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士族之冠
在史家衚衕緊東頭兒臨近出口的位置，有一座高門大院分外炸眼。寬敞大氣的廣亮大門對面是照壁，門裡是影壁。仔細看去，大門上方的門板上還雕著吉祥圖案。走進大院，二道門不是尋常人家的垂花門，而是穿堂門；到了第三道門才是垂花門。俗話說“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可這座宅子卻是“大門不出，三門不邁”，前院生生多出一道門來，可見這院裡得多敞亮，而與之相配的，是正房的高大。
史家衚衕5號院二進穿堂門
這是史家衚衕的5號院，如今早已是老百姓居住的大雜院。可這番派頭，在帝制時代，絕非普通人所能居住。果然，這宅子的故主甚有來頭——有“滿洲科舉第一家”稱號的索綽絡家族。
同大多數滿人一樣，索綽絡氏的祖先早年也是征戰沙場的戰士。清軍入關時立有軍功，從此時代劃在內務府正白旗管轄。隨著清朝形勢逐漸穩定，中原地區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當年縱橫馳騁的索綽絡家族也漸漸放下了大刀，拿起了毛筆。傳到索綽絡·德保，已對博大精深的漢文化傾心仰慕，於是這位飽讀詩書的滿人也學起了漢人，參加科舉考試，一舉在乾隆二年（1737年）考中進士。
此後德保執掌考務多年，後升為翰林院掌院學士，使索綽絡氏家族從軍功門第轉而為書香世家。他還歷任兩廣總督、漕運總督、閩浙總督、禮部尚書，是名副其實的大僚。從德保開始，索綽絡家族四代皆有進士，包括德保兒子英和、孫子奎照和奎耀、曾孫錫祉，這在滿洲貴族極為少見，這也就難怪《清史稿》要稱之為“八旗士族之冠”了。
然而，在索綽絡家族四代進士當中，榮耀最極的當屬德保之子英和。他23歲時考中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二甲進士（一甲即狀元、榜眼和探花；二甲次一等，一般為50名以內；三甲再次一等）。英和歷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從1793年入仕至1840年卒，官至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銜，為清朝中後期重臣。
大清重臣英和
英和自幼得到父親德保的家學培養，“少有俊才”，5歲即認字，9歲能拉弓射箭，12歲能寫詩，在一眾八旗子弟當中可謂鶴立雞群。
這引起了乾隆第一寵臣和珅的注目，他多次提出欲將女兒嫁給英和。而英和的父親德保或許是出於遠見，或許是鄙薄和珅的為人，竟然不願與他攀親家，婉言謝絕了和珅的提親。和珅的奸險為人自不待言，為此，德保在朝堂沒少受到和珅的毀謗，但他都毅然堅持了下來。
史家衚衕5 號院，為大學士德保、英和父子兩代翰林宅院。大門外有照壁，廣亮大門的門楣上有五福臨門圖。
乾隆帝駕崩後，嘉慶皇帝懲辦了和珅一族，其時德保也去世多年。為褒獎德保不懼權貴的德行，嘉慶特賜諡號“文莊”。而英和也憑著自己的才幹，加上嘉慶皇帝對其家族的好感，仕途一路高升。
英和平生最風光的日子，大概是50歲生日那天嘉慶皇帝給他慶壽。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的一天，在一次召見中，嘉慶對英和的次子奎耀說：“你父親今年五十歲了，我記得是四月十四日。”
等到了四月初，英和覲見聖上，嘉慶又說：“之前我問你兒子，知道你今年五十歲了。朕欲賜詩賀你，你到時準備迎接使臣吧。”
到了生日那一天，英和帶著兩個人兒子來到皇帝所在的香山靜宜園宮門，靜候恩典。內務府官員遂頒出宸章、匾額、壽佛、玉器、綢緞等賀禮，還有一隊鼓樂奏樂，接著是宣讀御題詩，英和父子叩頭謝恩。得到皇帝賜壽，在當時朝內的大臣中無人受過此等曠典。可見，當時的英和所受皇帝器重已極。
英和並沒有辜負皇帝的眾望。四年後，他以自己的遠見卓識，向世人證明了“滿洲科舉第一家”絕非徒有虛名。
“漕糧海運”，成為史家衚衕5號院最為輝煌耀眼的一幕。
漕糧海運：傳統精英的輓歌
道光四年（1824年）冬天，洪澤湖決口，漕運河道受阻。協辦大學士英和提出，要解決漕運危機，唯有“暫僱海運”，得到道光帝、琦善和江蘇巡撫陶澍等人的支持，於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開始，先後僱用3000多艘商船陸續將江蘇的漕糧全部海運，到九月漕糧全部轉運入北京通州，完成了清朝歷史上的首次漕糧海運。
什麼是漕運，什麼又是漕糧呢？原來，在中國古代，國家要利用河道，用貨船把糧食調運到首都或其他指定地點，用以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遇到水道不通的地方再改為陸運，多用車載。這就是漕運。漕運的糧食，當然也就叫漕糧了。
自唐宋起，隨著中國經濟重心和產糧中心的逐漸南移，用南方的糧食供給北方成為國家的重要戰略。在交通尚不發達的古代，利用河道水運糧食無疑是一種相對省時省力的方法。因此，唐、宋、元、明、清歷代均重視漕運。
其實早在元代，就已經通海運了
但作為維繫帝國統治的經濟命脈，漕運有一個致命罩門——黃河和淮河的淤堵。當時黃河、淮河一帶氾濫頻繁，造成河道淤堵，疏通工程可謂舉全國之力，徵發既眾，服役又長；且每個朝代到了後期，由於朝廷管理能力的減弱，漕運還成為滋養腐敗的沃土，弊端叢生。
