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系明朝的宦官。
他在擔任司禮大監期間，勾結內外官僚，橫徵暴斂，作威作福，在歷史上留下了宦官專權、搜刮民財的可恥一頁。
明朝開國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從歷代週期性的宦官於政中，知道了“宦官專權”將會給國家帶來的危害，於是下令禁止宦官讀書識字，禁止宦官干政。
後來，由於宦官在“靖難之役’衝，對明成祖朱棣作出了特殊貢獻，明成祖便破除了太祖立下的禁止宦官讀書識字的成例。
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朝廷在內宮設立“內書堂”，特許一些沒有功名的讀書人自願“淨身”，入宮教授小太監讀書。
王振就是其中一人。
王振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縣)人。
早年曾在家鄉讀過書，後來由鄉儒做了數年教官。
因任職期間沒有任何建樹，按當時朝廷王法，罪當謫戍。
為了逃避謫戍，王振便自閹淨身，進入內書堂教宮人識字。
王振並不是一個安於現狀，做個普通宦官的人。
太子朱祁鎮到了讀書年齡，王振為了能得到侍奉太子這份差使，便四處活動。
後來宣宗看到王振確實奉事殷勤，又會教書，就把他派到東宮，做東宮局郎。
王振就這樣走出了決定他一生的關鍵一步。
從此，王振與太子朱祁鎮朝夕相處，很快博得了朱祁鎮的歡心。
後來，這位太子又把王振稱為“先生”。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病故。
九歲的太子朱祁鎮即位，以第二年為正統年，朱祁鎮即為英宗。
宣宗病危時曾遺言，國家的重要政務由皇太后張氏處理。
英宗即位後，這位精明能幹的太皇太后在張輔、楊士奇、楊溥、楊榮、胡氵熒五位重臣協助下，輔佐幼主。
隨著太子的登基，王振在同年七月也人主司禮監。
司禮監在宦官二十四個衙門中最為重要。
它負責宮中宦官的升遷謫降大權，各種特務機構，為皇帝管理大臣奏章，“傳達”諭旨，後來又代皇帝批答奏章。
由於明朝不設丞相之位，所有大權集皇帝於一身，但皇帝又很難將所有政務一一管理，因而大權很容易落到最親近皇帝的人手中。
所以得到司禮監掌印是那些有野心的宦官們夢寐以求的職位。
王振雖然在皇上和大臣面前表現得謹小慎微，但在背後卻欺上瞞下，廣結死黨。
王振掌管司禮監後不久，即利用比武的機會，將自己的親信紀廣謊報為武將第一，並將紀廣由隆慶有衛指揮僉事，提升為都督僉事。
但這件事不久即被太皇太后知道，王振被賜死。
在英宗極力求情之下才被赦免。
在此後的九年中，王振干政的活動有所收斂。
正統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張氏駕崩，此時的幾位重臣不是老弱就是病故。
十六歲的英宗由於昏庸，事事依從王振，致使王振拆除了那塊鑄有“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鐵牌。
王振的心病去除了，於是肆無忌憚地廣植私黨，擴大勢力。
為了更有效地控制錦衣衛，他讓自己的侄兒王山、王林分別任錦衣衛指揮同知和錦衣衛指揮僉事。
