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9 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有抵抗,而到了英法联军打广州时人民却不抵抗了?

予知君


对比西方在广州和上海的经验,有助于说明十九世纪中叶外国在中国的作用。在这个时候,清朝主要关心的是叛军势力蔓延,而叛乱正显示了中国政治经济中根深蒂固的弊病。库恩先生将在第六章中指出,旧秩序由于结构和环境的多种缺陷而受到损害,受过儒家洗礼的文人学者统治阶级终于以不可忽视的活力和独创性来对待这些弊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主要省份都处于内战和混乱状态时,沿海的西方商人、传教士和军队相对地说似乎只属于边疆偏僻地方的问题。外国人在火力方面无敌而人数甚少,他们虽然可以打到广州,甚至最后打到天津和北京,但是他们不能取代中国人口,也不能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来统治中国人。一句话,象从前蒙古和满族入侵者一样,英国人也能打入中国的民族混杂的统治阶级权力结构之中,甚至到时候还可以在帝国政府中起作用。但是他们只有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只有与统治制度互相适应,而且只有在中国民众没有被现代民族主义感情动员起来反抗他们的时候,才能这样做。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可能迫使清朝给予外国人以条约特权和在中国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而延长并改造了帝国的政体。但是在1860年之前,北京仍在严阵以待,顽固地进行排外。就在清朝全力对叛乱进行镇压的同时,西方入侵者仍被视为需要清除净尽的累赘。

咸丰帝即位于1850年3月,时年十九岁,他不久便被灾难所压倒,因此看来他不是一位明智而坚强的领导者。他对外部世 界极端无知,徐广缙(当时是负责对外关系的广州钦差大臣和总督)煽起民众的排外情绪使英国人不能入城的成就,深深地打动了他。1850年3月,英国人因徐广缙违反条约而在天津给穆彰阿和耆英(负责签订1842—1844年条约的两位主要官员)递交了抗议书。这位年轻皇帝的反应是,以屈服于英国人的罪名斥责和贬抑他父亲所信任的这些官员。此后,他支持徐广缙及其亲密同僚广东巡抚叶名琛的不同西方使节交往的政策。同时他命令上海、南京和天津当局把一切外事活动移交给广州钦差大臣。北京的这条强硬路线,使巴麦尊于1851年曾考虑过采取武力报复,但是他于12月被免去外相职务,而他在伦敦的继任者却并不那么感到需要卷入中英斗争中去。

1858—1860年英、法联军远征中国之役,是由于1854年双方共同努力谋求修改条约的谈判遇挫而引起的。促使采取这一外交上的努力有以下几个因素:英国想寻求机会与南京太平军叛军进行贸易的希望遭到破灭;1854和1855年英法在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实行外交合作和军事上无暇他顾;美国公使(麦莲)来到中国,他较他的前任更少怀疑英国人的出尔反尔而愿意与英法两国共事合作。总的说来,到1854年,外国舆论已经认为不能从太平军的胜利中捞到什么油水,而英国政府也已决定采取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在法、美两国同意下,三强企图通过修改条约来增进它们在中国的利益。结果三国公使于1854年5月到11月之间纷纷在福州、上海,最后在天津,从多方面提出申诉或建议,企图劝服当时的广州总督叶名琛。这些努力有助于达成上述上海的地方协定,然而它们在与北京朝廷打交道时却无效果。1855年2月巴麦尊出任首相以后,在中国的英国活动分子越来越不安分了。①

叶名琛当对因为要对付广州周围的叛乱而陷于困境。他顽固地拒绝英国人进城的要求,所以他在西方的记述中成了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词,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当邻近的江西、湖南甚至珠江三角洲都被起义所震撼的时候,他在广州十年的真正功绩却是维护住了清帝国对那里的军事控制。太平军于1852年由广西向长江北进,部分原因也是叶名琛保住了广东。然而太平军的榜样在广东也引起了一系列叛乱。叶名琛通过向绅士课税来筹措民团经费以对付这些叛乱,这正反映了广州地区当时的困难局势。华南的叛乱促使福建的茶和安徽、江苏的丝改经较短的路线运至上海,因此,在翻越梅岭和别的关隘而至广州的旧运输线上谋生的船民和码头搬运工都被迫失业。和三合会有联系的秘密会社,象1853年占领过厦门和上海城的小刀会,现在有了用武之地。1854年期间,广州地区被卷入“红巾”之乱的漩涡中。广州城只是由于农村民团局(这是添加在地方宗族结构之上的组织,所以在提供救济、控制物价和鼓励生产的同时,还能庇护和组织人民)的效忠才免遭掠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绅士领导之下完成的,原则上要由朝廷批准,实际上总督批准即可。叶名琛在坚持科举考试,奖励有功的绅士,处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方面似乎都是公正而有力的。但是一旦“红巾”被镇压,几万人便在1855年被处决,广州的绅士仍旧在地方重新保持权力地位,他们能够用贸易税捐支持他们的乡勇和民团,而农民则比过去更加贫困,经官方批准并由绅士领导的民团已与由绅士资助的乡勇(他们的所作所为经常无异于老百姓的敌人)合流。①

