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1 一个日本医生在迁西的战时记忆


一个日本医生在迁西的战时记忆

有一本书,名叫《棉袍八年》。

这是一本人生经历的日记。日记的作者是日本医生伊藤幸雄。翻译者是曾经受教过伊藤医生,承德医学院退休教授于广达先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军事人员作为战俘被一批一批遣返回日本。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数量以数十万计,属于日方的非军事人员,被日本政府动员到伪满洲国,从事农业、工业、教育、医疗等等工作,他们属于战争时期带有掠夺性质的日本侨民,由于人数众多,不可能短时间内得到遣返。在滞留期间,一部分有一技之长日本人,经过八路军的说服教育,他们愿意暂时为八路军服务。

他们穿上八路军的服装,和八路军并肩战斗生活。战争生活的考验,雨雪风霜的洗礼,八路军的言传身教,他们一些人成了八路军中的一分子,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和国的建设贡献了他们的一份力量。

伊藤幸雄医生就属于这后一部分人之列。

伊藤幸雄,医学博士,日本投降前,他是满铁株式会社锦州铁路医院的院长,他多年的从医经历使他具备了丰富医疗经验和较高的医术,在锦州滞留期间,八路军接收他为部队的医务人员。

战斗的生活,繁忙的工作,他没有忘了写下自己的日记。当岁月远去,日记本已经发黄,记忆幻化成回忆从头脑中回放,人生会变得丰富起来。如果人生没有回忆,那是不完整的。

书以《棉袍八年》为名,棉袍指八路军穿的絮有棉花的灰色军大衣,八年指作者在八路军队伍中为新中国医学事业做出贡献的八年。但这本书的日记只是1945年12月末到1950年7月这段时间的记录。

在这之间,他既是教师教学医术,培养冀东卫生学校的学员,又是医生救死扶伤,随时为战斗负伤的伤员疗伤,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医疗工作中。他给伤员治病,给军政领导人治病,就是驻地老百姓生病,他也是随叫随到,在缺乏药品的情况下尽力而为。

他的渊博的学识,积极的工作,吃苦的精神受到大家的赞誉。

据当事人回忆,1948年,学校转移到赤峰王爷府时,冀东卫生学校的二百多名学员患上了急性传染病“回归热”,伊藤医生在困难的情况下,依据现有的条件研制出“红汞注射液”,对生病学员的病产生了奇效,没有一人死亡。

在教学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又没有参考资料,他硬是凭着记忆写出了《一般诊断学》、《内科学》、《诊断学》、《妇科讲义》等教材,大家对他的记忆力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只是八路军征用的医务人员,作为一个战败国家的子民,他也想回国和亲人团聚。但在环境条件不允许的状况下,他排除了个人的私念,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他没有铿锵的语言,也没有慷慨激昂的表态,这只能说,在一定的状况下,勤恳做事不一定和豪言壮语相对应。

这是一本素描形式的,以简单线条勾勒的图画,没有任何形式的色彩粉饰;这是一盘实实在在的,经历语言的录音,没有任何世俗的矫揉造作。

下面简述部分内容。

日记中写道,学校医院为了躲开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于1946年12月11日从龙井关进入迁西县地界,然后从潵河桥向东,经过下营到白堡店,又到沙岭子,最后于12月14日到达岩口。

途中他看到很多粗大的栗树林。在沙岭子他们想尝尝红薯,于是用小米和老乡换。说明口外和东北还没有引种栽培红薯,或者没有普及栽种红薯,红薯对口外过来的人们是新鲜食物。在龙井关看到有人在冰冻的河面上凿洞钓鱼,他很难想到这是在战争时期。

12月14日又从岩口返回钓水院司令部,在北港村住下,北港村有天主教堂。

从岩口转移到常甸,他的记述里,常甸村就以红薯为主食了。第一天到常甸是12月16日,夜里在一个小仓库休息,窗户纸全是破的,想烧炕,炕中间却有一个大窟窿,只好裹着被子在这间冷房屋睡下。

在常甸他们住了七个月。这之间除了教学治伤,他到过黄岩的卫生部,也到过潘家峪、董庄子,到过代各庄的冀东行署出诊,然后从马蹄峪翻山走小路回到常甸。

在常甸,春季开河时,他用篮子捞虾;看到女孩子从石头下面抓林蛙;看到董庄子的小伙子用大锤震鱼,鱼在石头下面藏着,抡起大锤向石头砸去,鱼被震成脑震荡,很容易就被抓住了。