同時，他還建立了以心腹馬順、郭敬、陳宮、唐通為骨幹的特務網，明目張膽地幹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勾當。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稟性耿直、孤傲，不願向王振屈膝，王振就以李時勉曾砍掉一些國子監樹枝為由，誣告李時勉私伐官樹佔為己有。
於是年屆古稀的李時勉，在盛夏，被帶上一百多斤的重枷，在國子監門口示眾三天。
這件事引起了國子監一千多名監生的集體抗議。
王振怕將事情鬧大，不得不罷休。
李時勉這才倖免一死。
大理少卿薛碹，因痛恨王振的奸邪，不禮敬王振，被誣告為受賄，在大獄中被折磨致死。
翰林侍講劉球，上書言政得失，奏疏中有言語刺激了王振，被逮捕下獄，王振派馬順將其殺害並肢解。附馬都尉碌石因責罵家中閹人，王振厭惡他傷害了同類，將他投入了錦衣衛大牢。
監察御史李鐸，偶然路遇王振，沒有俯首跪拜，後被貶到遼東鐵嶺衛戍邊服役。
王振的專橫跋扈、亂加罪名貶謫，引起了公憤。
內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把揭露王振罪行的匿名信投向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事情敗露，三人均被在鬧市分屍。
昏庸的英宗，對王振的專橫奸險，不但不予以制止，反看成是鞏固自己皇權的必要手段，賜給王振敕書，極力褒獎他。
在皇上的帶動下，懾於王振的淫威，在朝的公卿勳戚都稱他為“翁父”。
福建參政宋彰因有罪被彈劾，但他向王振獻上白銀萬兩，宋彰的罪責不但沒有追究，反升為福建布政使。
那些溜鬚拍馬、阿諛奉承之徒，也得到了加官晉爵。
工部郎中王祜，天生沒有鬍鬚。
一日，王振忽問王秸：“你怎麼沒有鬍鬚？”王佑獻媚道：“您老無須，兒子豈敢有須？”
王祜的回答博得了王振的歡心，不久便被提拔為工部侍郎。
兵部侍郎徐唏向王振屈膝下跪，不久，升為兵部尚書。
王振還賣官鬻爵，收受賄賂。
據說，江陰布衣徐頤、常熟魏某雖無才學，卻家產萬貫。
他們都想在京謀官，便通過各種渠道向王振行賄。
徐頤得到了中書舍人的職位。
魏某成了中書舍人後，不久又升為中書主事。
所以在京師中，稱他們二人為“金中書”、“銀主事”。
王振還借認侄兒王山、王林為義子之事，在私宅中大擺宴席，那些溜鬚拍馬之人，乘機向王振獻上厚重的禮品。
王振除了向朝中大臣索賄之外，還把貪汙勒索的黑手伸向了府縣。
他對送禮者，來者不拒，“以百金為尋常，重至千金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
由於王振好佛，正統年間，寺院越開越多，遊方僧隨之日益增加，寺院一片混亂。
王振借整治寺院為名，亂髮度牒。
正統五年(1440年)春夏兩季半年中，即向二萬二千三百餘人發賣度牒，大發度牒財。
隨著寺院的增多，信佛的人也越來越多。
其中不乏一些達官貴人，殷實之家。
出於對佛祖的虔誠，他們會不惜重金，乞求佛祖幫助他們實現願望。
因而，在當時擁有了寺院，就擁有了財富。
慶壽寺，建於遼金時期，是北京城裡最大的寺院，所以到這裡採祭奠的信徒自然很多。
王振假借慶壽寺年久失修之名，強徵軍民萬餘人，耗費幾十萬兩白銀重修慶壽寺。
當時京城百姓傳唱一首“竭民之膏，勞民之髓，不得遮風，不得避雨”的歌謠，以宣洩不滿。
以大內名義和費用整修後的慶壽寺，更名為“大興隆寺”。
它富麗莊嚴，實屬罕見。
因王振早已對它垂涎三尺，所以，昔日的慶壽寺成了王振手中的搖錢樹。
英宗對於王振的肆意橫行，反以為是忠誠，致使王振不僅幹著欺上瞞下的勾當，還“廣置塌房、莊所、田園、馬房，侵奪民利”。
又用搜刮來的財富大興土木。
