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最近新冠病毒疫情幾乎影響到了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除了其中涉及到的一個個具體的“死亡”，我們需要關心追問，並且不要忘記，我們也應該真正長長記性，不要讓本可以避免的災害一次次重複發生。老李多年前專訪過著名文學評論家陶東風老師，陶老師聊過“網絡公共性問題”，也說到我們所面對的問題的核心，各位可以看看陶老師的說法，長長我們的記性。
老李：網絡對於“公共性”產生了什麼影響？
陶東風：像阿倫特、哈貝馬斯關於“公共性”的經典理論，是在沒有網絡的文化語境與社會條件下形成的。他們一般把“公共領域”看成人與人之間面對面交往的領域。阿倫特討論的主要是古希臘城邦的公共生活，而哈貝馬斯討論的則是18世紀歐洲的資產階級市民社會，其源頭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對於大眾傳媒對公共生活的影響，阿倫特和哈貝馬斯的評價都是比較消極的。大眾傳媒（主要是廣播）被認為是一種單向的操控而不是真正的對話。
漢娜阿倫特
網絡對超越阿倫特和哈貝馬斯的公共性理論、對公共空間的重建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網絡交往、網絡傳播區別於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的重要特點，就是恢復了公共空間的互動性和對話性，網絡有突出的草根性，其去精英化的作用非常大，信息的接收者同時也是信息的發送者。網絡作為一種新的大眾傳媒形式，同其他傳媒形式不一樣，它的互動性很強，它重新建構了一種通過網絡來運行的公共性。大眾的聲音很難介入到電視、報紙和廣播之中，但是大眾在網絡中發出聲音比較容易。尤其是在電視、廣播、報紙等大眾傳媒被高度控制的情況下，網絡傳達民意、影響輿論、建構公共領域的作用就更大。
老李：從歷史災難中蔓延的“惡”來看，人性是不是惡的？
陶東風：我不想抽象地說人性是惡還是善。我看中國、蘇聯和西方作家、歷史學家或記者寫的關於歷史災難的作品，，常常被其中描寫的人性之惡、人性之幽暗難測、人的道德之脆弱而深深震撼（當然這裡面也有人性偉大的故事，但是太少）。你甚至會覺得難以理解：人怎麼能壞到這個程度？
最讓人深思的是：大多數作惡者不是什麼特殊的、罕見的、壞得不可思議的異類，而是一般最平常不過的平民百姓。這說明惡實際上就在每個人的人性深處潛藏著，在特定環境下絕大多數人都可能成為作惡者，參與批鬥老師、出賣親人。除了意識形態的解釋外，我覺得還要深入到人性最幽暗處尋找原因。從人性上講，人有一種享受虐待快感、施暴快感的本能：當環境（制度、文化等）不制止而是鼓勵你釋放你人性深處的魔鬼時，你會成為自己都不認識的人。
老李：西方文學藝術如何書寫納粹的大屠殺？
陶東風：在西方，大屠殺的講述也是經過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二戰剛結束時，關於納粹大屠殺的主導敘事是進步敘事或解放敘事。進步敘事的核心，是講述美國人如何解救其他國家的受難者，特別是猶太人。講述的主體不是猶太受難者自己，內容也不是他們受難的經歷。在進步敘事中，大屠殺已經結束了，黑暗已逝，光明降臨。非常類似我們的傷痕文學。到了70年代，出現了關於大屠殺的悲劇敘事。悲劇敘事不同於進步敘事的一個核心，是放棄了後者的廉價樂觀主義。在進步主義這個“向上的敘事”中，人們被告知：通過創造一個進步、民主的世界，納粹暴行的受難者得到了補償，我們要相信未來。而在悲劇敘事中，進步敘事被阻斷了，讓位於歷史頹敗意識和人性幽暗意識。從進步敘事的角度看，納粹的大規模教訓了人類，但這是通往更好的世界之路上一個教訓；而在悲劇敘事看來，越是深入瞭解大屠殺，就越是認識到人性的黑暗可怕。
希特勒
種族滅絕式的屠殺使得我們懷疑我們是否能預設自己有人性，我們懷疑進步、文化和教育是否只是表象。悲劇敘事的另一個特點，是通過符號擴展，把大屠殺書寫為全人類的災難，達到去特殊化的效果。大屠殺的種族特殊性、時代特殊性被淡化，猶太人成為人類受難的普遍符號。在安妮（《安妮日記》的作者）的父親看來，無論是安妮還是其他被囚禁在密室中的猶太人，都不是特殊人群，而是與觀眾一樣的普通人。很多美國觀眾都把安妮的故事看作她們自己的故事，她的命運和她們自己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
在悲劇敘事中，大屠殺已經不再被看成是一個特定群體迫害另外一個特定群體的特殊歷史事件。受害者不僅僅是猶太人，大屠殺就成為整個人類受難的一個符號。另一方面，符號擴展還包括大屠殺施害者角色的去特殊化，進步敘事中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好人和壞人常常是黑白分明的，而在悲劇敘事中，施害者不僅僅是希特勒、西姆萊等代表的納粹，而且也包括了一般的旁觀者，這些人雖然沒有刑事責任，但有道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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