他见识了村里人把粮食,衣服等物品装在缸里,然后埋在地下,让敌人进庄时什么也找不到。

他见到了农村的缺医少药,在离开常甸时,房东老大娘把猪油拿出来,让他配制红汞软膏。

这之后医院和学校迁到了太平寨。他们5月7日从常甸出发,过田家峪、巨家峪、魏庄、吴庄等村子,到了高台子、高峪,天黑了住在高峪。

第二天渡过滦河,到了长岭峰村,那一天附近的罗屯是大集。经过韩家河村,他们一行到了太平寨。

伊藤医生写道,太平寨是周边围着城墙的漂亮山寨,人口四千左右。他到了太平寨,第一个记忆深的事物是什么呢?就是“连茅厕”。他说,“有一种连茅厕所很另类,当人解手时,猪就在深池下边朝上抬着鼻子,很眼馋的等着”

伊藤在散步的时候,首先去了城墙,然后到了城北的药王庙,北城墙里面有一所小学。他知道了太平寨逢二是大集,这天的集市上卖白薯秧的摆了一大片,正是栽白薯的时候。再一次说明迁西一带当时白薯的栽种已经很普遍了。西药品不足时,也上山采草药。他知道有一个叫“花尖”的村子是产金子的地方,万里长城的北面产沙金,老人妇女以采沙金为副业。他也学着把捡来的栗花搓成绳子,点火抽烟用。

在太平寨,他住在一个富裕人家里。在以前的住处,房屋的墙壁是黑黄的,都是用黄土泥抹的,这家屋里的墙壁是洁白明亮。房东姓陈,伊藤赶上了房东刚十五岁儿子娶了媳妇。房东说:“我家代代没有活过五十岁的。我已三十八了,所以必须考虑以后的事。”

也是八路军反对早婚,所以村民趁着八路军发布禁止早婚命令之前,快快给孩子完婚,,这一代男人有十三、四岁便娶妻的。

到了八月,一次伊藤上完课回来,发现房东家被清算了,他家是富农,财产全部搬走,为了搜索财宝,屋里全部被刨开。这是1947年8月的事情,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土改运动在1947年就开始了。

最后再说一件趣事。伊藤医生到了太平寨后,在一家店铺里,发现有卖“安全刮脸刀”刀片的,正缺刀片的他高兴的去买。掌柜的说:“这刀片反正不好卖,你们要是多买的话,一百元卖两片儿吧!”他买了刀片。日本医生听说了,都不断地去买。于是,掌柜的发话了,“一片儿少二百元不卖。”他们说:“大家都买,便宜些,给你包了园儿!”可是掌柜的坚持,非二百元不卖。集市街面上的人真有商品意识,真会做买卖呀。

书里还有好多内容就不再摘录。这是一部小百科全书,记录了战争年代,一个小地域的民俗生活的种种,喜欢民俗历史的朋友值得一读此书。

我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10月,一位研究冀东抗战的资深人士王先生,在微信里告诉我,他在孔夫子旧书网淘到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问我要买就快些买,网上还有。我打开旧书网,看到还有三本,因为手头在做一件事,心想,等到晚上再买。结果到了晚上,打开旧书网,“此书已售罄”。

后来,我询问一位承德的微信友,他是一位高水平的文化传播者,号名“老羊铲史”,有不少的粉丝。他答应给我找。

一个多月后,他告诉我找到了,让我告诉他地址、姓名,用快递给我邮寄来了。书是崭新的,他是怎么费心的寻找这本书的,我没有问过程,快递邮寄费用他也没有要,我心里只是记住,这是一个文化上的真朋友。

书是原承德医学院的教授于广达先生翻译的,伊藤幸雄是他的老师。这本书只印了一千本,2012年出版,存量已经很少了,你想买,买到的可能性也是很少的,所以也免去了我推销书的嫌疑。

但是就是有不信“邪”的,我的一位同事在看我这本书的同时,逐渐喜欢这本书了,他也想手头保存一本。怎么淘换?他估计市场上书的存量几乎为零,就省去了其它环节,来个直接和译者联系。恰好于先生手头有存书,赠送他一本,又免费快递邮寄。他已经收到书了。

于先生、老杨先生这些文化人的风度也含蕴着文化人的高尚呢!

伊藤幸雄医生在太平寨的时候,他的工作是给冀东卫生学校的学员讲课,编教材,救治伤员,出诊看病。

也参加政府组织的医疗活动。比如7月8日,到新集给冀东地区参加劳动英雄大会的英模们进行体检。

7月16日到抚宁县的台头营一带为十二分区收容的伤员治伤病做手术,从太平寨到台头营有二百多华里的路程。


一个日本医生在迁西的战时记忆

在这次给伤员治疗伤病中,伊藤医生记下了这样一个现象,也是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一个带有社会性的思考。

一:“住院的外科伤员中有20%是截肢的,这些患者是在石门寨战斗负伤的。据说,前些时候,古川在前线救护所曾经做出诊断:‘大部分人没有必要截肢。’结果那些人也被截肢了。根据现在的医疗设备、药品供应的条件,对负伤者采取保守疗法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伤员的忍耐和大夫的献身工作。即使大夫尽量避免做截肢手术,试图保存完全的四肢,可是伤员们却不配合大夫的努力。”

二:“伤员斥责大夫说:‘我这么受罪,要是不快给我治,你们得负责任。’上级领导也不体谅大夫们尽量采取保守疗法而避免截取四肢的努力,责难说‘治疗外伤成效不大,说明大夫水平太次。’其结果,那些只要给足保存的天数,本来就不需要截肢的伤员也缠着要锯掉手足。做截肢手术的话,仅用一周时间,伤员便不再疼痛而病愈。于是医院受到表扬:‘该医院的大夫救死扶伤,成绩优秀’!”

