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如说夏青的停顿，“我期待着，正等着他说呢……
他的停顿为什么有力量？他不是单纯的几秒几秒，而是他的思维在流动。”力量来自于思维的流动和唤起听众的期待。铁城说：“他对语言独到之处，就是逻辑的链条非常紧密，一环扣一环，一句扣一句，一层扣一层。只有逻辑才有力量。”
夏青坚持读书，工作上一丝不苟从不迟到。这些细节，其实透露了成就他的奥秘。其实，成功的奥秘常常如此简单，简单到人人难以模仿。
朗读者的最深的功夫，恰在朗读之外。
夏青（1927-2004），本名耿绍光，黑龙江省呼兰县人。1948年入东北大学中文系读书并参加革命，1950年5月在新闻总署主办的北京新闻学校第一期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播音艺术委员会委员，播音业务指导，播音部副主任，1986年首批被评聘为播音系列最高职称播音指导，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曾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会长、名誉会长。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七、八届委员。夏青同志是新中国我党培养的第一代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播音艺术家，是我国播音员、主持人的楷模。
1949年10月1日的那个难眠之夜，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长春市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作为“中国民主青年联盟”的一员，夏青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一天，竟会成为他事业乃至人生的转折点。
参加完游行的夏青刚回到校园，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要他去北京新闻学校报到。北京新闻学校的前身是新华社新闻训练班，以培养新闻人才、提高新闻宣传及相关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新闻业务素养为主要目的。此次其要求东北地区推荐十名学员，夏青就是其中之一。
青年时期的夏青
夏青接到通知后报名应试，结果顺利通过。就这样，22岁的他告别了短暂的东北大学中文系生活，来到了北京新闻学校。在那里，他经过了七个月的紧张学习。1950年5月初，他和其他几名学员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当时和夏青同去的这批学员，都是学编辑、采访业务的，但是电台急需播音人员。情急之下，电台决定让他们当中会说北方话的人统统去试音，夏青自然包括在内。
或许是命中注定，这次试音对拥有独特嗓音的夏青来说多少有点“量身定做”的意味。几天之后，夏青便走进了有点神秘的播音室，坐在了话筒前面，开始了他的播音生涯。
万事开头难，刚进电台的夏青，虽然嗓音天赋较高，但在字音问题上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他那东北口音和广播所需要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把“国”读成“果”，这都需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过来。同为播音员的葛兰就成了他的老师，每当他说错一个音，葛兰就学他、笑他，用这种方法，反而促使他带着一股子倔劲，决心狠攻读音。在那段日子里，夏青带着最初的茫然，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葛兰曾说：“为了学习标准读音，他把字典都翻破了。”千里之行，始于此时。
您现在听到的，是播音大师夏青当年在电波中给听众朗诵的《将进酒》的片段。没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原名叫耿绍光，而取意“华夏青年”的笔名“夏青”却让他和他的声音在几代人的心中成为永远的传奇。
夏青、龙珍为听众签名
从1950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后，夏青从未离开过心爱的播音事业。1954年的怀仁堂，27岁的夏青宣读1万多字的《宪法草案》，一字未错。著名播音员方明心中牢记这幅图景：
