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士族之冠
在史家胡同紧东头儿临近出口的位置，有一座高门大院分外炸眼。宽敞大气的广亮大门对面是照壁，门里是影壁。仔细看去，大门上方的门板上还雕着吉祥图案。走进大院，二道门不是寻常人家的垂花门，而是穿堂门；到了第三道门才是垂花门。俗话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这座宅子却是“大门不出，三门不迈”，前院生生多出一道门来，可见这院里得多敞亮，而与之相配的，是正房的高大。
史家胡同5号院二进穿堂门
这是史家胡同的5号院，如今早已是老百姓居住的大杂院。可这番派头，在帝制时代，绝非普通人所能居住。果然，这宅子的故主甚有来头——有“满洲科举第一家”称号的索绰络家族。
同大多数满人一样，索绰络氏的祖先早年也是征战沙场的战士。清军入关时立有军功，从此时代划在内务府正白旗管辖。随着清朝形势逐渐稳定，中原地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当年纵横驰骋的索绰络家族也渐渐放下了大刀，拿起了毛笔。传到索绰络·德保，已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倾心仰慕，于是这位饱读诗书的满人也学起了汉人，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在乾隆二年（1737年）考中进士。
此后德保执掌考务多年，后升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使索绰络氏家族从军功门第转而为书香世家。他还历任两广总督、漕运总督、闽浙总督、礼部尚书，是名副其实的大僚。从德保开始，索绰络家族四代皆有进士，包括德保儿子英和、孙子奎照和奎耀、曾孙锡祉，这在满洲贵族极为少见，这也就难怪《清史稿》要称之为“八旗士族之冠”了。
然而，在索绰络家族四代进士当中，荣耀最极的当属德保之子英和。他23岁时考中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二甲进士（一甲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二甲次一等，一般为50名以内；三甲再次一等）。英和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从1793年入仕至1840年卒，官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为清朝中后期重臣。
大清重臣英和
英和自幼得到父亲德保的家学培养，“少有俊才”，5岁即认字，9岁能拉弓射箭，12岁能写诗，在一众八旗子弟当中可谓鹤立鸡群。
这引起了乾隆第一宠臣和珅的注目，他多次提出欲将女儿嫁给英和。而英和的父亲德保或许是出于远见，或许是鄙薄和珅的为人，竟然不愿与他攀亲家，婉言谢绝了和珅的提亲。和珅的奸险为人自不待言，为此，德保在朝堂没少受到和珅的毁谤，但他都毅然坚持了下来。
史家胡同5 号院，为大学士德保、英和父子两代翰林宅院。大门外有照壁，广亮大门的门楣上有五福临门图。
乾隆帝驾崩后，嘉庆皇帝惩办了和珅一族，其时德保也去世多年。为褒奖德保不惧权贵的德行，嘉庆特赐谥号“文庄”。而英和也凭着自己的才干，加上嘉庆皇帝对其家族的好感，仕途一路高升。
英和平生最风光的日子，大概是50岁生日那天嘉庆皇帝给他庆寿。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的一天，在一次召见中，嘉庆对英和的次子奎耀说：“你父亲今年五十岁了，我记得是四月十四日。”
等到了四月初，英和觐见圣上，嘉庆又说：“之前我问你儿子，知道你今年五十岁了。朕欲赐诗贺你，你到时准备迎接使臣吧。”
到了生日那一天，英和带着两个人儿子来到皇帝所在的香山静宜园宫门，静候恩典。内务府官员遂颁出宸章、匾额、寿佛、玉器、绸缎等贺礼，还有一队鼓乐奏乐，接着是宣读御题诗，英和父子叩头谢恩。得到皇帝赐寿，在当时朝内的大臣中无人受过此等旷典。可见，当时的英和所受皇帝器重已极。
英和并没有辜负皇帝的众望。四年后，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向世人证明了“满洲科举第一家”绝非徒有虚名。
“漕粮海运”，成为史家胡同5号院最为辉煌耀眼的一幕。
漕粮海运：传统精英的挽歌
道光四年（1824年）冬天，洪泽湖决口，漕运河道受阻。协办大学士英和提出，要解决漕运危机，唯有“暂雇海运”，得到道光帝、琦善和江苏巡抚陶澍等人的支持，于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开始，先后雇用3000多艘商船陆续将江苏的漕粮全部海运，到九月漕粮全部转运入北京通州，完成了清朝历史上的首次漕粮海运。
什么是漕运，什么又是漕粮呢？原来，在中国古代，国家要利用河道，用货船把粮食调运到首都或其他指定地点，用以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遇到水道不通的地方再改为陆运，多用车载。这就是漕运。漕运的粮食，当然也就叫漕粮了。
自唐宋起，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和产粮中心的逐渐南移，用南方的粮食供给北方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利用河道水运粮食无疑是一种相对省时省力的方法。因此，唐、宋、元、明、清历代均重视漕运。
其实早在元代，就已经通海运了
