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世界上，如果一種歷史文化的出落與生成，與厚重和鮮活粘連，它應該是這個地域，乃至是這個國度的幸事。
敦煌莫高窟，就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大幸事。
看到敦煌，看過莫高窟的佛陀、壁畫，站在大泉河邊，回望九層樓的那個瞬間，我忽然想到了這些。
它們刺向天空的那些枝幹線條舒展勁挺
王道士栽下的那片白楊林，它們刺向天空的那些枝幹線條舒展勁挺地樣子，簡潔、凝練，似乎還濃縮著一段對於常常歷史的速寫。
三危山的山腳下還有成片積雪，風很大，很大。沿著踩出的山路向上爬，再向上爬，常書鴻先生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就躍入視線了——
九層樓對面的三危山
常書鴻先生墓的右側，有很大一片地方，安葬著常書鴻時代以來的很多敦煌學人，那是守護、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先輩們安息的墓園。但望著那些土包和墓碑，卻還是讓心一縮一揪，只有在父母墳前行跪拜禮的我，在風中還是朝這片墳頭跪下拜了幾拜。
此行前一個多月，段文傑先生走了，而到蘭州市區的敦煌研究院拜會楊富學先生，楊富學說：賀世哲幾天前剛剛離世。楊富學有些黯然，他張羅之下本打算讓我訪談王惠民，可賀世哲去世後，王惠民因為恩師喪儀之事的張羅忙活，加之心頭沉沉地懷念，真得又太需要休息了，因此，面對王惠民這樣的爽約，雖有遺憾，但也只有理解，再理解。
這會兒，我坐在這片墓園裡，看那些鼓起的墳包，就覺得這土包下濃縮著一個個人活在那段歷史、那個時代的悲歡。此刻，他們成為陣列，蹲坐在三危山上。這樣的天做之合，總能勾起你的一些思緒，去想此前讀到過的有關他們的一些生前文字。
敦煌，是他們人生追戀之下，一道永遠都不可能繞開的死結。
段文傑先生有句話：一頭餓牛闖進了菜園子。這是他到敦煌莫高窟第一次進洞看佛像、看壁畫時的感言，這句話他生前說過很多次。其實，對很多追戀敦煌且命中與敦煌綁定給打上死結的人來說，這種感受是共同的。
說到底，他們在藝術的路上，曾經都是一頭都永遠填不飽肚子的餓牛，後來在歷史逢遇中都被套在了“敦煌”的轅駕上。
兩個人的“餓”牛歲月
牛，闖進“菜園子”的黃牛意象，讓我想到常書鴻先生，常先生來敦煌之前已經功成名就了，即便是他在回國前的巴黎那會兒，實際上他讓西方的古典主義、現代主義等畫風滋潤的很豐足，而且名聲已經在巴黎藝術界漸起，但真正讓他內心有了“餓”牛一般的飢渴，是因為對敦煌藝術的一次品茗。
常先生第一次品茗到敦煌藝術，是在巴黎，此時傷心的敦煌莫高窟，因為敦煌遺書，因為斯坦因、伯希和的掠奪，一門包含著大國傷感情緒、彰顯著掠奪國炫耀的敦煌顯學正在世界上悄然誕生。
此時，敦煌莫高窟的很多壁畫被它的掠奪國印製成畫片，法國，巴黎街頭，正是這紙小小的紙片，讓常書鴻感到西方的現代派、“野獸”派，統統抵不過這一紙敦煌藝術穿越千里、萬里的精神傳達。
“我的根，我追尋藝術的根在中國！”常先生忽然生髮這樣的感想，於是，敦煌就成了常先生一個濃的化不開的夢：回去，回去！
回來了，先是北平，後來到了陪都重慶，而來到敦煌，決計長期留下來好好嚐嚐敦煌的“鮮”兒，常書鴻作為藝術家頭上還頂著1942年國民政府一個很難讓人高就的官職，敦煌藝術研究所副所長。
所長，是陝、甘、寧、蘭、新五省監察使高一涵，這人只是官場安插的官員，這樣的人基本上不會如同被髮配一般吃、住、拉、撒在敦煌莫高窟的洞子裡，而常書鴻這個副所長他得喝大泉河的水，點上寺的那盞燈，經受這裡的風吹雨打。事實上常書鴻剛來的那段日子，所經受的磨難今天很少有人說得出。
很多時候想：常先生一定為了洞窟的初期管制和進香的光顧者理論過，甚至還在那群已趕進莫高窟領地臊哄哄的羊群裡，和一臉不屑的羊倌們爭吵過，甚至會還衝著三危山為一個愚昧的民族吶喊過。
莫高窟九層樓
常書鴻，這頭牛，為了回報敦煌給予自己藝術精神的那口“鮮活”之氣，他把自己的一生也活進了敦煌莫高窟的鮮活紛呈中，讓自己活成大漠一樣的冷、野，讓生命活成為藝術、為敦煌藝術的厚重，而成為敦煌莫高窟的保護神。
