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249窟，北壁，說法圖，西魏。敦煌研究院供圖 孫志軍/攝
大量的各類歷史文物遺存，啟示我們去認識敦煌文化內涵的博大精深。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始終佔據著主要地位。佛教文化的昌盛，不僅體現在中國大乘佛教的各個主要思想宗派的相互促進和發展，傳譯、抄寫佛經以及開窟造像、舉行法會等正統的宗教活動的頻繁和規模，也體現在敦煌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歲時節慶和娛樂活動中所反映的幾乎無時、無處不在的佛教文化印跡。同時，道教作為土生土長的中國宗教，也以它所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多神崇拜的思想方法存在於古代敦煌。另外，其他外來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蘭教等，也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圈內暢行其道。敦煌文化這一現象的價值在於不同文化價值體系的和睦相處。
敦煌佛教洞窟的興建，歷代世家大族、甚至皇室貴族是主要推動者。壁畫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現實生活和人生百態。圖為段文傑臨摹的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壁盛唐時期都督夫人供養像壁畫。 敦煌研究院供圖 吳健/攝
敦煌文獻中還有大量非漢語文獻，許多是已經消失的“死語言”，如回鶻文、于闐文和粟特文等。這些文獻對於相關民族的歷史文化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自不待言，其與漢文文獻以及多種宗教的共處、交流本身，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開放和包容並蓄。在這樣文化基礎上的文化昌盛和博大精深，是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昌盛的因果邏輯，對於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和價值取向，應該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作為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和商業都市，敦煌的商業文化很興盛。敦煌文獻中有不少反映商業活動和糾紛的文書。如《塑匠都料趙僧子典兒契》是一份私人間訂立的契約文書，內容為塑匠趙僧子因缺少勞作工具，將自己兒子典給親家。這些文書，其實也反映了敦煌商業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契約精神。
莫高窟第45窟，南壁，觀音普問品之胡商遇盜，盛唐。敦煌研究院供圖，吳健/攝
古代敦煌文化表明文化與教育始終緊密結合在一起，充分發揚以文化人的職能。文化學術方面的建樹主要體現在對傳統儒家經典的研究、闡釋和史書研習、地誌、地理典籍的撰修等方面。自敦煌開郡伊始，就設立學校教書育人，使敦煌文人代出、雅士不絕，在這種文化教育氛圍中的敦煌文學與藝術也別具丰采。敦煌文學作品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傳世文人詩文的抄本，屬傳統的文人士大夫的正統文學作品；一類是以講經文、變文、詞文、話本、緣起故事、俗賦、曲子詞、白話詩等為代表的俗文學作品。特定意義上的“敦煌文學”顯然是指敦煌特有的俗文學，它鮮活、明快，具有濃郁的宗教、生活氣息。鴻篇鉅製《維摩詰經講經文》，已經孕育了後代章回體白話小說的雛形。藏經洞所出敦煌講唱文學作品近200個寫卷，包括近80篇作品。敦煌文學作品真實呈現出多姿多彩的唐五代民間文學面貌及發展演化脈絡，其體制形式和語言風格對宋元話本、元雜劇、明清章回小說等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中國文學史的認識。
莫高窟第285窟有西魏大統四年（538年）、五年（539年）的題記，是莫高窟最早有明確紀年的洞窟。這一洞窟帶有明顯的中原風格特徵，窟頂都有飛動的彩雲和各種傳說中的神怪，其中還有中國的神仙，反映了外來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的融合。圖為莫高窟第285窟的洞窟形制。敦煌研究院供圖
敦煌的文學藝術體現著兼收幷蓄、自信創新的恢弘氣度。敦煌壁畫題材極為豐富，壁畫繪製積極汲取相應時代最先進的繪畫技法和理念，於線條和色彩的騰轉挪移中緊扣時代脈搏，深涵經義意蘊，致使畫作美不勝收。主要有佛像畫、佛經故事畫（包括本生故事、佛傳故事、因緣故事）、中國傳統神話畫、佛教史蹟故事畫、經變畫、供養人畫像、裝飾圖案畫等。在兩晉南北朝至隋唐時代中原畫家作品大都失傳的今天，敦煌壁畫就成為我們認識中古時代中國繪畫史的重要依據。在南北朝時期，傳自西域的畫法逐漸被中國的畫家所吸收，畫史記載北齊畫家曹仲達畫人物衣紋稠疊如出水之狀，被稱為“曹衣出水”。南朝張僧繇曾採用“凹凸法”在南京一乘寺繪製壁畫。曹、張的畫法正是傳自印度和西域的畫法，在敦煌早期壁畫中十分流行，如北涼第275窟、北魏第254窟等壁畫中，描繪人物通常沿人體輪廓線用重色暈染，中央部位則較淡，體現出立體感。這一技法與印度阿旃陀石窟第2窟、第17窟等窟中的壁畫人物完全一致，說明是來自印度的畫法。在新疆的克孜爾石窟也採用了同樣的技法，也稱“西域式暈染法”。
盛唐時期的敦煌彩塑寫實性很強。高超的寫實技巧使這些塑像栩栩如生，同時藝術家非常注意雕塑的群體性。第45窟這一組7身彩塑，以佛為中心，左右大體對稱排列，塑像目光俯視，參觀者會感到每身塑像都在看著你。圖為莫高窟第45窟西壁龕內彩塑。 敦煌研究院供圖 張偉文/攝
盛唐時代，被稱為畫聖的吳道子把中國人物畫藝術推向了高峰。吳道子的大量繪畫作品繪於長安和洛陽的寺院，隨著這些寺院的湮滅，壁畫也就不存在了。敦煌第103窟東壁維摩詰經變中，以勁健的線描，略施淡彩，勾勒出一個氣宇軒昂、雄辯滔滔的維摩詰形象；第158窟南、北壁表現涅槃經變中的弟子及各國王子，人物神態生動，線描流暢而遒勁，色彩相對簡淡，正是吳道子一派的人物畫風格。唐代第39窟、172窟、321窟、320窟等眾多洞窟中的壁畫飛天形象，表現飛天輕盈的體態，流暢而飄舉的衣飾飄帶，也體現著“吳帶當風”的氣韻。從南北朝到宋元時期，敦煌繪畫雖然也具有本土的特點，但從藝術發展的大趨勢來看，始終受到中原地區繪畫發展的強烈影響，中原出現的新畫風，總會迅速傳到敦煌。因此，敦煌藝術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中國美術史的一個縮影。
莫高窟第220窟東壁，維摩詰經變之方便品（帝王問疾），初唐，壁畫具有中原風格。敦煌研究院供圖。
敦煌石窟幾乎每窟皆有樂舞形象，壁壁盡是曼妙舞姿。難得的圖像與相關敦煌文獻互為印證，為了解中國古代音樂舞蹈的發展提供了生動翔實的資料。其所表現的音樂內容，展示了一個從早期對印度、西域風格的模仿，到隋唐以後中國民族音樂逐步形成的歷史過程。舞蹈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早期舞蹈較多印度、西域及北方遊牧民族風格，隋唐在融合基礎上題材、類型不斷豐富，形成氣勢恢宏的民族化新風尚，迎來了大唐盛世舞蹈藝術的黃金時代。其中展現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為我們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提供了豐富的精神支撐。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雙飛天，盛唐。敦煌研究院供圖，孫志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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