成为1856年10月开战理由的“亚罗号”事件,便显示了正在 成为中英关系典型的亦中亦英的特征。这种船有外国的船身和中国的装配。船主是中国人,但他住在香港。船长(甘纳迪)是英国人,十二个水手全是中国人。“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但已超过这一年的有效期十一天,而根据殖民地条例,它有权在回返香港以前悬挂英国旗。但事实上“亚罗号”不管是否打了英国旗,它当时已参与了海盗活动。叶名琛声称他的捕快在扣押船上水手时捕获了一个恶名昭彰的海盗,这种海盗他曾处决过数以百计。当时巴夏礼领事刚从英国回来,英国的巴麦尊已经同意必须对清政府“提高嗓门”,并且要求中国对即使是最小的侮辱也要立即赔礼道歉。巴夏礼领事有香港总督、当时的自由派领袖包令爵士(他初到中国时曾做过广州领事)做靠山。包令把自己对自由贸易的热情同巴夏礼坚决无情的炮舰外交的信念结合了起来。

1856年10月,英国海军再度攻占虎门炮台,一直打到十三行。他们用一门大炮每隔十分钟向叶名琛衙门轰击一次,他们轰垮了城墙后派遣一支突击队冲入衙门,到处耀武扬威地展示其火力威力。然而叶名琛蔑视他们,拒绝同他们谈判。后来人们用一副联语来嘲弄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的死顽固态度:“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①;可是,鉴于他有他的政绩,这却不是持平之论。

政治上的互不妥协此时导致僵局。1856年10月,叶名琛关闭了广州的海关,贸易陷于停顿。12月,十三行被焚毁。1857的2月末,英国议会辩论包令在广州的行动。格兰斯顿和狄斯累里赢得一项不利于政府的动议,但在其后的普选中巴麦尊获得大多数选票,这似乎表明人们支持对中国作进一步的胁迫行动。然 而当年6月派往中国的远征军在途中不得不回头去帮助镇压印度的兵变,所以进攻广州的行动推迟到1857年12月。那时,法国也因中国不公正地判处了一名神甫(马赖,1856年2月在广西)的死刑而参加了这次报复。

英法联军终于到来,他们总数约五千七百人。12月28日,他们炮击广州城,接着登上城墙,并绕城墙而进。1858年1月4日,他们甚至派遣几个小队穿城而过去捕捉巡抚和总督。他们把顽固的叶名琛用船送到加尔各答,叶即在次年死在那里。他们把曾在广东供职二十多年的蒙古人,即那个谨慎而无倾向性的巡抚柏贵,当作现代第一批傀儡行政官员之一安置在他的衙门里。利用柏贵的名义,一个由能讲汉语的委员巴夏礼理所当然地占支配 地位的联合委员会统治广州达三年半之久,直到1861年10月为止。这个联合管理机构于1858年2月重新开放关闭了十七个月的港口贸易。它派出由中国警察和外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组成的巡逻队,沿街维持城内秩序,而中国人的法律诉讼和别的日常行政事务则继续由巡抚衙门处理。柏贵的布告由巴夏礼在幕后审查。

北京把这场灾难归咎于叶名琛。朝廷也大体知道巡抚柏贵是受外国控制的,但没有撤免他或替换他,虽然也派遣了其他官员试图收复广州。北京以一种愚不可及的乐观心理希望广州乡村民团能把入侵的外国人赶走,因此新任总督黄宗汉就采取中间立场,想凭借民众难以和解的反抗精神去限制外国人的要求。这是中国人应用人民主权的方式,即任何政体都要顺乎民心,合乎天命。象那些好战派说的:“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在此。”①要激起由绅士领导的民众的排外情绪是不难的,但要胁迫入侵者却是另外一回事。为此目的,清政府需要一如既往地显示自己军事上的威力,但这一点已办不到了。广东民团局暗中受到鼓励,终于在1858年7月21日进攻广州城,但结果还是被英国炮兵击退。同时主和派在北京已占了优势,在那里天津条约已被接受(详下)。