常書鴻到敦煌兩年後，和常書鴻一樣懷著滿心滿腹的大心思，段文傑來了，段文傑剛從國立藝專畢業，而且此時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爹了，來敦煌時，他連和妻兒見面打聲招呼也沒有，因為想蹭一輛車，就這麼走了。
段文傑來之前，常先生在敦煌的日子先是給莫高窟的外圍築了一道牆，接下來是讓自己的日子過丟了自己的老婆，這一切給了段文傑以吃更大苦的大準備。
已經有些傳統繪畫功底的段文傑，沒有常先生那樣的“洋”背景，他這頭撲進洞窟一口氣飽餐的餓牛，迫不及待地鑽進每一個洞窟，開始了他精神上的探索。
敦煌莫高窟壁畫（今人複製品）
段文傑洞察著莫高窟佛窟壁畫的潛在奧秘，他希望把每一個線條都要看明白，把每一種在光陰力摧下有些變幻的色彩搞清楚，最初的臨摹是極不成功的，最終段文傑發現：是長久以來養成的西洋畫意識成了他總不能臨摹成功的“攔路虎”，而壁畫中最傳神表達的屢屢失敗，也終於找到了癥結，這是學識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需要補讀佛學，還有就是如何根據壁畫不同的構圖、形式尋找規律。可以說，在敦煌壁畫的臨摹與複製方面，段文傑“餓”牛時期所作的努力和探索，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進洞，是佛像、佛畫；出窟，是大泉河和三危山日復一日的風景，只有集中在上寺和下寺的那些樹和天氣，告訴他們季節。除此之外，連水的苦澀滋味、打嗝和放屁的滋味，在這一些人中間，是沒有區別的。
這就是他們的生活，單調、貧乏。段文傑這頭“餓牛”心中只有佛，念想中滿滿地只有莫高窟這一個“窟”了。
而段文傑再與四川老家的妻小相見，竟是在十一年以後。
青春，他們活在敦煌莫高窟
孫儒澗來敦煌，是在段文傑之後。
1948年舊曆四月初八，莫高窟九層樓前。這一天的熱鬧對於二十三歲的孫儒澗來說，他在周圍高亢的秦腔聲裡，在眼前這一群敦煌本地人的眼裡，看清了自己的份量。
孫儒澗已經在和佛窟裡往來的香客發生爭吵了，本地的那些香客們，有農民，有地主，也有商人，他們進出莫高窟，依然一副進出自家門的心態，也許此前經歷過常先生的“圍牆”隔閡所帶來的進出不便，眼下，孫儒澗的一口川腔，根本阻止不了這幫人抽完一鍋旱菸在佛窟壁畫上隨隨便便磕菸灰的舉動。
莫高窟壁畫（今人複製品）
孫儒澗是學建築的，和段文傑一樣來自富饒的巴蜀，和孫儒澗前後那段時間一起前來莫高窟的還有史湘葦、李承仙、歐陽琳、黃文馥，李承仙此後不久成了常先生的夫人。
孫儒澗是學建築，來之前剛從四川成都潤記營造廠調到重慶總廠做技術工作，在1947年7月重慶的酷熱中，一份來自成都的電報把孫儒澗召喚到了敦煌。在蘭州，走訪孫儒澗先生那天，耳朵嚴重失聽的孫儒澗帶著助聽器在家中的沙發上與我大聲說到此處時，話鋒突然一轉，來了一句：燥熱的天氣影響了我的判斷！
孫儒澗在和段文傑、李承仙、史湘葦、歐陽琳、黃文馥等一批人，每天跟常先生拎著暖壺進入佛窟，所不同的是常先生和段文傑、李承仙等他們一大撥人是做臨摹繪製，而孫儒澗和卻是和幾個工人一起清理洞窟中的淤沙，為此，孫儒澗和常先生想過很多辦法，譬如引大泉河水衝擊淤沙，譬如修築並加固防沙牆等，這在早期莫高窟的搶救治理當中，還是起到一定效果的。
青春，包括常先生在內，他們都活在了他們一生中最值得感喟的藝術青春歲月。他們的心火煮沸了大泉河的一川水，而留給他們在勞作中汗水中品茗的大泉河裡的那口水，卻是苦澀的。
苦澀的水，打發著苦澀的日子，孫儒澗卻在閒暇時常想一個人，那是自己的意中人，那個在他離家走向敦煌時將他送到車站的女孩兒，她就是李其瓊。六年後，李其瓊離開西南軍區戰鬥文工團美術隊，帶著六年來兩人情真意切的“兩地書”來到孫儒澗身邊。
孫儒澗和李其瓊結婚後，兩人覺得：這輩子可以紮在這裡，不走了。
敦煌學人，一杯五味雜陳的酒
吐蕃敦煌學大家耿升先生說：寫敦煌，你一定要到敦煌看看，想要知道更鮮活的敦煌，你一定要到莫高窟的大佛腳下去看看，瞭解那些把心、把愛、把生命交給敦煌的人。
