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拜读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晓芒先生的《哲学起步》，不曾想，这一次自己选择的这本书，竟然又是这所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导师所著，真可谓颇有缘法。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许纪霖先生，个人在高中时候，就在一些历史学术著作中，履次见人引用他的观点，因此，自己在当时，心底也暗暗记住了这个名字，只是这么久了，却一直没有拜读过他的著作，如今，机缘巧合之下，意外发现本书，自然不会放过了。
对于我而言，拜读本书的缘由有二，第一，自己对书中论述的议题颇感兴趣，第二，本书作者是自己高中时侯就已经想要了解的学者之一。而且，据我所知，这位许纪霖先生，不同于一般只端坐在象牙塔里的学者，只在自己领域所构建的共同体里发声，他还会套出这个共同体，面向普罗大众阐释自己这一知识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今年，他在得到APP上面，面向普罗大众做了一堂名为《中国传统文化30讲》的系列课程，至于，他为什么不同于一般的学者，以及又为什么会走进在一些学者看起来很不屑的知识付费领域？我想，拜读完本书，或许可以一探究竟。
这本书虽然表面看起来是紧紧围绕中国知识分子展开了十个方面的论述，但实际上可以以书中第五节的思想内容作为划分，划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第一到第五节）是在整体研究谈论知识分子的定义，起源，类型，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前景等等。
第二个方面（第六节到第十节），作者是从个案中具体微观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分别选择了史铁生，黄远生，金岳霖，顾随，王元化这五个代表人物，阐述了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以及启示意义。
下文将针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概述，不过，在进行对这两方面的概述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作者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书中作者论述的学术视角，思想脉络，及其研究方法。
许纪霖先生，一开始的学术起点，是以从研究中国［明祝当］派中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还涉及到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第三个阶段，读研究生时，是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为研究方向，这两个阶段，研究知识分子采取的方法涉及到文化学，心理学，思想史知识，第三个阶段，则是从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以及哲学宗教方面研究知识分子。第四个阶段，从西方［正直］哲学学理上探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渊源，第五个阶段，在作者当时还是个计划，也就是研究跟现代中国思想相关的传统文化思想。
从这五个阶段来看，可以发现许纪霖先生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在学理上是不断深入与精进的，绝非浮在浅层的思想视野上，其次，他研究这些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我看来，还有三个妙招，第一招，碰到一个问题，思考不出来时，先搁置一旁，阅读相关性著作，最终会峰回路转，第二招，研究知识分子具体细微的知识碰到困境时，就去研究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背景知识，然后再绕回来解决具体问题。
第三招，选择个案以及不同角度切入研究，比如：从民族［主意］这一角度切入研究金岳霖先生；从浪漫［主意］这一角度切入研究闻一多先生等等。最终把诸多个案研究系统化整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作者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或者精神史。
理清楚作者学术研究的过程后，再来看书中的两部分主体内容，第一部分内容的主体是从整体上论述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等诸多内容，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维度来剖析。
第一个维度，知识分子的定义。在我看来，作者似乎认为无法给知识分子下一个本质性定义，只能从描述性定义，也就是分子知识分子一词的不同历史语境及语用学角度剖析。从历史语境角度，知识分子在俄国表示不同职业群体共同具有的强烈现实批判及道德批判的精神气质。
在法国表示受过教育的自由职业者，凭借知识以及良知参与公事务的群体，在英国表示一群学院派专家学者对现行体制的温和保守批判，在德国表示一群在在［砖纸］体制下，试图从逻辑哲学角度，追寻内心超越的自由群体等。
从语用学角度，所谓语用学，即在不同语境下这一词语的意义，其实刚所提及的历史语境也可以囊括在其中。从这个角度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也是五花八门，比如，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
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者”，他们是没有更加的社会阶层，虽然具有相同的知识背景，但也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观念。可以独立于某个阶层，也可以依附于某个阶层。
葛兰西认为除了有自由的漂浮者，还出现了有机的知识分子，所谓有机的知识分子，就是跟某个阶层或者利益集团存在着精神或者物质利益有机的联系的知识分子群体。
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认为知识分子是所谓的文化资产［街机］，有着一套共同的文化背景，话语系统，具有文化资本特权。