在京城內外，建有宅第數處，處處重簷邃閣，陳設豪華，並且還役使民工在他皇城東宅第旁，修建了一座智化寺，勒石豎碑，為己祝福。
瓦刺是明代蒙古族的通稱。
永樂年間，瓦刺逐漸強大，不斷在明王朝北部邊境製造事端。
到了英宗時期，王振為了得到瓦刺的良馬，把國家利益拋到腦後，唆使心腹，鎮守大同的太監郭敬，製造大量的鋼鐵箭頭，運往塞外，換取瓦刺的良馬。
同時，為了討好瓦刺，對瓦刺的貢使，待遇優厚，賞賜有加，有求必應。
先前在洪武永樂年間，規定瓦刺貢使每年不得超過五十，但到了英宗時，瓦刺見明王朝軟弱可欺，逐漸把貢使增加到二千人，並且每次都能得到無數賞賚金帛，滿載而歸。
如稍不如意，便騷擾明王朝邊境。
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刺首領也先，遣貢使二千人到北京，為多得賞賜，卻詐稱三千人。
王振一反常態，要禮部按實際人數發放賞賜，並減去了馬價的五分之四。
瓦刺貢使憤憤而去。
七月，也先率兵大舉人侵。
英宗在王振的蠱惑下，不顧群臣的極力勸阻，七月十六日，英宗、王振率五十萬大軍倉促從北京出發。八月一日，明軍到達大同。王振還要繼續北進。
鎮守太監郭敬，報告了前線慘敗的情況，王振這才害怕起來，於是下令回京。
王振本想經紫荊關，由蔚州回京，以誇耀鄉里。
後因擔心大軍損壞家鄉的莊稼，便改道東行。
八月十日，明軍到達宣府，瓦刺追兵也追擊上來，明軍大敗。
八月十三日，明軍退到土木堡。
王振因自己的千餘部輜重車輛還沒趕到，不願意進駐懷來城，英宗便駐紮在土木堡，使明軍失去了撤退的時機。
八月十五日，瓦刺軍詐退，並派使者前來講和，英宗派通事去瓦剌軍營議和。
王振見瓦刺退兵，下令移營就水。
瓦刺軍趁明軍混亂，揮軍衝殺。
英宗護衛將軍樊忠，見大軍毀於一旦，舉起鐵錘把王振砸死。
英宗突圍不成，成了瓦刺的階下囚。
明軍在土木堡慘敗的消息傳到北京，郕王根據群臣的要求，命令把王振同黨一一誅殺，王振家族不分老幼，一律斬首。
王振擅權七年，抄其家時，繳得金銀六十多庫，玉盤一百個，高六七尺的珊瑚二十多株，其他珍寶玩物不計其數。
王振雖死，但復辟後的英宗仍對他念念不忘，用木刻王振，招魂以葬，在智化寺立詞祭起，賜祠名為精忠。
土木堡之變，名將張輔被擱置，朱勇凡事聽王振的，但凡他們能積極備戰，加強對軍隊的約束，都不會出現這麼嚴重的結果，要知道他們才是整個明朝武將的首腦；最後是後方負責後勤的拖後腿。
土木堡之變幾乎可以稱之為國戰，然而竟然會出現“後勤不續”這種事，這不得不讓人懷疑後方負責後勤的文官的節操了。
縱觀整場戰役，不得不讓人懷疑似有一股勢力在幕後推動、主導，而這股勢力就是文官集團，可能最初的目的是為了讓皇帝有個教訓，順便再打擊一下武勳集團，只是最後玩脫了，要不是出了個于謙，明朝很可能就要丟掉半個江山。
以土木堡之變前後明朝內部的政治格局來看，土木堡之戰明朝之所以敗的那麼慘，和明朝的文官集團有很大的關係。
在土木堡事變之前大明朝是皇帝與勳貴治天下，文官集團在朱元璋和朱棣這兩位強勢皇帝的打壓下，話語權很小。
別忘了，朱元璋剝皮填草，朱棣誅十族可把文官集團殺得人頭滾滾。
而土木堡之變以後武將勳貴集團就慢慢被文官集團壓制甚至比宋朝時候還要嚴厲。
而且明朝的精銳軍隊在這一戰中幾乎損失殆盡，以後的軍事力量再也恢復不了。
厲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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