我又想到了在蘭州、在敦煌，懷著一些敬畏，近距離走進這些敦煌學人的日子。
提起常書鴻、段文傑，他們必以“先生”相稱，李正宇和我講他與段文傑的交往，至情之處讓人聽罷動容，李正宇原是新疆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人生遭際過打擊，段文傑愛才之下，為他走上敦煌學研究的調動，驚動了中央領導。而孫儒澗，這位八旬老人在我的訪談中，說到兩位“先生”時，他一連串大聲地述說會忽然停頓下來，而李其瓊老人就拄著柺杖走過來，看上一眼，
很長的很長沉默後，孫儒澗老人又忽然大聲說：兩個人都遭過罪，段先生遭過大罪，怎麼說呢？
孫儒澗老人就坐在我的一側
孫儒澗老人就坐在我的一側，我能聽得到他說話當中的喘息。我忽然對他和他家人後來的命運有了真切的回味，雖然此前在一些文章中看到過很多敘述，但此時獨對經歷過如此人生起伏的老人，真得是再不想揭開太多勾起老人傷痛的話題了，太多的感喟，讓我不忍對視眼前這雙亮而犀利的眼睛。一時間，我忽然覺得如此讓老人這麼陷於回憶，感到特別有些罪過。
我忽然明白老先生對於自己當年來敦煌為何有“燥熱的天氣影響了我的判斷！”之說，難道僅僅是因為天熱，影響了自己的判斷神經嗎？
我想到風沙中西進和東去的那群人，那群大漠路上曾經承繼了一個民族精神魂魄的古人和今人，張騫？霍去病？還是常先生、段文傑他們那個陣列裡的孫儒澗們？
五味雜陳，孫儒澗老人的話，更多的應是對一段歷史，一個時代的“哀其不幸與怒其不爭”吧。
離開孫儒澗家，穿行在蘭州老城關蜿蜒曲折的立功巷，待端起那碗地道的牛肉拉麵時，我忽然想起孫儒澗老人跟我說起“他們已經行動不便”的話來，孫儒澗老人還跟我說：到蘭州了，還是到莫高窟看一看吧，雖然路還很遠。
李正宇先生跟我講他與段文傑的生前交往，至情之處讓人聽罷動容。
李正宇先生跟我講他與段文傑的生前交往，至情之處讓人聽罷動容。
敦煌，莫高窟，曾經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下又具有中國自身文化特質的大而持久的綻放，佛陀是它的存在，也是它的外在反映之大成。因此，凡人在這裡待久了，也會在自己的性格里烙上佛陀的印記。我想，常先生如此，段先生和孫儒澗那些老人等亦如此。
五味雜陳一群人，一群學人，一群書生。他們搭著木梯，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的顫悠悠進洞，他們站在佛陀造像、壁畫前的手腳架上，勾描著，一筆筆臨摹著，當他們在棲身的馬廄裡用柴草煮沸一瓢苦水的時候，當他們春荒時在戈壁攤上遍找那些零星綠色尋挖野菜的時候，當他們書生的肩膀上扛起鋼槍的時候，他們這群在中國歷史文化中不滅的群像，與站立在佛窟裡的那些真佛陀比，一些人，很多人都不遜色。
忽然，我對敦煌藝術、對敦煌莫高窟大佛腳下的這些守護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敦煌藝術甚或文化，與厚土蒼生從來就沒有割裂過，人作為創建、傳承、傳播者，當它輪迴交替中從人到文化到藝術完成了鮮活時，人的生命和蒼天厚土的分量，在這裡將會顯得更加厚朴與敦美，也會使它澤披後人的光環更加奪目與耀眼吧。
由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常先生他們那一代莫高窟大佛腳下的敦煌學人是與樂僔、法良和王元榮他們站在一條線上的，包括備受後人爭議的王道士，只不過王道士因為個人和歷史的原因，讓走歪了的敦煌，在本已衰竭與沒落中讓一個活著呼吸了一千多年的生命，走向了骨肉分離。
常先生、段先生和孫儒澗他們一代人，對於敦煌的意義是巨大的。在他們手裡，歷史、透過蒼遠更清晰了，莊嚴、沉靜在莊美與鮮活中更加呼之欲出了，他們製造並迎來了一個讓敦煌莫高窟更加滋潤、更加氣象紛繁的好季節。
2011年7月20日北京
每天八點半，烹文，煮史，論世，品人
樹澤華章陪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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