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元年冬十二月，时任盩庢县尉的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言及唐玄宗溺于情色，杨贵妃恃宠贵幸，最终酿成马嵬之祸，不胜感慨。王质夫遂提议白居易写诗一首，“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白居易欣然应允。
此诗写成，迅速流传于街头巷尾，甚而至于“童子解吟，胡儿能唱”。然《长恨歌》中既没有针砭时弊，亦没有揭露红颜祸国，反而写成了一曲“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歌。
然而，当时35岁的白居易缘何会把李杨爱情写得如此感天动地、催人泪下？这实在不是李杨之间有真爱，而只是诗人借李杨之故事，抒由衷之心声，是白居易写给自己的一曲爱情挽歌。
1、似是而非的帝妃爱情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现代诗人舒婷的“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就道出了爱情中平等、独立、自尊的本质。
但在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的故事中，所谓的爱情却具有非常明显的强权色彩。尽管“后宫佳丽三千人”，但唐玄宗却依旧“重色思倾国”。终于在天宝四载（公元754年）的中和节（农历三月初三）出宫踏青时，巧遇杨玉环，一见倾心。于是不顾人伦，将本是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度为女道士，四个月不到，又把杨玉环迎娶进宫。
如此看来，李杨之间，更多只能算作皇权威慑下的姻缘交易。
玉环进宫后，唐玄宗“从此君王不早朝”，“缓歌慢舞凝丝竹，君王尽日看不足”，完全不理朝政，沉湎声色，纵欲享乐。一旦“渔阳鼙鼓动地来”“九重城阙烟尘生”的安史之乱爆发，便惶惶如丧家之犬，“千乘万骑西南行”。不料行至马嵬驿，太子李亨发动政变，“六军不发无奈何”，唐玄宗不得不将一条白绫赐死杨贵妃，以保全身家性命。
难怪多年后，李商隐极尽讽刺地写道：“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罗曼·罗兰说：爱情是一种宗教。路遥说：真正的爱情不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但对唐玄宗来说，当危难降临，却毫无利他之念，只有利己之想，更无宗教般虔诚的爱情可言。
再看杨贵妃，她虽不是政治人物，却独凭唐玄宗的宠幸，享尽荣华，仙及鸡犬。“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旧唐书·后妃上》言杨贵妃“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可见，杨贵妃之所爱，在于奉迎富贵，而非真情挚爱，她就像“攀缘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莎士比亚说：“女人啊，你的名字是脆弱。”杨贵妃作为一介女子，在爱情生活中，她是脆弱的，她的脆弱不仅表现在屈从于皇权，贪恋于荣华富贵，更在于放浪自己，纵情声色。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秉笔直言，毫不掩饰杨贵妃与养子安禄山的不堪绯闻：“自是禄山出入（贵妃）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从来帝妃之间难有真正的爱情，多的是寻欢作乐、终饱私欲。杜牧在《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中写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轻描淡写中，说尽了帝妃之间多少穷奢极欲，荒淫误国之事。
真正的爱情是双向的投入和付出，是舒婷说的：“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但在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却没有。
2、刻骨铭心的符离之恋
既然李杨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那白居易为何会把《长恨歌》写得如此缠绵悱恻，哀艳动人？其实，这和他自己的身世经历息息相关。
少年时期，白居易曾随父亲白季庚来到徐州。为避徐州战乱，公元790年，白季庚把家眷送往安徽宿县符离居住。也就是在符离，白居易认识了一个名叫湘灵的女孩。
湘灵岁出生平民，却活泼可爱，心灵手巧，还懂点音律。白居易经常教湘灵读诗识字，湘灵则给白居易讲风俗掌故。天长日久，两人成了朝夕相伴、青梅竹马的玩伴。到了白居易19岁，湘灵15岁时，彼此情窦初开，开始了浓烈而纯真的初恋。
但两家身份悬殊，白居易出生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而湘灵则是乡村平民，因此两人不敢公开恋情，只能偷偷私定终身。
为了家庭和前程，27岁时，白居易离开符离，前往襄阳游学。临行前的晚上，白居易与湘灵幽会于濉河岸边。湘灵从怀中拿出两件信物赠与白居易，一件是盘龙铜镜，一件是绣花锦履。白居易依依难舍，含泪写下了《潜别离》“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
贞元十六年，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回到符离住了近10个月。这一次，他向母亲恳切请求和湘灵结婚，却遭到母亲坚决反对：门不当，户不对，官宦之家怎能迎娶平民女儿？无奈之下，白居易咽下泪水，痛苦地离开了家，离开了符离。
贞元二十年，33岁的白居易在京城做校书郎，需迁家到长安。他再次苦苦请求母亲答应和湘灵结婚，却依旧遭到母亲严词拒绝。非但如此，在举家迁移时，母亲还不让他和湘灵道别。在之后的8年里，母亲更是固执己见，始终没有允许两人见面，更不允许白居易提及湘灵。
符离一别，从此天涯杳然。但曾经美好无瑕的爱情却成了白居易心中永远的恨，绵绵无绝期。
