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家间的战争结束，但随之而来，国内矛盾在长期积患中又将到爆发的临界期。
1946年，杜聿明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
东北，这个因为战争中，日本侵略殖民者为了自身战争和掠夺中国物资的需要，建设的工业体系，其广袤的农田，以及其独特的地理和地缘政治条件，成了国共角力的先锋战场，国共在这块土地上拉开了生死博弈的序幕。
1945年10月，国民党因在抗战时期的对北方日伪占领区的龟缩，其主力部队远离东北地区，蒋介石和美国人紧急磋商，调兵遣将利用美军的帮助，急速挺进东北。继而，他在重庆成立东北行营后又将昆明防守司令部改组为东北保安司令部，以统帅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全部军事力量。
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找到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任主任的余纪忠，让他物色擢用精干之人充实到政治部。这个消息立刻被中共中社部获悉，随即下达了指示。调动了中共情报系统中的精锐，“王石坚系统”在西安的潜伏人员李年、王书鼐、邢国彦（均为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利用掌握的各种关系的渠道，迅速趁势而为，进入东北保安司令部。
余纪忠
1946年1月下旬，三人先后由西安飞抵重庆，顺利的打入了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皆被任命为上校督察。
1946年2月，李年和王书鼐借口公干赴北平，中共老资格的情报人员，挂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葛佩奇在家中接待了他们。李和王将葛佩琦介绍给了余纪忠，余纪忠了解到葛佩奇党国中的“履历”后，认为其很有才干，便任命葛佩琦为政治部少将督察。同月，李年、王书鼐、邢国彦先期进入国民党在东北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沈阳。随即，葛佩奇也来到沈阳，他还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办事处的组长。一个由赵耀斌（即王石坚）领导的沈阳情报小组的骨干人马全部到齐，并且全部打入国民党在东北最高军政部门担任要职。
葛佩琦
为了更顺利地获取情报，中共情报人员广交国民 党上层人物。时国民党辽宁省政府设在锦州，李年在锦州利用北大校友的身份结识了杜聿明的参谋长张家骧，又以学生和河北同乡的关系与杜聿明的中将顾问焦实斋结为“至交”。这些都为巩固和提高他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更深入地打入敌人内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此时，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和国民党共同组建了东北联合通讯社，规定中方社长由军人担任，王书鼐被推荐任社长，这个重要的通讯联络阵地被中共情报小组控制。在苏联红军撤离沈阳后，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鱼贯而入，相继在此安营扎寨。国民党还成立沈阳警备司令部，王书鼐又担任其政治部副主任。沈阳情报小组开始迅速又有序开展各项情报工作。
耿飚
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后，由双方代表组成的军调部第27、28、29小组到东北监督停战情况，在接待过程中，李年、邢国彦对到来的中共代表饶漱石、许光达、耿飚给予了暗中配合与保护，暗中为他们提供真实可信的材料，并承担起保护责任，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
1946年5月，李年妻子、同为中共情报人员的何英芬（中共党员）以家属团聚的理由，奉命由西安进入沈阳，中共沈阳情报小组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由葛佩琦介绍，何英芬打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办事处做译电员，而她的公开身份的直接上司正是葛佩奇。
葛佩奇所处的位置正在国民党军内的要害之处，他所工作的政治部一组负责军队政工，手中掌握着东北各地部队的番号、指挥官姓名、装备和部署，这些重要情报通过李年、何英芬，用秘密电台发送上级。
东北剿总
1946年11月，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也为了情报传递的迅捷，王书鼐奉命要将新设秘密电台架设于东北通讯社里。为此，中共“王石坚系统”重新任命了沈阳情报小组组长为北平的沈秉权。沈秉权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沈阳，在李年家中，与王书鼐、邢国彦、李年夫妇接上了头。并告知，新设秘密电台的电讯器材已在北平备齐。
随后，王书鼐即以东北通讯社要设立通讯电台为由公开请示，将两箱完备的电讯器材从北平安全的运到沈阳，沈秉权同时被安插在东北通讯社担任电台台长，这个公开作用是为国民党服务的电台，实则是中共沈阳情报网的秘密电台。同时，为了做的煞有其事，东北通讯社在长春也设了电台分台。
李年的家里经常是门庭若市，宾客不断，非常热闹，他家的楼上楼下形成了两个世界，当楼下主人与客人伴着钢琴曲谈笑风生时，楼上的中共情报人员却在紧张地监听和整理情报。何英芬小心谨慎地保管着密电码，为了防止家里人员出现纰漏，有时候重要的情报藏在煤堆里。
杜律明和夫人到达沈阳
情报小组内，每个人各有分工，并不互相交叉。如当时东北保安司令部作战处的少校作战参谋赵敏就是由沈秉权单线领导的一条内线。在国民党的军事会议上，赵敏是作战方案和计划的参与者。会后，国民党军队各个主官还没接到的军事机密资料进行复制，已经到了沈秉权手中，沈秉权再借到李年家作客之 机，将情报交给何英芬译成电码，隔日取回电码，沈秉权利用手中掌握的电台迅即发出。
1947年，国内战争的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中共的军事力量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关内国统区的角逐日益激烈。
林彪指挥作战
1947年春，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正积极准备进攻辽东地区。同样，东北国民党军也紧锣密鼓。葛佩奇受命带着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人马到安东（今天的丹东）视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他掌握了当地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及新修的防御工事等重要情报，立即报送中共组织，也在此时，国民党184师在中共的策动下起义，但一些不愿参加起义的顽固不化者逃到沈阳。为了防止士气衰竭，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派李年带领逃兵到各地进行“效忠党国”的宣传，他们到鞍山、锦州、承德、赤峰、四平、梅河口、吉林、长春等地进行巡回演讲，各地指挥官殷勤接待，就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李年实地询问并察看了战场形势，搜集了相当多的战场情报迅速向中央和民主联军报告。
民主联军用缴获的美式高射机枪射击
1947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攻击四平守军新七军（即最残酷的第三次攻打四平），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副主任郑洞国从沈阳调集军队前往增援，国民党的榴弹炮营和坦克大队开赴前线，跟随其中的前进指挥所新闻组长葛佩奇在抵达铁岭的当天夜晚，直接用军用电话向沈阳情报小组报告了这一情况，使围攻四平的联军部队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
就在这个中共打入东北国民党最高军事机构的情报团队一路高歌猛进，斩获重要情报无数的时候，正是为整个东北战局奉献最大情报力量的时候。北平出事了，他们的直接系统领导王石坚（即赵耀斌）因为被叛徒出卖被捕，此后，中共在华北、西北，东北（即沈阳情报小组）的几个情报网如多米诺骨牌倒塌一般，被国民党保密局所破。
王石坚
1947年10月，沈阳情报小组暴露，小组的主要成员先后被捕，其中只有葛佩奇没有暴露身份，仍隐蔽在敌人内部孤军奋战。但其后，因为王石坚的原因，其证明自己的身份之路崎岖无比，也令人可叹。
1948年，经中共多种方法和多条渠道的营救，被捕的李年、王书鼐、邢国彦重获自由，回归组织。
沈阳情报小组虽然从组建到退出历史舞台，只有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但其潜伏于国民党军队中团结之紧密，所处位置之紧要，在中共许多情报小组中是较为特殊的，其情报功绩也是中共军队和政治力量在当时东北站稳脚跟中相当杰出和重要的，就是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个情报小组就曾两次受到中央的通电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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