没有得到朝廷进一步的支持,民团运动现在面临着联军巡逻队的威胁。到1858年底,巡逻队越来越深入到广州周围的乡村,旌甲鲜明地穿越村镇,以炫耀新政权的威风。1859年1月,当七百名英海军陆战队员接近民团总部,最后受到炮火攻击时,英国人派出一千三百名步兵和六艘炮舰,在三天战斗中占领并烧毁了该总部和总部所在的村庄。民团的贡献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了。广州民众曾经以排外怒火长期阻止这些陌生人进城,现在开始习惯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维持秩序了。绅士领导的民团运动 在乡村也渐趋消亡。由于没有别的办法对付这些蛮夷,这里也象在上海一样,蛮夷们被接纳加入地方政权机构之中。


何伟读史


为何第一次鸦片战争人民坚决抵抗,第二次反而喜迎王师?一切都怪清朝

在我国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现象。那就是,当西方列强侵略者来袭时,大量的国人,不仅没有奋起抵抗,反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仿佛这些侵略者,是来拯救他们的。

按照社会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看,至少,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应该是越来越坚决的。可是,我们发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人民坚决抵抗英国殖民者,打出了三元里抗英战斗,可是,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广东人民却没有大规模进行抵抗。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中国历史跨入19世纪时,英国已经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可是清朝却还在享受"天朝上国"的迷梦。当1840年英国从坚船利炮打过来时,几乎是一脸懵逼,这些敌人从哪里来,这些武器莫不是上古的巫术吧?

这种情况下,清朝军队不怕牺牲英勇抵抗,就已经成了常态。虽然,抵抗的动作看起来就像傻b。

曾经镇压白莲教起义的百战名将杨芳,来到广州时,听说英国大炮打得准打得远,觉得他们一定有巫术,于是在广州城内搜集了数千个马桶,组成马桶阵。战场上屎尿起飞,实在是不忍直视。

在全国各地的对英战争中,陈连升、关天培、葛云飞、裕谦、陈化成、海龄等将领壮烈牺牲。可是,他们给敌人造成的伤亡实在是太小了。

这就是降维打击,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文明,武器技术,以这种方式见面,自然是单方面的屠杀。

正如三体人说的"你们是虫子"。英国人也这么看。

但是,英国人还是小看了中国人。

当英国人围困了广州城,到农村去寻找食物时,遭到了三元里人民的坚决抵抗。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英国人在广东的农村,一开始打算用金银购买,后来发现,这些中国人表情呆滞、反应迟缓,直接拿枪抢岂不是更好。于是,原本的物资采购,变成了无底线的抢劫。

英国人没想到的是,在中国农村,各种秘密社团的力量,远超过朝廷的力量。

英国人抢劫到三元里时,有一个英国士兵一时兴起,强奸了村长的媳妇。这下通了马蜂窝,村长是天地会的香主,农村的大人物!当当当三个火铳放出去,"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齐相见!"十里八乡的农民赶到三元里,与英国军队迎头相撞!

好巧不巧的是,天空下起了雨,英国军队的火绳枪,全部不能发射。上万农民,在天地会组织下,围攻着数百英国军队,英国人很快就要全军覆没。

老天爷都帮着农民,但是作为父母官的县令来了,他们却是来救英国人的。

就这样,英国人被清军拯救了,前一天,他们还在炮轰广州城。

清朝地方官的想法很简单,这次救了英国人,英国人一定会感恩戴德放过广州。

事实却是,广州赎城费一分钱都没搞下来,先前答应的600万元赎城费,随着《南京条约》的执行,全部交付,分文不少!

