旧能够为民办了很多“实事”，也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爱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又是成功的。

立青书苑

东坡虽然屡次遭贬，但他总能以积极而乐观得态度面对。

因为他有远大的抱负，他也想建功立业，扬名立万，这是自古文人的通病。虽然遭到贬谪，但他不能就此罢休，所以他以儒家积极的精神来面对，化痛恨为力量。他是天生的乐观派，总能从迷茫中找到自我，使自己不至于沉沦。后期的他，实在不行，才以佛道宽广的胸襟来解脱自己。

陶渊明的那个时代连年战乱，官场腐败黑暗，陶不为五斗米所折腰，决定辞官隐居，如不辞地话，以他的性格，有掉脑袋地危险。

宋朝除了北方有外患，民生基本安居乐业，文化繁荣，经济强大。与战乱不断，腐败透顶的晋朝不能相比。

性格决定命运，东坡之所以没沉沦，没隐居，主要是天生的乐观者。

我以诗为证：

千古文豪一东坡，

文章盖世才华卓，

虽道平生坎坷多，

犹笑人间风雨落。

东海328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不像陶渊明那样辞官隐居。可以从苏轼的性格、时代的背景来分析。

一、苏轼的性格

苏轼是个有抱负的人，就算被贬，就算他郁闷。他的人生态度还是积极的，惩处逆境却不甘沉沦，忘怀个人得失，立意有所作为。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在《前赤壁赋》中可见一斑。

被贬黄州是其一生思想和创作的分水岭。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大量的政论、史论等充分显示出他积极入世的一面。

后期的他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融合佛道旷达的襟怀，能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无论穷达，都能在精神领域保持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

二、历史的背景

淘渊明的时代，是战乱不断的东晋，皇族内战，民间起义，而东晋的政治又掌握在一批不攻正事的世家大族手里，所以很多人是对现实失望的，所以才有对世外桃源的向往，选择隐居。

苏轼所在的宋朝什么北方仍有战乱，但是宋朝已经有了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最好的选择。读书人都有积极进取的心，苏轼也不例外。

两者时代下的文化思潮带动下的价值取向就不同。

品势怪兽

苏轼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却为何不像陶渊明那样辞官隐居呢？

一，首先从家庭来讲，家庭环境影响人的每一个决定。

苏轼，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门唐宋八大家占了三人。而且苏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而为国为民的思想根生蒂固。每到一个地方都踏踏实实的为民做主，为每个地方都做出杰出的贡献。

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清贫苦寒之家。8岁那年，父亲去世，跟着母亲种田为生。陶渊明从少年时代心里就藏着两个梦，一个梦是像曾祖父陶侃那样济世苍生，另一个梦则像外公孟嘉那样洒脱不羁，率性本真。

四次出仕均以失败告催。为了一家生计，第五次出仕，不甘于上级索贿，辞官彻底过起了“采菊东篱下”的日子。

二，从两个人的性格来讲。

苏轼的一生，可以用命运多舛来形容，但一切都被他随手扭转过来，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 亦喜欢游山林。苏轼愣是将自己修炼成了乐天派，豁达的面对一切得失，得之吾幸，失之吾命，一切随缘。

苏轼的仕途可谓是像坐山车似的，起起伏伏，没有强大心理根本hold不住。

初出茅庐的苏轼在科举时一举成名。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后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更换皇帝后，又升为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苏轼可谓是一路当官，一路广交天下好友，一路游山玩水，一路吃吃喝喝。用强大的食欲来治疗一切不开心。如果还是不开心，那绝对是美食不够诱惑。

苏轼不论到哪，都能自得其乐，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过得舒服。

陶渊明做官只是谋生的一条路，此路不通，就回家种田。归隐后用写诗来抒发自己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表达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

综上所述，苏轼与陶渊明最大的不同就是，苏轼是精神上的出世，苏东坡把自己活成老百姓最亲切的朋友。陶渊明则是文人失意的精神归宿。

非烟慧语

主观上苏轼是个有抱负的人，就算被贬，就算他郁闷。他的人生态度还是积极的，惩处逆境却不甘沉沦，忘怀个人得失，立意有所作为。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在《前赤壁赋》中可见一斑。

客观上，要考虑到历史时代背景的，陶渊明的时代，南面是战乱不断的东晋，皇族内战，民间起义，而东晋的政治又掌握在一批不攻正事的世家大族手里，北面是五胡十六国的祸患，所以很多人是对现实失望的，所以才有对世外桃源的向往，选择隐居。

外加东晋时，文人以风流标榜，本身，两者时代下的文化思潮带动下的价值取向就不同。而宋朝虽然也面对北面政敌的威胁，但到宋代大族已经消失，人们更愿意说自己是怎么努力，而不是炫耀自己出生名门，价值观改变了。

苏轼一生受儒释道三家影响。

被贬黄州是其一生思想和创作的分水岭。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大量的政论、史论等充分显示出他积极入世的一面。

后期的他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融合佛道旷达的襟怀，能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无论穷达，都能在精神领域保持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

人们之所以喜欢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后期的这种虚静高洁的心灵和淡泊超逸的人格。

御前带刀侍卫

苏轼出身书香门第，从小父母就细心指导。特别是苏母，在苏轼年幼时，就给他讲过《后汉书·范滂传》，用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树立名节。在家庭教育的熏陶下，苏轼年纪轻轻，学识修养已经很成熟了。

苏轼一直怀着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考中进士，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入世之后，勤政为民，讲究政策的时效性。王安石厉行新法时他持反对态度，司马光废除新法时他又持不同意见。因此多次受到排斥打击。

苏轼对自己的不幸运与苦难并非麻木不仁，他也有痛苦彷徨的时候。但是骨子里儒家坚毅的精神让他不忘去勤政为民的思想；而道家思想的影响又让他每次被贬到地方，都愿意走进大自然，在自然中寻找人生的乐趣；对释家的禅悟，又让他能超然物外的对待一生的变故。

因此他没必要辞官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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