路易斯·科塞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是真正的业余者，是对［拳］势说真话的人等等。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来审视知识分子的内涵，可以发现的确复杂多样，难以简单地化约为某个单一的定义，只能在不同语境下去探究其基本思想内涵。
第二个维度，20世纪中国最后二十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那十年后，开始进行一系列反思，反思过去的体制，也反思知识分子这一文化主体在被［正直］边缘化后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的问题。
他们认为在新的时期，自己应该肩负某种责任感，也由此成了所谓的文化英雄。不过在作者看来，他们对西方知识分子的认识，在学理上过于肤浅，也过于简单，不过，他们在［全力］系统之外的民间展开的独立思想交流系统，是这个时期不可多得的一份宝贵财富。
可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却又重新面临了三大冲击，第一大冲击，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丧失，也就是他们不再具备80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情怀，选择成为一个学院派的技术性专家，第二大冲击，知识分子再度被边缘化，原来是被［正直］边缘化，如今是被市场边缘化，他们被娱乐明星以及商界领袖挤出了公众舞台的中心。
第三大冲击，后现代理论崛起，所谓后现代理论，指的是现代社会不同学科理论的未来可能出现什么情况，那么，这套理认为中国在90年代已经是后现代社会了，步入后现代社会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意味着他们以及公众信仰的元话语体系崩溃了，所谓元话语体系，就是大家共同信仰的一套价值标准，比如：理性，真理等等分崩离析了，多元，碎片，局部的语境成了主流。
第三个维度，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根据上一个维度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公共性破碎了，那怎么重建呢？作者参考社会学家鲍曼的说法，就是既然在后现代社会里，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知识场，而是分化成了不同的共同体。
那么知识分子要做的就是，第一成为自己这一领域里面的立法者，就是专家权威，第二，把自己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翻译或者解释给社会中其它共同体听，也就是透过阐释自己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内容，从而成为不同共同体之间交流连接的桥梁。透过这种交流与互动，自然而然就会生成不同共同体之间交流的规则与话语体系。
第四个维度，这个维度实际上还是在讨论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性的问题，这个维度可以视为是前两个维度的纵深研究。第二个维度谈到了中国20世纪的八十年代，其实在那个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界已然形成了公共文化场域，但到了90年代，这一切分崩离析了，其中有两个重大原因知识体制专业化以及文化生产商业化。
第一个原因，知识体制专业化，使得80年代一大批在公共空间活跃的知识分子进入［国佳］管控的体制内，按着［国佳］设定的标准生产学术高度专业化的产品，一方面，专业知识的不断细化，使得不同学科之间难以建构共同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进入体制内的学者，学术不再面向公众，因此成为了一个封闭地，孤芳自赏的群体。
当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一部分知识学者，比如：陈平原先生，他们是理性的有策略性的返回体制内，是因为他们发现8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学理上过于空泛浅薄，所以，他们回去是为了精进学术。
第二个原因，文化生产商业化，使得不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按照市场逻辑以及市场规则生产知识，不在保持独立的背景以及站在公共立场上，而是一方面获取个人收益，另一方面迎合读者。这两者之间的共同性，在作者看来就是源自知识分子被世俗化的工具理性（有用）所支配，而丧失了价值理性（意义）。
而且，不仅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公共文化场域破溃，就连知识分子内部如何建构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也出现了巨大分歧。在作者总结中，具体有这么三派，第一派，人文精神派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社会普遍公理如：正义，良知的践行者，知识分子应该努力为这些摇旗呐喊助威。
第二派，道德理想派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自己是代表社会底层或者边缘群体的“精神圣徒”，以激烈反抗的姿态抨击体制内的学术思想文化。第三派，批判知识分子派，他们旨在揭示日常生活中的［全力］关系，比如：经济与政治关系，知识分子的思维观念与社会进程的内在关系等等。
第五个维度，构建知识分子公共性的理性类型。怎么建构呢？作者结合普遍知识分子类型以及特殊知识分子类型提出了一种从特殊走向普遍知识类型的构想。作者详细论述了普遍知识分子类型以及特殊知识分子类型，在这，个人仅简单描述一下它的定义及问题。
所谓普遍知识分子类型，是指知识分子将自己视为普遍价值的代言人或者行为主体，跟随自己就能自我实现普遍价值或者在实现普遍价值的道路上，就跟第四个维度提到的人文精神派知识分子类似。但知识及价值观念的不断分化，人们行形成了不同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普遍价值上再难以维系。
所谓特殊知识分子类型，是指具体的专业学者，比如小说家，画家。对于他们而言，知识或者真理并不在于体制外（［全力］系统之外），而在于其中，只要自己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不断对现有体制的制度或者公理提出疑问，重新审视与分析，这就是在揭露，批判，拆解［全力］系统。
