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元年冬十二月，時任盩庢縣尉的白居易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同遊仙遊寺，言及唐玄宗溺於情色，楊貴妃恃寵貴幸，最終釀成馬嵬之禍，不勝感慨。王質夫遂提議白居易寫詩一首，“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白居易欣然應允。
此詩寫成，迅速流傳於街頭巷尾，甚而至於“童子解吟，胡兒能唱”。然《長恨歌》中既沒有針砭時弊，亦沒有揭露紅顏禍國，反而寫成了一曲“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愛情悲歌。
然而，當時35歲的白居易緣何會把李楊愛情寫得如此感天動地、催人淚下？這實在不是李楊之間有真愛，而只是詩人借李楊之故事，抒由衷之心聲，是白居易寫給自己的一曲愛情輓歌。
1、似是而非的帝妃愛情
什麼是真正的愛情？現代詩人舒婷的“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就道出了愛情中平等、獨立、自尊的本質。
但在唐玄宗李隆基和楊貴妃的故事中，所謂的愛情卻具有非常明顯的強權色彩。儘管“後宮佳麗三千人”，但唐玄宗卻依舊“重色思傾國”。終於在天寶四載（公元754年）的中和節（農曆三月初三）出宮踏青時，巧遇楊玉環，一見傾心。於是不顧人倫，將本是兒子壽王李瑁的妃子楊玉環度為女道士，四個月不到，又把楊玉環迎娶進宮。
如此看來，李楊之間，更多隻能算作皇權威懾下的姻緣交易。
玉環進宮後，唐玄宗“從此君王不早朝”，“緩歌慢舞凝絲竹，君王盡日看不足”，完全不理朝政，沉湎聲色，縱慾享樂。一旦“漁陽鼙鼓動地來”“九重城闕煙塵生”的安史之亂爆發，便惶惶如喪家之犬，“千乘萬騎西南行”。不料行至馬嵬驛，太子李亨發動政變，“六軍不發無奈何”，唐玄宗不得不將一條白綾賜死楊貴妃，以保全身家性命。
難怪多年後，李商隱極盡諷刺地寫道：“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羅曼·羅蘭說：愛情是一種宗教。路遙說：真正的愛情不是利己的，而應該是利他的。但對唐玄宗來說，當危難降臨，卻毫無利他之念，只有利己之想，更無宗教般虔誠的愛情可言。
再看楊貴妃，她雖不是政治人物，卻獨憑唐玄宗的寵幸，享盡榮華，仙及雞犬。“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舊唐書·后妃上》言楊貴妃“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可見，楊貴妃之所愛，在於奉迎富貴，而非真情摯愛，她就像“攀緣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莎士比亞說：“女人啊，你的名字是脆弱。”楊貴妃作為一介女子，在愛情生活中，她是脆弱的，她的脆弱不僅表現在屈從於皇權，貪戀於榮華富貴，更在於放浪自己，縱情聲色。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秉筆直言，毫不掩飾楊貴妃與養子安祿山的不堪緋聞：“自是祿山出入（貴妃）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從來帝妃之間難有真正的愛情，多的是尋歡作樂、終飽私慾。杜牧在《過華清宮絕句三首》中寫道：“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雲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輕描淡寫中，說盡了帝妃之間多少窮奢極欲，荒淫誤國之事。
真正的愛情是雙向的投入和付出，是舒婷說的：“我們分擔寒潮、風雷、霹靂，我們共享霧靄、流嵐、虹霓，彷彿永遠分離，卻又終身相依”。但在唐玄宗和楊貴妃之間，卻沒有。
2、刻骨銘心的符離之戀
既然李楊之間沒有真正的愛情，那白居易為何會把《長恨歌》寫得如此纏綿悱惻，哀豔動人？其實，這和他自己的身世經歷息息相關。
少年時期，白居易曾隨父親白季庚來到徐州。為避徐州戰亂，公元790年，白季庚把家眷送往安徽宿縣符離居住。也就是在符離，白居易認識了一個名叫湘靈的女孩。
湘靈歲出生平民，卻活潑可愛，心靈手巧，還懂點音律。白居易經常教湘靈讀詩識字，湘靈則給白居易講風俗掌故。天長日久，兩人成了朝夕相伴、青梅竹馬的玩伴。到了白居易19歲，湘靈15歲時，彼此情竇初開，開始了濃烈而純真的初戀。
但兩家身份懸殊，白居易出生書香門第，官宦世家。而湘靈則是鄉村平民，因此兩人不敢公開戀情，只能偷偷私定終身。
為了家庭和前程，27歲時，白居易離開符離，前往襄陽遊學。臨行前的晚上，白居易與湘靈幽會於濉河岸邊。湘靈從懷中拿出兩件信物贈與白居易，一件是盤龍銅鏡，一件是繡花錦履。白居易依依難捨，含淚寫下了《潛別離》“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
貞元十六年，白居易29歲，考上了進士，回到符離住了近10個月。這一次，他向母親懇切請求和湘靈結婚，卻遭到母親堅決反對：門不當，戶不對，官宦之家怎能迎娶平民女兒？無奈之下，白居易嚥下淚水，痛苦地離開了家，離開了符離。
貞元二十年，33歲的白居易在京城做校書郎，需遷家到長安。他再次苦苦請求母親答應和湘靈結婚，卻依舊遭到母親嚴詞拒絕。非但如此，在舉家遷移時，母親還不讓他和湘靈道別。在之後的8年裡，母親更是固執己見，始終沒有允許兩人見面，更不允許白居易提及湘靈。
符離一別，從此天涯杳然。但曾經美好無瑕的愛情卻成了白居易心中永遠的恨，綿綿無絕期。