到了清代後期，漕運的困局再次出現。嘉慶八年（1803年），黃河的漲水淤塞了運河，使開往京師的運糧船運行不暢。有的官員就奏請皇帝，主張另闢新徑發展漕糧海運。
漕糧海運在歷史上比較少用，只有元代和明初實行過。在忽必烈時代，就下令開闢海運通道，漕糧船隊從長江出海，然後往北至天津，再轉陸路運達元大都。
海運一旦開闢，極為便捷，十幾天即可將南方的糧食運到北方。但海運也有它的缺點，航海技術限制和海盜滋擾。所以到了明代永樂時期，朝廷疏浚了河道之後，決然放棄了海運。
清代也一直實行河運。嘉慶八年的河道淤堵，使海運再次成為議案，但黃河大水很快消退了，海運一事就按下不提了。嘉慶一朝，數次出現漕糧海運提案，但都在進行辯論之後被放棄，其中持反對意見的官員始終認為不應該改變祖宗的成法。
然而，隨著道光四年（1824年）洪澤湖決口，漕糧海運又被舊事重提。這年冬天，河運和海運的辯論竟達到了不可開交的地步。因為開往北京的運糧船隊陷進了淤泥中，並且長期受阻於淮河流域的洪水地帶，無法北上。倡議海運最積極的，正是出自“八旗士族之冠”的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
四月初十日，英和上奏《籌漕運變通全局疏》，指出在當前形勢下，海運是解決漕運危機的唯一辦法。他主張僱傭商船運送漕糧，准許商船在運糧的同時攜帶貨物。
英和
十九世紀，西方主要國家早已確立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這些國家造在民間貿易的發展刺激下，離開陸地，進軍海洋，由商業而產業，先後完成了工業革命和制度革命。對於全世界的傳統帝國而言，一個面對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時代已經來臨。
而在古老的東方，宋元時期繁榮的民間海上貿易已經枯萎，明朝鄭和的巨型艦隊也已不再。人們滿足於江山永固，拒絕海洋的洶湧莫測。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無數貴族與官僚仍然在閉關鎖國的國策中，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
飽讀詩書的英和是有遠見的。漕糧海運，這是邁向海洋的勇氣；僱用商船，這是重視民間商業力量的智慧。然而，擁有勇氣和智慧的貴族與官僚畢竟鳳毛麟角，大多數人仍然對漕糧海運堅決反對，依然是老一套說辭，認為海運有“風濤之險，盜賊之虞”。
只是這些“義憤填膺”的反對派，解決不了皇帝馬上就要沒飯吃的困境。第二年，火燒眉毛的道光皇帝下詔，令各省拿出具體方案來，只有江蘇巡撫陶澍積極響應，贊成英和的海運方案。於是，皇帝派琦善下江蘇督辦相關事宜，並於二月和六月，先後兩次海洋漕糧，解決了京城缺糧的重大危機。
這是清朝開國200餘年來，首次漕糧海運。
英和的書法作品
事實證明，英和的遠見卓識相當正確。漕糧由河運改海運，成本大大降低。平時正常年份的漕糧河運，每運一石米，要消耗兩至三石米；而海運還不到兩石米。
而且，河運看似風平浪靜，實際上險象環生。有的地方河道水位驟升，每艘船要動用上千人以人力拖曳；遇到漲水之時，甚至會發生漕船傾覆、上千人遇難的悲劇。而兩次海運，共運漕糧一共百六十萬石，沿途才損失四艘沙船。
正如當時的思想家魏源所說：“漕糧海運，利國，利民，利官，利商。”
然而，唯一不利的，是那些在漕糧河運中上下其手的官員們。
此後，海運被道光皇帝廢止，漕糧又回到河運的老路。當大清帝國再度重開海上糧道時，已經是山河破碎、內憂外患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了。
清朝放棄了重返海洋的最後機會。英和的努力，終於曇花一現。
道光八年（1828）九月，歷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英和，被皇帝下旨革職；長子兵部左侍郎奎照、次子通政使奎耀長孫候補員外郎錫祉一併罷官。索府全部家產被抄沒，英和流配黑龍江卜奎城（今齊齊哈爾）。58歲的英和帶著一家老小，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苦寒之路。
這距離漕糧海運的成功不過三年。
英和主政以來，一向是提倡改革精神，希望儘自己的力革除一些朝廷積弊。對於天子出巡、狩獵、祭祖等重大典禮活動，他提倡儘量減少次數和縮減用度。
早在道光元年（1821年）秋，德高望重的英和就開始主持道光皇帝的原配妻子——孝穆皇后的陵寢修建工程，並堅持裁省花費。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陵寢竣工；可第二年就地宮就發生了浸水。道光皇帝大怒，罪責相關官員，英和首當其衝，險些掉了腦袋。
儘管英和在發配兩年後，就被皇帝“賜還”京城，但他自此退出官場，老病居家，以賦詩田園聊慰晚景。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和病逝。同年，鴉片戰爭爆發。
傳統知識分子，已經無力扭轉這個傳統帝國的頹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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