但问题在于，社会网络的权力系统是完整的，专业化的批判只是局部的拆解［全力］，彼此之间无法形成合力，而且这种批判只为批判而批判，只注重解构了［全力］系统，却没有建构性方案。
那依据以上问题，怎么从特殊走向普遍呢？作者参考布尔迪厄的观点，对于知识分子可以从这两个方向努力，第一个，就是自主性。也就是知识分子得开辟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宗教等场域外的文化场域，并由知识分子自我立法构建这一场域的独特法则。第二个，就是制度性。也就是得创建一套制度，保障知识分子群体能够向其它外界的其他共同体，表达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及保证知识的合法性权威。
这两点如果实现了，那么知识分子可以凭借理性，这种理性，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话过程以及社会批判的实践过程中所自然生成的普遍规则，从而构建出一个共同的却无中心的话语网络，并且会成为［全力］，资本之外的第三股力量：即自主而又扩展的文化场域。这就是知识分子公众性的基础。
第六个维度，20世纪中过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前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以及“十七年”一代、“［闻格］”一代和“后［闻格］”一代。晚清一代，大多出生于1865—1880年间，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又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
五四一代，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像鲁迅、胡适等人，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走科举，也有自己的职业背景，他们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
“后五四”一代，对于这代人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之间，如：冯友兰，顾颉刚，他们知识分工明确非常明确，而且他们缔造了中国三四十年代文学及学术高峰，后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间，他们接受了新文化运动完整的思想，却生不逢时，一场［正直］运动，耽误了三十年光阴，直到八十年代才焕发出学术青春。
“十七年”一代（1949—1966），这代人出生于1930—1945年之间，这代人受［仪式］形态影响深厚，失去了此前学术传统的根基，自觉但不自愿地在［码折主意］学术框架下构建学问，直到80年代开始反思，是思想启蒙的参与者。
“［闻格］”一代人，大多出生于1945—1960年之间， 他们有自学经历，因为恢复高考，也具有西方学术功底，所以他们的知识系统是开放，多元，博杂的。“后［闻格］”一代知识分子，这代人出生在1960年以后，他们在国内外都有深厚系统专业的学术训练，而且有前两代学人的指导，学术功力深厚，有望在21世纪缔造新一轮学术高峰。
第七个维度，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要理解这个维度，需要从以下三个要素进行具体分析，第一个要素，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它的传统渊源是传统社会的“士绅阶层”，这个阶层是由传统士大夫转化而来，在县级［全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全力］真空地带，实施自治与教化的［全力］，在清末民初由蜕变转化知识分子。
第二个要素，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网络基础：学校，传媒，社团。对于学校，它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门阀世家，科举制度，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知识分子身体与人格上的独立；对于社团，它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士林，书院，基于刊物构建了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对于传媒，它取代了传统社会的清议，以报纸等传播媒介，构建了一种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第三个要素，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构建失败之因。首先，外部大环境，［街机］冲突，［正当］冲突，知识分子被过分［正直］化，［正直权力］对知识分子社会的渗透及控制。其次，知识分子群体外部与乡村社会以及城市社会的分离，致使其失去了根基，与资产［街机］的结盟，可资产［街机］本身却是脆弱的。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由于统一的公共的意识形态及价值理念，造成内部分裂。最后，归根结底，还是这个群体缺乏体制性的保障。
第二个方面，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具体人物的心路历程及价值观念来反思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重建。第一个人物是史铁生，在作者看来，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他所坚持的理想主义有它独有的特色，跟其他理想主义不一样。
史铁生所坚持的理想主义从个人立场出发，是对虚无主义困境的战胜与超越，也是温和，宽容，充满爱心的。其实，一般的理想主义者有个问题，就是很容易趋向乌托邦，在现实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往往最终走向虚无破灭。
可史铁生不一样，它首先看到了人生三大无法摆脱的困境，孤独，痛苦，恐惧，这构成了虚无感的背景，但他觉得，如果没有孤独，爱便失去了意义，如果没有无法实现欲望的痛苦，哪来满足欲望的快乐意义，如果没有走向死亡的恐惧，哪来活出生命的精彩纷呈。