而抗击英军的天地会和农民,遭遇了清军的残酷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这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基本逻辑。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天地会这些人,成气候的,都被太平天国招安,去南京小天堂"享受"去了。自然没有抵抗了。

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则审时度势,只打官兵,不打百姓。

老百姓认为,这是来了"仁义之师",帮着英法军队送补给,帮着洋人打清军,也就顺理成章了。

等到中华民族真正觉醒,那要等到1931年抗战爆发了,当然另一个条件是共产党倡导全民抗战。如委座那样,在老百姓看来,不过是一个军阀取代另一个军阀而已,所以河南老百姓把国军缴械,也实属正常。

你觉得呢?


历史知事


欢迎走进文史工作坊!

先说一下广州人民在鸦片战争期间为什么抵抗!

众所周知,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于虎门销烟,此事就是发生在广州,鸦片战争也在广州打响,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关天培等清朝官兵都是在广州战死。

而著名的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已经入选了高中历史教材。对于这次抗争推荐大家看阅读一本书叫做《大门口的陌生人》,有详细的解说。

第一次鸦片战争未爆发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交往的口岸。外国人一般来都会去广州,自然这里抵抗最烈。

再说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什么广州抵抗不剧烈

英法联军到来,是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此时除了广州,还有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一次英法联军侵略的目的就是开放内陆,广州已经不是英法的目标了。

更重要的是英法联军的军事路线并不打算走广州,而是从浙江定海,沿路到天津,从天津再到北京。自然广州人民不需要怎么抵抗。


文史工作坊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坚守广州;陈连升、关天培、葛云飞、裕谦、陈化成、海龄在战争中壮烈捐躯;三元里人民英勇抗英等。

英法联军打广州战争中,广州人民同清军也同样进行了奋勇抵抗,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

第一、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统治集团昏庸腐败。“时代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各级决策者错误频出,上层指挥简单低效,各级官员欺上瞒下,导致不知己不知彼,对战局应变低效。

战争过程中,同样的决策错误在各地重复上演。这既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也是清政府腐败的具体表现。

正是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西方列强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和发挥出来。

下面再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分析说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的故事!

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法国政府委派葛罗为办理对华交涉的高级专使,率兵来到中国。“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委员伯驾闻讯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

咸丰六年十月,美舰两艘由珠江驶向广东,被清军误击,美国军舰紧接着攻克了5座清军的炮台。事后,叶名琛对误击事件道歉,美军退出所占炮台。尽管伯驾等美国在华官员一再要求武力侵华,建议占领台湾、舟山等处,然而美国对外用兵权归于国会,国内又南北对立,势如水火。因此,美国政府仍坚持用“和平”的方法达到修约的目的,婉拒英国结为同盟的要求,但在修约问题上却答应同英法一致行动。

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美国政府派列卫廉为驻华公使。此外,还有俄围。俄国由于侵华方式和目的与英、法、美有所不同,所以俄国的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最大。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强太的四个国家——英、法、美、俄联手对付清王朝,其中英、法是主凶,美、俄是帮凶。而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国内普遍反叛的困境。

太平天国、天地会和各少数民族纷纷竖起义旗,关内十八行省中,已有十三省卷入于战争,其余直隶、山西、甘肃、陕西、四川等省,也不时爆发一些颇有规模的聚众抗官事件。这种清朝自建立以来从未遇见的混乱局面,使清王朝陷于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因此,尽管咸丰帝内心仍坚持对外强硬的主张,但在叶名琛一再奏报“胜利”之后,仍然害怕英国会再次报复,引起战争,谕令叶名琛尽早了结中英争端至于停止对外贸易,历来是清王朝“驾驭外夷”的重要手段,但此时国内战争的规模,使清政府财政空前紧张,粤海关每年数百万两的关税已成为清王朝坚持战争的重要饷源。原来一直是外国人要求恢复通商,而现在却变成了清朝皇帝要求恢复通商,并在给叶名踩的谕令中多次提出。

叶名琛早已得知额尔金来华的情报,但他认为,这是因为英国政府不满意包令等人与中国挑鲜,因而另外派人来广东订约。七年闰五月,额尔金到达香港,想要联合法、美进行交涉,但法、美新使未到,想要进攻广州,兵力又不足。此时,印度爆发了士兵起义,使得原来想要调往中国的英军不能如期前往。额尔金见此时留在香港毫无意义,便返回印度,并将已调往香港或尚在途中的英军撤回印度,用以镇压士兵起义。

叶名琛却把额尔金的行动误认为是英国无能的表现,认为他的“以静制动”方略取得很大效果。九月,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先后抵达香港,十月,额尔金返回香港。此时,英国已基本控制了印度的局势,将兵力转移到中国。英在香港、广州一带有军舰43艘,舰上官兵5500余人,香港还有陆军4000余人。