现代心理学研究指出：深刻的精神痛苦往往造就人们某方面的心理定势，进而被人们创造性地运用于外部世界。现代文学理论也认为：一部作品就是作者自身经历和性格的现实写照。
所以，当时35岁却因情未婚的白居易感同身受，太多的自慰、自伤、自悼蕴藉其中，真幻交织，借李杨故事，将内心潜藏的刻骨铭心的符离之恋一泻千里、喷薄而出，一气呵成了极有风情的《长恨歌》。
可见，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更多的融入了个人经验，是符离之恋的移情，是借历史的壳来装载爱情的魂，是白居易为自己写作的一曲爱情挽歌。
3、如影随形的湘灵情结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长恨歌》中，白居易将杨贵妃塑造成了一个纯洁的处子形象，但《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册寿王杨妃 文》: 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册“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为寿王妃”。寿王李瑁为玄宗第十八子, 玄宗父夺子妃, 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情。正是诗作与史实不符, 后人多认为《长恨歌》的处理是“为尊者讳”。
所谓“为尊者讳”，即是古人对于君父尊长的所作所为不敢直说, 而采取拐弯抹角、委婉曲 折的方式来表示。也就是说,“为尊者讳”重在委婉, 而并不改变事实。
但白居易“杨家有女初长成”，言杨贵妃入宫时为处子，显然是改变了事实，而非“为尊者讳”。
联系白居易写作此诗时的爱情遭遇，这哪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分明是“邻家有女初长成”；是诗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借杨贵妃的形，书湘灵的魂；是刻骨铭心的苦恋经时间沉淀后，滤去了所有杂质，留下的最美的湘灵情结。
无意识和意识是人的心理活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无意识与意识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由于李杨故事，白居易被暂时遗忘的被压抑的湘灵情结由无意识状态被唤回到意识中来。因此，在《长恨歌》中，白居易没有详细叙述史实，甚至连杨贵妃的死也只是一笔带过，相反却浓墨重彩地描摹心理刻画形象。这实际上是借唐玄宗的凄凉悲哀来祭奠自己的一段青春情殇。这也可从《长恨歌》和白居易写给湘灵的诸多诗作的类似之处窥见一斑。
在白居易心中，湘灵就是一朵美丽的芙蓉，只可惜“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在《长恨歌》中，诗人同样用芙蓉来形容杨贵妃的娇媚：“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睹物思人，芙蓉杳然，写尽了心中无限恨。
因为思念湘灵，不眠成为了白居易的常态。《独眠吟》中有诗云：“夜长无睡起阶前，寥落星河欲曙天。十五年来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而这些情感迁移到《长恨歌》中，则化作了诗句：“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诗人思念成疾，辗转无眠，只能遥望星河盼天明。相同的情绪，相同的刻骨相思，写出了多少肝肠寸断的伤心人的怀抱。
白居易前往襄阳游学时，湘灵赠与了盘龙铜镜和一双绣履。多少年后再见，还是让白居易感叹：“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而《长恨歌》中，在海上仙山的杨贵妃同样有信物赠与唐玄宗：“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白居易无奈惜别湘灵时曾写下诗句：“两心之外无人知”，”利剑春断连理枝”。那种有情人生离恰如死别的锥心之痛，在《长恨歌》中则理想化地成为了美好的誓约：“词中有誓两心知”，“在地愿为连理枝”。
回忆总捡最美的一页，在和湘灵分别的日子里，那段情结刻骨铭心，当再次被唤醒的时候，诗人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给她一个最美的结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与其说是在替李杨哀叹，不如说是白居易对自己无法获得爱情的泣血呐喊。
“一个没有在深夜痛苦的人不足以谈人生”，那么，一个没历经爱情之痛的人，也不足以写《长恨歌》。这歌里长恨的，不只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更是当年的白居易和湘灵。
结语：
“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一篇披肝沥胆的《长恨歌》，白居易将内心郁积的痛苦淋漓尽致地宣泄释放，让被苦恋深深折磨的内心得到一次深度的疗愈。
传统的文艺理论认为：文学创作的源泉来自于社会生活，来自于作家对生活的亲身体验。文学艺术的补偿功能也告诉我们：由于艺术创造过程中渗透着主体的愿望、梦想，因而文艺作品有着明显的调节补偿作用。
在写作《长恨歌》的第二年（即元和二年，807年）春天，37岁的白居易，终于放下这段无果的苦恋，经人撮合，与同僚杨虞卿之从妹结婚。
钟嵘《诗品》中，谓诗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这在白居易身上也得到了印证。
白居易借《长恨歌》实现的既不是对政治的讽喻，也不是对爱情的赞美，而是一种深刻的推己及人的情感诉求和经验表达，是借历史的故事抒自己的衷情，是借李杨的悲剧为自己吟唱的一曲爱情挽歌。
理想丰满，现实无奈，惟愿天下有情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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