其次，他将写作视为自己生存的意义，也将写作这一实践过程视为自己生命存在的方式，就这样，它在写作的实践过程中完成了自己意义的确证。最后，他以个人为本位的理性思考，以及平等，谦卑，包容的姿态，在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中，也给其他人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思考。
第二个人物，黄远生。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少有的会写忏悔录的人，在他的忏悔录中，可以一窥上个世纪初知识分子群体性精神困境，也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在惭悔过程中自我人格的超越。
最初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生存时代的［转至］环境需要迫使自己在人格尊严与肉体生存中作出艰难抉择，有的人在这过程中，为了获取自身肉体生存，可以置社会正义与人格尊严于不顾，有的人在这过程中，为了正义，人格，可以置肉体生存于不顾，但大多数人往往是在这两者之间保持着张力。
接着，思考这造成这一现状的个人原因与环境原因。从环境上来看，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职业和经济自主，但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独立于［正直］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但另一方面却遭受到外界环境的［蚕哭］压抑。
从个人角度来看，自己虽然清楚曾经所接受的传统社会的价值伦理对独立人格的崛起是一种遮蔽，甚至是一种戕害，可惜自己却似乎完全无能为力，难以从中挣脱出来。
最后，以对自己灵魂的惭悔为基点，决心彻底摆脱［正直］附庸，自食其力，自己更生，坚定并践行独立自由平等的信念，从而实现了自我人格的升华。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大都遵循着是在矛盾中求和谐的自我调适型思想，西方的知识分子大都遵循着是在和谐中求矛盾的自我超越型思想，个人以为只有后者，才能够在不断超越，反思中实现自我人格及人性的不断升华。
第三个人物，金岳霖。金岳霖先生作为一个英美派自由［主意］知识分子，也是一个中国近代少有的能够建立起自己哲学体系的大哲学家，何故最终居然将过往学术体系完全否认，从新建立起了一套［码折］呢？
据作者的研究，大概有如下几点。第一点，他青年时内心的“瓜分恐惧”。那个时候的他，内心迫切渴望民族独立于自由，甚至认为只要民族自由了，自己个人自由少一点也无所谓，而让中华民族最终实现独立与自由的，就是践行［码折］的［当］派，自然而然，这就有了基于民族立场上的认同感。
第二点，思想改造运动中必须站在［公浓］联盟的［街机］立场以及为［公浓］联盟服务的选择，直接摧毁了他之前建立在［正直］中立以及知识神圣两块基石上的自信。
第三点，在他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哲学与政治统一颇为神往，而［码折］的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观念，仿佛是二者的完美结合与统一，其次［码折］的一些学理与自己的著作也颇有共通之处。
第四点，他在抽象逻辑方面极为理性清明，可在具体历史事务上常犯迷糊，而［码折］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当他走出那个抽象逻辑的哲学世界，步入现实［正直］生活时，也许支配自己行动的就是激情与亢奋了。
第四个人物，顾城。顾城作为朦胧派诗人杰出代表，可最终却［参任］的用斧头［刹］死了爱妻，这种矛盾性，该如何理解呢？在作者的研究看来，或许也有以下几点。
第一，顾城完全是活在自己诗化的抽象世界里，他认为自己就是这个诗化世界的上帝。并且，他拒绝俗世间人与人的交流，质疑语言的真实性，甚至拒绝承担俗世社会的一切责任与事务。
第二，他将自我流放到孤岛上，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他自己就是诗化世界的主宰，他可以按照自己这个乌托邦世界的逻辑，任意制订这个世界的规则与道德，他可以拒绝接受这个现实世界道德与法律逻辑的支配，所以，他可以有两个妻子，可以在别人说他养鸡必须登记时，他一夜之间把鸡全都［刹］了。
第三，任何乌托邦设想，一但付诸社会实践， 多半伴随［雪星宝力］。那是因为在这个世界，自己就是上帝，自己只有信念伦理，没有责任伦理，任何可以达到信念的手段都可以采用。
可妻子英子选择跟一位老人的离开，以及另一位妻子谢烨不完全遵循他自己的信念，居然还有一半活在现实生活中，与人自由地交流，这两步可能摧毁了他一直笃行的信念。所以，用［鲜雪］与生命献祭，祭奠诗人的纯洁信念。
第五个人物，王元化。王元化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个人看来最宝贵的品质就是无止境的反思。他在50年代教条［主意］盛行时，开始第一次的反思，在反思期间，发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中间，还有一条知性认识，就是对事物的抽象概括，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会在认识过程中教条化。
第二次反思在90年代，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刻的反思。在反思中，他发现曾经笃行的五四启蒙思想中，也存在一些负面思想，比如：庸俗进化论，激进［主意］等，也发现曾经笃信的理性，居然也会异化成一种排除异己，［消咩］他人的工具。
他不仅反思自我，还特别忧心当时学术界思想与学术分离，［当］派林立，人类古老文明衰落等问题，他也特别神往19世纪那个心灵开放，兼容东西文化且特别注重人文主义精神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的尊严，价值，精神是排在首位的。
行文至此，已近尾声，作为一个热衷于以知识分子自我标榜的人而言，读完全书，最深刻的感受是自我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个人其实亵渎了它的神圣性，而且自己当下的行为也是在偏离了知识分子的公共立场，不过，这也没关系，即便成为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己也可以解读一些真正称得上知识分子的著作，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知识分子理想意义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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