法国在香港、澳门一带也有军舰10艘。兵力已集结完毕,四国使节在商议后,于二十七日让额尔金、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入城;第二,赔偿英国自“亚罗号”事件以来的损失,为马神甫事件向法国道歉、赔偿:第三,清朝派“平仪大臣”与英、法进行修约谈判。这个照会限定叶名琛十日之内答应前两项,否则“令水陆军重为力攻省垣”这无疑是最后通牒。但是,叶名琛却不这么认为。

中英争端以来,他在香港等处派有大量探子收集情报,但他仍用陈旧的观念去分析情报。他所感兴趣的是,额尔金在印度兵败逃至海边,正好得到法国军舰相救,才逃过这一劫难,英国女王“国书”刚刚送到香港,令“中国事宜务使好释嫌疑”,“毋得任仗威力,侍强行事”等此类子虚乌有之事。根据他的分析,额尔金新到任,如果将以前英方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害怕国内的舆论对他不利,因而这次的照会不过是试一下而已,另外,印度士兵起义后,英军没有饷银来源,如果能像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奕山似的给予银两600万,也能解燃眉之急。

于是,叶名琛得出结论,额尔金的照会是英国在无计可施之后的“求和”行动。叶名琛还据错误的情报认为,葛罗的这次照会是英国从旁怂通的结果,不是法国自己的要求,而且在美国的大肆嘲笑后,已感到惭愧。根据以上分析,叶名琛于十月二十九日复照额尔金、葛罗,拒绝了英、法的要求。三十日,英法联军占领广州珠江对岸的河南。

十一月初九,10天期限已经到了,英、法专使通知叶名深,他们已经把事务移交给军事当局。同一天,英法陆海军司令也照会叶名琛等大吏,限二日内,广州清军退出九十里之外。叶名琛无视这些行动,仍拒绝接受英、法要求。两日过去了,英法联军还没有行动。叶名琛以为英、法不过是情吓而已,再加上叶名琛好扶战,此时成语都是吉祥的预告,使其增强了这种认识。

广东著名行商伍崇曜,看到这种情形想要出面向英、法贿赂以求和,托人向他进言,遭到痛斥。十二日,他上了一道长达七千言的奏折,声称“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表示要“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将英方的历次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计”。

咸丰帝接到此奏折,心中悬虑已久的中英争端,竟能得到如此圆满的解决,总算放下心来。谕令中称:“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侯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他指示叶名琛,“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叶名琛上奏的次日,英法联军以战舰20余艘、地面部队5700余人向广州发起进攻。炮弹落到总督衙署,兵士们又一次一轰而逃,而叶名琛仍然独自在府内寻拾文件,声称“只有此一阵,过去便无事”。十四日,英法联军攻入城内,广州城陷,叶名琛等大吏仍居城中,并不逃跑躲避。广东巡抚柏贵请行商伍崇曜等人出面与英法议和,伍崇照进见叶名踩,叶仍然坚持不许英国人人城会见。

二十日,他还再次重复过25天就没事了,各士绅说和就可以了,万万不可允许英法入城之类的昏话。二十一日,英法联军搜寻广州各衙署,捕走叶名琛,送上英舰。他仍保持钦差大臣的威仪,准备与英法专使谈判,然而额尔金、葛罗根本不见他。第二年,他被送往印度。仍以“海上苏武”自居,因死异城。叶名琛的所作所为,当时人们曾讥讽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叶名琛的所作所为天津条约签订打下了基础。


二师兄聊历史


提起鸦片战争,相信许多人都不会陌生,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清庭并非没有顽强抵抗,毕竟在当时的清庭看来,洋人完全就是蛮夷,异邦,洋人的入侵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深刻矛盾,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因此,洋人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严重受挫,虽然凭借着船坚炮利攻无不克,但依旧被清庭严防死守,除却清庭,百姓的态度也大抵相同。

