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

托马斯·霍布斯是英国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也是用英文写作的最大胆无忌、最激动人心、最言之成理的政治理论家。霍布斯所著的《利维坦》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英文作品之一。文笔过人、思想独特让霍布斯的作品迅速传播，他的文章比所有他的批判者写得都好。难怪他的反对者不得不说说“魔鬼唱的歌最悦耳”。

霍布斯饱受争议，饱受批判。他毕业于牛津大学，但牛津大学却对这个毕业生丝毫没有任何好感。牛津大学校长克拉伦登伯爵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攻击《利维坦》，霍布斯死后，牛津大学本想烧掉他的尸首，但未能如愿，只好将他的所有著作堆在博德利图书馆的院子里付之一炬，以解心头之恨。讽刺的是，三个世纪后，霍布斯仍为世人所铭记，而焚烧他著作的那些尸位素餐的反动派却早已烟消云散。为什么霍布斯的学说如此遭人嫉恨？我们就从他的国家理论说起。

霍布斯对自己的学说充满信心，自称为政治学的开山鼻祖。在他之前，西塞罗、马基雅维利和伊拉斯谟等历史学家和演说家或依据史实提出观点，或进行单纯的道德说教，或炫耀自己的演说技巧。霍布斯说，他是第一个在科学的基础上解释政治的人。霍布斯经历了英国两次内战。他深刻反思内战的原因，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只有国家掌权者掌握足够的权威，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统一。为这个观点，霍布斯进行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缜密推理，堪称政治学著作的典范之作。

霍布斯

在《利维坦》书中的第一页，他替《利维坦》下定义为：“一个共荣体或国家。”他在《约伯记》中发现该词，该章中上帝以这个海中怪物（即利维坦）作为神圣力量的想象。霍布斯把国家解释为为一个大有机体，它能吸收并指导一切人类的行为。霍布斯认为国家类似于精密的机械装置，就像机械表一样。要了解国家，就要了解国家的内在组成部分——了解人，了解人性。接下来，霍布斯开始对人性进行精彩绝伦的描述。

按霍布斯的解释，权力是控制未来事态发展的能力。人目前掌握的能够控制未来的资源就构成了权力。人这种生物总是生活在焦虑之中，所以他必然想掌握权力；吃完一顿饭后，会操心下一顿饭从哪里来，于是人要掌握对自己以后将会需要的食物的“权力”。我也许能从灌木丛里采集到食物。但只有当我可以肯定我回来采摘时不会发现食物都被别人采光了的时候，我才能确知下一顿有饭吃。于是，我需要控制灌木丛。霍布斯认为，人很快就从对不动的物体的权力转向了对人的权力；事情的发生取决于他人的行动，所以控制他们是关键。

霍布斯坚称，所有人都不停地想要“一个权力接着一个权力，至死方休”。这不是因为他们权欲熏心，或欲壑难填，而是因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得不争取权力。霍布斯说，大部分人都愿意朴素过活，安分守己，然而，如果处境险恶，他们就表现得似乎个个嗜权如狂，咄咄逼人，张牙舞爪。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每个人都天生好权，就无望建立政府；如果谁都不在乎自身安全，政治就搞不下去。心安气定的人不会想要压倒别人，但惊恐焦虑的人为了生存会不得不试图这样做。权力在实质上是相对的；如果双方都想控制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么迫使对方让步的一方就有真正的权力。

战争的起源

在自然状态中，这样的竞赛没有好结果。霍布斯以尖锐犀利的笔调描述了“影响到人类幸福的自然状况”，换言之，就是“没有政府的悲惨生活”，并详细列举了一个没有规则、没有执法的环境中的种种乱象。霍布斯说，有三个原因会造成争执，

每个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连续不断的欲望，即试图增加权力，也就是掌控财富和人，这种企图会导致竞争。但是竞争不是战争。那么，为什么自然状态下的竞争会导致战争呢？很重要的一步就是霍布斯的一个假定，即人就本性而言是“平等的”。因为所有人拥有水平大致相同的体力与技艺，因此任何人都有能力杀死其他任何一个人。“通过密谋或者与他人结盟，最弱的人也有足够的体力杀死最强的人。”

在自然状态下，益品是稀缺的，因此，两个想要同一种类东西的人往往彼此产生竞争。无论我拥有什么，别人都可能想要，因此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然而，即便我一无所有，我也无法免于恐惧。他人可能会把我当作威胁，因此，我最终很容易成为先发制人行动的受害者。霍布斯认为，从平等、稀缺、不确定性这些假定，可以推出自然状态将会是一种战争状态。由此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一个人通过耕种、建设从而拥有了一座舒适的宅子，别人可能会对他的房子垂涎三尺，并与其他图摸不轨的人相互勾结，在力量占优的情况下进行剥夺，不仅要剥夺他的劳动果实，还要剥夺他的生命或自由。而这个侵犯者也会面临来自另一个侵犯者的同样的危险。