方明：夏青是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在怀仁堂念的宪法草案，是他一个人站在台上念宪法。毛主席周总理什么全在台下，所有代表都在台下听。那么长的宪法一个字没有错，感情、态度、分寸、火候都特别合适，他念完了以后郭沫若曾经说，真是三分文章七分读啊。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重要的宣读，周总理亲自点名夏青播音。方明记得，这一系列的报道结束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参与工作的人员。
方明：总理来了，一进门：“夏青同志在哪，夏青呢？我要见夏青。”总理拽着夏青的手就到了播音员所在的桌去。总理从宴会的开始一直到结束就没离开播音员那桌，没到主桌去过。
周总理、毛主席逝世时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方明说，那样的稿子，夏青播的悲，听众听着痛。
方明：全国所有的广播和电视只有一个声音，就是夏青万分悲痛而又庄重深沉的声音宣告毛泽东主席逝世。所以后来很多专家在评论这篇播音的时候，用了这样八个字来评价夏青的创造性贡献，就是：无可挑剔、无可替代。
然而，被誉为共和国声音的夏青多年来饱受类风湿关节炎的折磨，妻子葛兰回忆说，他每天都得吞下12片止痛的APC药品才能开口播音。老部下铁城却始终记得这样的细节：
铁城：他因为岁数大了，嗓子溜不开，准比我们早来一个小时。坐在办公室看报，“人民日报消息……”他说：我现在是新闻报纸摘要节目，受众听着我的嗓子很正常，这是我对受众的一种尊敬。
夏青生前不止一次跟爱人葛兰念叨他心里还有三个愿望：想四处去走走，想去讲讲课，想在话筒前再播些东西。
《声音里的传奇》
对于夏青老师的“江湖传说”，在采访之前就听过不少。肖玉老师早在10年前就讲过“活字典”的故事：中央台的播音员谁碰到生僻字了，想到要问的第一个人一定是夏青老师，最后也一定会得到特别满意的答案，不仅有字音，还有字义。如果这个字真的实在少见，他会承诺：等我查好后再告诉你。不会太久，一定会告诉问询的人，在《康熙字典》里那个字读什么音，在《说文解字》里，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活字典”三个字说起来何其轻松，要真正成为活字典，谁能知晓要付出多少心力？
青年时期的夏青
没有采访之前听夏青老师的播音，惊诧于他口齿的无比清晰，播音时的淡定自如，一直疑惑：上万字的稿件，有时甚至没有时间准备，这怎么能保证每次都一个字不出错？去采访葛兰老师，她揭开了谜底：从进中央台开始，几十年里，夏青老师从来没有断过练声，无论多长的稿件，他的气息自始至终能保持不变。闲暇之余，淘古书，看古书是他最大的乐趣，文字之中的妙趣，日积月累，烂熟于心。
夏青老师在广播里是大师级的播音员，生活中，也是一位好丈夫。葛兰老师回忆起他们过往恩爱的点滴，脸上的笑容一如少女般灿烂。播音结束后，夏青老师会绕着弯去买回来好吃的，葛兰老师早班时，夏青会一路送到台门口……后来夏青老师因病多年卧床，葛兰无论多忙都要在固定的时间到医院去陪伴。还能说话的时候就一起回忆那些如在眼前的往事；病重不能多说话了，葛兰老师就给丈夫夏青读书，时间在声音的陪伴下一分一秒走过，苦涩，也甜蜜。
夏青的播音时代，是大师云集的时代，而他们的声音，就是一段难忘的传奇。
夏青的新闻播音特别讲规范，这个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对于一些播音员认为播错了可以像外国播音员那样说声对不起就行了的观点，夏青不能认同，他说：“我觉得，如何继承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传统作风，确保新闻广播的事实的准确性，无论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夏青认为“播音工作处在宣传的最后一环，全部稿件的思想内容、精神实质、分寸火候，都要求通过播音员的有声语言、语气语调，准确地传达给听众，体现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万万不行的。”
二是养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夏青非常贬斥各种不注重职业习惯的工作状态，认为“吐字不清楚，归音不到家，调值不准确，尖团音、异读音、错别字问题，都需要继续注意，认真加以解决。那些吃字的、嚼字的、撒气的、哼哼的、嘟囔的、乌里乌突、嘴里象含着个热茄子似的，不适应清新明快的新闻语言要求，应该努力纠正。”
三是对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忠诚。几十年来，夏青把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都献给了广播事业。记得铁城老师在夏青播音艺术研讨会上回忆说，平时工作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夏青总要提前半小时或一个小时到岗，调动精神、训练嗓音。夏青常年上早班，夜里两点多起床，三点半到班。早晨的播音永远是精神抖擞，使听者振奋！