虽然有这种民族意识,但百姓的民族意识还是太淡泊了一点,淡薄到什么地步,如果列强拿着枪炮经过普通百姓家门口,百姓的反应大抵是躲得远远的,不会参与战斗。



事实上,百姓的反应确实是这样的,双目无神,目光呆滞,随遇而安,这一切都是形容那个时代百姓最好的词汇。

鸦片战争一开始,清庭也没打算一触即溃,也曾经誓死拼搏,为此站死的将领也有数个,但终究战斗的双方战力差了不是一星半点,清军不仅大败,更是被步步逼退。在这样情况下,洋人骄傲的心理也渐渐显露了出来,从一开始的,要求百姓替他们有偿做工,到后来的,直接来硬的,驱使百姓,让百姓苦不堪言。

当然,若是没有带头的,百姓即使有心反抗,也多半是有心无力,团结不起来,在这个时候,清朝乡绅阶级就站了出来。

这个阶级在历朝历代都有存在,乡绅阶级往往在一定范围内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脱离了这个范围,影响力就会小很多,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正是因为英国人惹恼了当时的乡绅阶级,这才导致了乡绅阶级团结了百姓,数万百姓奋起抗英,打了一场漂亮的三元里抗英战役,让英军损伤惨重,一时间组织不起来足够的战力继续进攻。


但清庭这时候就站出来捅刀子了,百姓打的英国人痛不欲生时,清庭竟然派兵剿灭百姓,剿灭这些将英国人打的痛不欲生的百姓。

清庭的做法很单纯,百姓打英国人,清庭便打百姓,博得英国人的好感,换取和平,可惜清庭始终是没有料到,英国人虽然获得了清军官兵的帮助,却并不领情,缓过劲来以后继续攻打清庭。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因为百姓曾经受到了清军的残酷镇压,因此,百姓不敢再站出来了,而英法联军的素质也高了不少,不仅没有欺压百姓,反而给百姓钱财,驱使百姓为他们服务,如此一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哪里还有人愿意为了清庭拼死拼活?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得罪了乡绅阶级,这才引起了百姓的大反扑,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没有重蹈覆辙,因此百姓的反抗意识也淡薄了很多。


除开这些,曾经试图抗英的百姓,却反被自己的政府残酷镇压,百姓安敢反抗?


魏青衣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当时的满清老百姓,还没有什么国家民族的意识。

由于满清的奴化教育,要求老百姓只需要过日子,不需要干预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由官员去管理,不需要老百姓操心。

在当时的满清,文字狱横行,妄议国事甚至会有大麻烦。

在话剧茶馆里,有个旗人心忧国家,说了一句“我看大清国要完”,就被两个特务抓到监狱里面坐了一年牢。

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不愿意管,也没法管。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所以有三元里抗英,是英国兵跑到三元里这里调戏妇女,挖开乡民祖坟(棺木)寻找财物。

乡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失,忍无可忍,这才群起而斗争。

如果当时英国兵不是这么胡乱,三元里事件未必会发生。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学乖了,将作战的主要对准满清政府。

英军在出发之前,为了一改之前缺乏辎重骚扰满清老百姓的事情,准备在香港等地搞了个伪军组织 苦力团,由他们负责一切民夫的工作。

这样一来,英国人就不需要抓捕满清的乡民来做工,不会骚扰后者。

同时,英军也有劫掠行为,但就后勤补给上,一般采用花钱向中国乡民购买的方式。

因为当时英国是全世界头号强国,有的是钱,军费充足,不在乎这些伙食费。

所以,很多中国乡民将东西卖给英国人,换取现钞,都是当场结算,绝不拖欠。

这样一来,抢劫乡民财物现象也减少了。

总之,这种军事行动对乡民的骚扰大大减少,乡民也就无法起来和英国佬开战。

本来朝廷也不允许乡民随便组织起来,形成武力组织,这形同叛乱。

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活捉 大傻帽叶名琛以后,扶持两广总督柏贵建立了广州傀儡政府,由中国人去管理中国人。

柏贵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被西方殖民者操控的傀儡。为维持傀儡地位,柏贵不断说服同僚放弃抗战主张,为侵略者开脱罪责。

然而,中国人去管理中国人,横竖也比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的英国鬼子管理要好。

所以广州市面相对稳定,并没有出现家破人亡的局面。


萨沙


近段时间一群岭南百越仔天天扛着键盘把千百年来的贬谪流放之地都能“粤吹粤响”成千年商都,还有什么是它们做不出来的呢?