故事还没有结束，更糟糕的是，人们很快意识到，名声也是一种权力。人们会攻击那些哪怕没有构成任何威胁的人，纯粹是为了赢得作为未来防护手段的体力强大之名声，以实现自我保护。正如在学校的活动场所，那些具有擅长打架之名声的人最不可能因为手里有好东西而被人攻击。（当然，那些具有体力强大之名声的人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们最有可能为寻求提高自己名声者所害。）

总之，霍布斯看到了自然状态下发动攻击的三条主要理由：为了利益（gain），为了安全（先发制人防范侵犯者），以及为了荣誉（glory）或名声。归根结底，人在寻求幸福的过程中不断试图增加其权力（获得未来益品的手段）。如果人在体力和能力上大致平等，人们想要的益品稀缺，以及没有谁能够确定自己不会受人侵犯，似乎就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说，理性的（rational）人类行为会把自然状态变成一个战场。没有谁能强大到可以抵挡所有可能的攻击者，当我们认识到自然状态下攻击他人往往是获得（或保持）你想要之物最可靠的方式时，攻击的动机就出现了。

霍布斯还认为，导致战争的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恐惧：害怕你周围的人可能会试图夺走你的所有物。这可能会导致你发起攻击，不是为了得利，而是为了安全，或者甚至是为了名声。因此，我们被迫无奈为自我防卫而与其他所有人作战。可以想一想在自然状态下我们会有多么恐惧。至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霍布斯的名言

集体理性

我们可以用萨特的一个例子来阐明这一区分。想象一群农民，他们在一个陡峭的小山坡上耕种着各自的土地。他们相继认识到，可以通过砍掉所种的树并种植更多庄稼来增加土地的可使用面积。因此，他们全都把树砍掉了。但是接下来的一场暴雨冲走了山坡上的泥土，摧毁了土地。这里，我们可以说，对每个农民来说，从个体的角度来看，理性的行为就是砍掉自己的树，以增加可耕种土地的数量。（只砍掉一片土地上的树对于土壤流失程度影响不大。）但是，从集体的角度看，这是一场灾难，因为如果他们所有人都砍掉自己的树，那么每个人的农田都会被摧毁。因此，从集体的角度看，理性的行为是，即使不保留所有的树，也要保留大多数的树。

具有这种性质的例子（在相关文献中被称为“囚徒困境”）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当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背离时，很难根据就集体而言属于理性的方式来实现合作。每一个体都会受一种诱因的驱使而“背叛”，做出从个体的角度看是理性的行为。假设那群农民明白他们的处境，并因此同意不再砍树，那么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推知，就个人而言，他或她砍树会增加产量。（记住，只砍一块土地上的树不会导致严重的土壤流失。）但一个人这么想，所有人也会各自这么想，因此他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开始清理他们的土地，以便获得个人利益。即便他们订立了一份协议，每个人也都有很好的理由违背。因此，从集体角度来看是理性的立场并不稳定，个体倾向于背叛，即便他们知道如果每个人都做出同样的行动会有什么后果。

弄清楚这一点以后，思考霍布斯的论证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从个人角度而言的理性行为就是攻击他人（出于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些理由），而这将导致战争状态。然而，自然法告诉我们，战争状态对人来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处境，因为我们还可以做出另外一个层次的行为，即集体理性。要是我们能够通过某种方式上升到集体理性的层次，并服从自然法，我们就可以生活在和平状态，免于恐惧。

霍布斯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就是，创立一个统治者或“主权者”，由其严厉惩罚那些不服从自然法的人。如果主权者能有效地让人们遵守自然法，那么（也只有这样）没有谁可以合理地猜疑别人会发起攻击。在那种情况下，就不再有借口发起侵犯了。霍布斯主张，强大国家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创造了一些条件，在那些条件下，人们可以遵循自然法而不面临危险。只有一个绝对权力的国家，才能维持稳定和永远的和平。

好的国家

霍布斯认为，理智的君主会认识到，他的利益与臣民的利益一致。如果老百姓安居乐业，就会自觉自愿地服从并支持君主的统治。霍布斯坚持说，人民有义务支持保障他们安全的政府，这意味着可能形成“良性”（而不是恶性）循环，即成功的政府激起民众的忠诚，民众的忠诚又使得政府更加成功……如此往复。国家的存在，将我们从自然状态中的相互敌对的悲惨状态中解放出来，让我们可以和平的生活，追求幸福、欣赏艺术、从事商业、享受繁荣。总之，一个良好的国家的存在，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繁荣安定，富强富足。这，或许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的必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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