現代心理學研究指出：深刻的精神痛苦往往造就人們某方面的心理定勢，進而被人們創造性地運用於外部世界。現代文學理論也認為：一部作品就是作者自身經歷和性格的現實寫照。
所以，當時35歲卻因情未婚的白居易感同身受，太多的自慰、自傷、自悼蘊藉其中，真幻交織，借李楊故事，將內心潛藏的刻骨銘心的符離之戀一瀉千里、噴薄而出，一氣呵成了極有風情的《長恨歌》。
可見，白居易寫作《長恨歌》，更多的融入了個人經驗，是符離之戀的移情，是借歷史的殼來裝載愛情的魂，是白居易為自己寫作的一曲愛情輓歌。
3、如影隨形的湘靈情結
“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長恨歌》中，白居易將楊貴妃塑造成了一個純潔的處子形象，但《唐大詔令集》卷四十《冊壽王楊妃 文》: 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冊“河南府士曹參軍楊玄璬長女……為壽王妃”。壽王李瑁為玄宗第十八子, 玄宗父奪子妃, 是一件極不體面的事情。正是詩作與史實不符, 後人多認為《長恨歌》的處理是“為尊者諱”。
所謂“為尊者諱”，即是古人對於君父尊長的所作所為不敢直說, 而採取拐彎抹角、委婉曲 折的方式來表示。也就是說,“為尊者諱”重在委婉, 而並不改變事實。
但白居易“楊家有女初長成”，言楊貴妃入宮時為處子，顯然是改變了事實，而非“為尊者諱”。
聯繫白居易寫作此詩時的愛情遭遇，這哪是“楊家有女初長成”，分明是“鄰家有女初長成”；是詩人“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是借楊貴妃的形，書湘靈的魂；是刻骨銘心的苦戀經時間沉澱後，濾去了所有雜質，留下的最美的湘靈情結。
無意識和意識是人的心理活動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無意識與意識相互依存，並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
由於李楊故事，白居易被暫時遺忘的被壓抑的湘靈情結由無意識狀態被喚回到意識中來。因此，在《長恨歌》中，白居易沒有詳細敘述史實，甚至連楊貴妃的死也只是一筆帶過，相反卻濃墨重彩地描摹心理刻畫形象。這實際上是借唐玄宗的淒涼悲哀來祭奠自己的一段青春情殤。這也可從《長恨歌》和白居易寫給湘靈的諸多詩作的類似之處窺見一斑。
在白居易心中，湘靈就是一朵美麗的芙蓉，只可惜“自從花顏去，秋水無芙蓉”。在《長恨歌》中，詩人同樣用芙蓉來形容楊貴妃的嬌媚：“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睹物思人，芙蓉杳然，寫盡了心中無限恨。
因為思念湘靈，不眠成為了白居易的常態。《獨眠吟》中有詩云：“夜長無睡起階前，寥落星河欲曙天。十五年來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而這些情感遷移到《長恨歌》中，則化作了詩句：“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詩人思念成疾，輾轉無眠，只能遙望星河盼天明。相同的情緒，相同的刻骨相思，寫出了多少肝腸寸斷的傷心人的懷抱。
白居易前往襄陽遊學時，湘靈贈與了盤龍銅鏡和一雙繡履。多少年後再見，還是讓白居易感嘆：“人只履猶雙，何曾得相似？”而《長恨歌》中，在海上仙山的楊貴妃同樣有信物贈與唐玄宗：“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
白居易無奈惜別湘靈時曾寫下詩句：“兩心之外無人知”，”利劍春斷連理枝”。那種有情人生離恰如死別的錐心之痛，在《長恨歌》中則理想化地成為了美好的誓約：“詞中有誓兩心知”，“在地願為連理枝”。
回憶總撿最美的一頁，在和湘靈分別的日子裡，那段情結刻骨銘心，當再次被喚醒的時候，詩人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給她一個最美的結局“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這與其說是在替李楊哀嘆，不如說是白居易對自己無法獲得愛情的泣血吶喊。
“一個沒有在深夜痛苦的人不足以談人生”，那麼，一個沒歷經愛情之痛的人，也不足以寫《長恨歌》。這歌里長恨的，不只是唐玄宗和楊貴妃，更是當年的白居易和湘靈。
結語：
“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一篇披肝瀝膽的《長恨歌》，白居易將內心鬱積的痛苦淋漓盡致地宣洩釋放，讓被苦戀深深折磨的內心得到一次深度的療愈。
傳統的文藝理論認為：文學創作的源泉來自於社會生活，來自於作家對生活的親身體驗。文學藝術的補償功能也告訴我們：由於藝術創造過程中滲透著主體的願望、夢想，因而文藝作品有著明顯的調節補償作用。
在寫作《長恨歌》的第二年（即元和二年，807年）春天，37歲的白居易，終於放下這段無果的苦戀，經人撮合，與同僚楊虞卿之從妹結婚。
鍾嶸《詩品》中，謂詩可以“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這在白居易身上也得到了印證。
白居易借《長恨歌》實現的既不是對政治的諷喻，也不是對愛情的讚美，而是一種深刻的推己及人的情感訴求和經驗表達，是借歷史的故事抒自己的衷情，是借李楊的悲劇為自己吟唱的一曲愛情輓歌。
理想豐滿，現實無奈，惟願天下有情人“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愛綿綿無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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