唐宋时期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苏轼……被发配到“千年商都”的地方去了,匪夷所思。[捂脸]

也就19世纪英国坚船利炮打出来的通商口岸就把岭南百越仔骄傲的不得了了,区区二百年都能演绎成千年,帮英国佬搬箱子装的东西,岭南百越仔能赚钱,为什么要抵抗呢?(后来被林则徐给禁了——虎门销烟)


鸟言夷面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人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可歌可泣。那么,此后还广州有没有抵抗英法联军的举动呢?

当然是有的。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一直是中英争斗的焦点,核心争执就是入城的问题。

南京条约虽然规定英国商民能寄宿在通商口岸,但没有规定是否准许外国人随意进入广州城内。

广州老百姓对于英国人入城的事非常反感。例如,1849年4月6日,广州集结了大量绅民反对英国人入城,甚至集结在广州巡抚衙门面前,导致英国人知难而退,英国驻广州领事文翰(George Bonham)干脆放弃了这个请求。

因此,说广州在鸦片战争后没有抵抗过英国人,这是不对的。

但是, 如果具体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情况就有一些特殊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目标不是广东,更不是广州。

英法联军的军事目标很明显,就是从浙江定海突入天津,然后直逼北京。

英法联军在广州的行动,只是要使总督叶名琛就范,并以此威吓清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速度解决广州问题,自然是不会有那么激烈的反抗。

总而言之,不要给广州人泼污水,这是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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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生,为历史发声!


对待外军两次截然不同的态度,关键在于人民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



三元里抗英斗争

1840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1年,英军攻占了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这为三元里人民痛击侵略者埋下了伏笔。

三元里原本是广州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英军来到后开始抢劫周边民众物资,更有甚者强暴了村民的老婆,这下子点燃了三元里人民的怒火。三元里附近103个乡的村民及团练挥动着农具、棍棒围住了四方炮台,与英军展开你死我活的激战。



广东一带的农村宗族势力是真的团结,一个村子可能就一两个大姓宗族组成,村民们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合力痛击英军。恰逢天要下雨有些潮湿,英属印军配备的燧发枪受潮不能发射,村民占据了优势。

最后英军威胁当地政府,扬言要攻占广州进行屠城,惧怕洋人的官员只好给村民施压,此事才逐渐平息。

人民不反抗的根源

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因为有了上次侵略的教训,这回学乖了,他们只攻打清军,老百姓的财物不硬抢了。英法联军采取了与上次不同的方式来获取物资,他们与村民达成协议后,出钱购买东西。穷苦百姓很乐意用这种方式来获得报酬,对待英军不再像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那么痛恨,英军甚至雇佣百姓为他们操作物资。

老百姓对待英法联军两次截然不同的态度,根本原因在于第一次老百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相较于清政府的腐败、压榨,老百姓更为痛恨,愚昧的底层人民没有像抗日战争时候那么痛恨侵略者,同仇敌忾。



结语

就好比电视台记者采访老农:“你有10头牛你会捐吗?”

老农不假思索:“捐!”

记者又问:“那你有一头牛呢?”

“不捐!”老农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呢?”记者不解。

老农无奈:“因为我真的有一头牛。”

只有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会斩钉截铁地说不甚至反抗。


历史的发生


回答问题前,先要让大家明白一个事实:封建社会的底层老百姓,他们是不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男儿何不带吴钩”这类爱国思想情怀的。

有人会问:那古代战争中军民齐上阵,共同守城的战例不胜枚举,这作何解释?少荃大胆地告诉你:底层百姓永远是被动员的目标,他们很容易因眼前的小利益而被绑到战车上。当然,他们也有“机灵”的时候,当战争不威胁到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利益,他们就会事不关己。

目的

现在来看,我们都知道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目的是以武力轰开清王朝的大门,迫使其开口岸进行通商贸易,实现贸易顺差。但在当时的清王朝却不这么认为,晚清的统治阶层视洋人为蛮夷,更骄傲自己为天朝上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外贸并无依赖,加之英国人投机取巧的鸦片贸易予以阻断,英国人被逼无奈才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

既是侵略战争,那必须有反抗。关于人民反抗英军的事件,三元里战争最为著名。

起因其实都能想得到。英军在占领广州城同清廷交涉期间,开始骚扰广州城西北郊的三元里村乡。期初只是小股的英军前来购换物品,发生淫掠妇女的行为。村民见状这小部分英军如此猖狂,遂将其全部杀死。

村民预感英军会前来报复,因此开始联络全村组织抵抗,理由自然是英国人豺狼虎豹之徒,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抵抗必遭屠村之祸。