由于夏青总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科学文化知识，长期坚持吐字发声基本功的训练。他那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含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才被听众誉为“祖国的声音”。他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职业道德，均为我们后辈学习和遵循的榜样。
虹云老师回忆说：“他的心胸很宽大，任何事情都不会放在心里。生活上，工作上，夏青老师从不计较小事，他非常想得开。无论什么事情，他都不在乎，也不可能有什么事情影响到他的情绪，他的大气是很让人难忘的。”
1951年6月，《人民日报》登出了一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各省、市电台招考播音员的广告。当时对播音行业几乎一无所知的葛兰竟然顺利地通过了面试、口试和笔试，被留在中央台工作。那一年他18岁，唯一的优势就是声音洪亮，口齿清楚。
他叫试音，后来去我看那么老多人，好像还挺紧张的，她心跳吧她，我说这有什么可跳的，（笑），自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给我一篇稿，是一篇那个《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片段，还有一个战报吧。
葛兰参加播音工作时，正值抗美援朝，因工作急需，她很快就担负起了《记录新闻》的播音工作。
葛兰正在播音
当时就分配我先参加记录新闻的播音。记录新闻，一分钟25个字，要是有这个长句子，10个字以上算长句子，念三遍，短句子，念两遍。还有一些该注解的字呢，按照人家要求注解。比如说，1300，就说，123的1；7000，567的7。说一下，提示这数。不能播错，所以，那时候就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北京消息，北京消息……
建国初期，交通、通讯不便，边远地区的报馆和朝鲜前线的志愿军都有一批抄录员，他们每天通宵达旦地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然后连夜赶印出报。志愿军抄收员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战壕里抄收祖国的建设消息，油印成小报再分发出去。
朝鲜要知道祖国的消息，祖国要知道朝鲜的战况。志愿军他们连夜啊，外头是枪林弹雨、炮声隆隆，他们蒙着被子还在抄。所以，在那儿我觉得岗位重要、责任重大，得出这8个字。
一门心思要学医的葛兰，对广播的最初认识都是从她播《记录新闻》开始的。在中央台的话筒前一干就是48年，从《小喇叭》到《新闻和报纸摘要》，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也忠实地记录了各个时代的声音。
1953年，葛兰和夏青结为连理，从此牵手一生，夫妻二人同时献身广播事业，也一时传为美谈。从此，夏青，葛兰，这两个名字总是如影相随——他们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播音员，他们的声音，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让人无法割舍。葛兰回忆说，那些跨越半个世纪的往事，有时竟然新鲜得如同刚刚经历过一样。
《群星灿烂的时代》
对于广播，葛兰老师是“先结婚后恋爱”，但干一行，专一行，爱一行，这一专一爱就是一辈子。
他们那代人，好像都特别单纯，也特别知足。这份纯粹，从她温润的目光里，从她娓娓的述说中，都太容易感知。
采访葛兰老师前，我是焦虑的。经常提醒自己，作为一个采访者，跟被访对象“离间”一点，保持适当距离，这是正确的姿态。因为，俯、仰、远、近，这些都容易失焦。
葛兰正在播音
但在葛兰老师面前，如我这样的后生晚辈似乎只有仰视，不敢轻易触碰。生怕打扰了她跟她身后的那个时代。
那么，就认真倾听吧，任何自作聪明地刻意设问，都显得多余。
我们这些孩子，是幸运的，有幸能在不同场合，跟这些播音大家们相遇。但我们也是不幸的，似乎也没有太多机会听他们口传心授，看他们忘我创作。这近距离的接触，也只是擦肩。
拜访葛兰这些大家，也是一次寻根，寻广播的根，寻播音的根。他们口述的个人过往，拼凑出了一部活的新中国广播史、播音史。
那是一个灿若群星的时代，比照现今，我们又传承了多少，学会了几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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