但作为维系帝国统治的经济命脉，漕运有一个致命罩门——黄河和淮河的淤堵。当时黄河、淮河一带泛滥频繁，造成河道淤堵，疏通工程可谓举全国之力，征发既众，服役又长；且每个朝代到了后期，由于朝廷管理能力的减弱，漕运还成为滋养腐败的沃土，弊端丛生。
到了清代后期，漕运的困局再次出现。嘉庆八年（1803年），黄河的涨水淤塞了运河，使开往京师的运粮船运行不畅。有的官员就奏请皇帝，主张另辟新径发展漕粮海运。
漕粮海运在历史上比较少用，只有元代和明初实行过。在忽必烈时代，就下令开辟海运通道，漕粮船队从长江出海，然后往北至天津，再转陆路运达元大都。
海运一旦开辟，极为便捷，十几天即可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但海运也有它的缺点，航海技术限制和海盗滋扰。所以到了明代永乐时期，朝廷疏浚了河道之后，决然放弃了海运。
清代也一直实行河运。嘉庆八年的河道淤堵，使海运再次成为议案，但黄河大水很快消退了，海运一事就按下不提了。嘉庆一朝，数次出现漕粮海运提案，但都在进行辩论之后被放弃，其中持反对意见的官员始终认为不应该改变祖宗的成法。
然而，随着道光四年（1824年）洪泽湖决口，漕粮海运又被旧事重提。这年冬天，河运和海运的辩论竟达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因为开往北京的运粮船队陷进了淤泥中，并且长期受阻于淮河流域的洪水地带，无法北上。倡议海运最积极的，正是出自“八旗士族之冠”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
四月初十日，英和上奏《筹漕运变通全局疏》，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海运是解决漕运危机的唯一办法。他主张雇佣商船运送漕粮，准许商船在运粮的同时携带货物。
英和
十九世纪，西方主要国家早已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国家造在民间贸易的发展刺激下，离开陆地，进军海洋，由商业而产业，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和制度革命。对于全世界的传统帝国而言，一个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在古老的东方，宋元时期繁荣的民间海上贸易已经枯萎，明朝郑和的巨型舰队也已不再。人们满足于江山永固，拒绝海洋的汹涌莫测。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无数贵族与官僚仍然在闭关锁国的国策中，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
饱读诗书的英和是有远见的。漕粮海运，这是迈向海洋的勇气；雇用商船，这是重视民间商业力量的智慧。然而，拥有勇气和智慧的贵族与官僚毕竟凤毛麟角，大多数人仍然对漕粮海运坚决反对，依然是老一套说辞，认为海运有“风涛之险，盗贼之虞”。
只是这些“义愤填膺”的反对派，解决不了皇帝马上就要没饭吃的困境。第二年，火烧眉毛的道光皇帝下诏，令各省拿出具体方案来，只有江苏巡抚陶澍积极响应，赞成英和的海运方案。于是，皇帝派琦善下江苏督办相关事宜，并于二月和六月，先后两次海洋漕粮，解决了京城缺粮的重大危机。
这是清朝开国200余年来，首次漕粮海运。
英和的书法作品
事实证明，英和的远见卓识相当正确。漕粮由河运改海运，成本大大降低。平时正常年份的漕粮河运，每运一石米，要消耗两至三石米；而海运还不到两石米。
而且，河运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险象环生。有的地方河道水位骤升，每艘船要动用上千人以人力拖曳；遇到涨水之时，甚至会发生漕船倾覆、上千人遇难的悲剧。而两次海运，共运漕粮一共百六十万石，沿途才损失四艘沙船。
正如当时的思想家魏源所说：“漕粮海运，利国，利民，利官，利商。”
然而，唯一不利的，是那些在漕粮河运中上下其手的官员们。
此后，海运被道光皇帝废止，漕粮又回到河运的老路。当大清帝国再度重开海上粮道时，已经是山河破碎、内忧外患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了。
清朝放弃了重返海洋的最后机会。英和的努力，终于昙花一现。
道光八年（1828）九月，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英和，被皇帝下旨革职；长子兵部左侍郎奎照、次子通政使奎耀长孙候补员外郎锡祉一并罢官。索府全部家产被抄没，英和流配黑龙江卜奎城（今齐齐哈尔）。58岁的英和带着一家老小，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苦寒之路。
这距离漕粮海运的成功不过三年。
英和主政以来，一向是提倡改革精神，希望尽自己的力革除一些朝廷积弊。对于天子出巡、狩猎、祭祖等重大典礼活动，他提倡尽量减少次数和缩减用度。
早在道光元年（1821年）秋，德高望重的英和就开始主持道光皇帝的原配妻子——孝穆皇后的陵寝修建工程，并坚持裁省花费。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陵寝竣工；可第二年就地宫就发生了浸水。道光皇帝大怒，罪责相关官员，英和首当其冲，险些掉了脑袋。
尽管英和在发配两年后，就被皇帝“赐还”京城，但他自此退出官场，老病居家，以赋诗田园聊慰晚景。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和病逝。同年，鸦片战争爆发。
传统知识分子，已经无力扭转这个传统帝国的颓势
閱讀更多 老邪講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