一村一乡必是势单力薄,因此村里的乡绅开始发挥自身的优势开始动员周边的乡里一起抵抗。于是103个乡的农民组成近15000人的“平英团”,在英军前来的必经之路埋伏好,开始了著名的“三元里百姓抗英战争”。

三元里抗英战争其根本是百姓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被动自救”。而当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将矛头清晰地对准统治阶层时,人民的抵抗则明显减弱,即使发生炮轰广州城的情况下。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

这场战争要比第一次有意思的多,关键问题就在于清政府的“忽悠”态度。

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南京条约》里面有五口通商的细则,就是在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开设通商港口,让英国人自由贸易。虽然条约是这么写的,但落实起来就有问题了。

按照大清的条例,同洋人做外贸生意的一直是广州的“十三行”。这是在珠江边上的一个官方贸易点。但英国人却想的是到广州城内居住并开设洋行(不经十三行),但广州城内的百姓是坚决反对的(一是打过仗,二是十三行的利益受损)。于是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要两广总督耆英赶紧解决问题。

但耆英是个官场老油条,他一面私下默许老百姓闹事,一面对濮鼎查无奈这是民兴所向,自己没有办法,同时又安慰这不是问题,但得慢慢来。你们英国人先在城外做生意,等一两年就没问题了。

之后濮鼎查调走换来新的一个公使,公使要耆英在广州城帖告示,说英国人有权进入广州城居住开洋行。结果此事一出百姓群情激愤,甚至有人跑到知府衙门放火。

新公使害怕这样的环境对侨民居住十分危险,但更可恨两广总督的不作为不遵守条约。

有意思的是,衙门并没有对放火一事做出严肃的处理态度,可见当时官员对百姓的肆意妄为是私下默许的,目的就是不让英国人进城。

踢皮球

就这样从1844年一直拖到1849年。结果耆英调回北京了,新调来广东巡抚叶名琛。叶名琛自然知道阻止英国人进城的“使命”,因此完全不照顾英国人的脾气,更不认可之前耆英同英国公使照面过的所有内容,而后“重启”广州来百姓不好惹的理由,开始又一轮搪塞英国人。

你想想英国人当时会是什么情绪?

自此,英国人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和广州官员进行谈判,而是去照会上海的两江总督府(广州地方官太不讲谈判信用了)。

结果两江总督收到咸丰皇帝的折子,说你不要当搅屎棍,把英国人打发回去广州,让广州官员和他们“磨洋工”去。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谈判对象,上下都不守信!”英国人此时的心理就是如此。

等一个借口

为啥英国人受此鸟气还还不打,因为此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无暇东顾。而且此时太平天国也兴起来了,而且势头非常大。英国人一瞧还是个基督政权,在信仰上能谈到一起,于是开始接触太平天国。结果发现太平军还不如清政府了,天父天兄,神魔诸仙一大堆,还要英国朝奉。终于,英国人彻底放弃了谈判这条路。

时间到了1856年,英国人终于腾出了手,而且开战的理由也有了——亚罗号事件。

说广东水师扣押了一个挂着英国国旗的海盗船。清廷的理由是这船在香港的注册日期到期了,是非法船。英国人则说挂着英国国旗,应该自己处理,要叶名琛放人并道歉。结果叶名琛气愤的死活不给道歉。就这个理由,英国人在10月份炮轰了广州城。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打的就是谈判对象

英国人此次战争目标很明确,打的就是清廷。占了广州城抓了叶名琛。转而伙同法国直接开船冲着北京方向就去了。

天津大沽口打胜,上了岸直奔北京城去。

其实在天津清廷和英法的谈判代表团准备谈判一次来,结果又被清廷给摆了一道,居然扣押了代表团。英法彻底被激怒,冲进了圆明园放火焚烧。

其实就第二次鸦片战争看,英法发动战争的目的其实是在为第一次谈判条约做“抗议”;是对清廷不守条约内容的一次惩罚;是英法对清廷统治阶层的一场针对性的打击。

总结

广州是这场战争的开端,英军炮轰广州城开始老百姓事实上组织反抗的,但规模甚小,战果甚微,也就不被人所熟知。再一来英法的目的很明确,沿海直上天津大沽口,直冲清廷皇宫而去,沿途并没有同军民接触,也就没有大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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