三:“如此一来,医院里边,没有手、没有脚的人不断增加。”

“一”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客观条件,“保守疗法非常困难”;“二”是在人们主观努力下能够达到的理想效果,“可以避免截肢”,可是患者的耐受程度,领导的导向态度,造成处在中间的大夫“违心”操作;势必得到“三”的结果“没有手脚的人不断增加”。

截去了手脚是长不出来的,面临的是终身残废;忍受一时的痛苦,可以保全手脚,孰轻孰重?在伤员挤,领导压的境况下,医生要怎么办?

这是带有社会性的问题,并非战争里出现,也并非在医疗部门出现,人们思考吧。

做完了这里的工作,伊藤大夫七月三十一日从陈庄、沙涧村返回到太平寨。

摘录两个细节。伊藤医生去村长家串门,主人支使闺女说:“给我买盒烟卷来!”孩子买回便宜的“胜利牌”。村长问闺女说:“没有再好点儿的吗?”“连这个还一千五百块呢!”闺女像是不满的回答说。认为花不少钱买没用的东西,那是傻透了。一千五百元的话,可以买二斤白面,也可买一斤猪肉,用这些钱可以舒舒服服过上一天。

在街上,人们的问候语是“吃了吗?”,“吃的啥饭?”被问的人在吃了好的饭时,便洋洋得意挺起胸膛说:“吃肉饼了!”

九月十五日,学校从太平寨转移,经过东寨、西寨、龙王庙、渡滦河到破城,然后向北走进大山中,在山区行军转移。

学校转移到遵化、蓟县、平谷了一段时间。到了1948年的6月12日,学校又转移到了迁西县的照燕州村。

这一阶段,国民党空军每天都要对迁西一带轰炸、扫射。6月16日扫射兴城,17日炸潵河桥、三屯一带,所以在6月18日后半夜,学校医院立刻向东转移,在6月20日五点半时转移到北边的刘村寨村,“栗树林一片花海,飘散着浓郁的香气。”“村里的一个农妇来我这儿说:‘我生不了孩子,给我检查一下吧!’好像知道我是个大夫了,病人蜂拥而至,我不能悠闲的躺着。”

23日飞机又来空袭,,学校决定从刘村寨转移到更北面的下营。

顺便插一句,我上学拔麦子时,看到刘村寨路边挂着一个铁制的

很大的炸弹壳,当做生产队上工的钟。人们说那就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没有爆炸的炸弹壳。

7月2日学校派伊藤回到照燕州,指导学员临床实习。这几天,太阳刚一露头,飞机就来轰炸。伊藤医生在7月12日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下午六点半时,飞机刚一露面,便在距离不到五十米的地方投下了炸弹,我慌忙跑进了高粱地。中央军的飞行员大概意识到在打内战,他们有的避开农舍而把炸弹投到田地里,所以,附近的农田比有住房的地方更危险。”

一定有这样的国民党飞行员吧!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把炸弹投到一个村庄里是没问题的,可是那样做,在完成任务时,也会毁掉百姓房屋,炸死好多的百姓,毕竟是同胞,良心未泯吧。

由于国民党地面部队推进到附近,飞机天天的轰炸,学校和伤员们又要转移了。8月5日凌晨三点出发,从横河到三屯往潵河桥北的山区行进。

躲避飞机轰炸,照顾担架上的伤员,队伍行进缓慢。8月7日傍晚到潵河桥,没有住处,继续向西北转移。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夜里十点到达大韦庄,衣服湿透,还要照顾伤员,筋疲力尽,实在走不动了。可是大韦庄也住满了八路军的骑兵部队,一间空房也没有。指导员找骑兵队长商量。队长爽快的答应了,把已经入睡的士兵们叫起来,集合队伍,冒着大雨转移,把房子让给了学员和伤员。

那时革命队伍的友爱之情是多么让人感动!

第二天到了栗树湾子。沿着长城线,过东城峪到了潘家口滦河渡口,准备在飞机来轰炸之前,趁早渡过滦河。可是等着渡河的人员太多,到了11点才渡过河去。这期间飞机的轰鸣声传来了,因为下雨,云层很低,飞机没有扫射投弹就飞走了。

11日在喜峰口长城上,飞机轰炸的爆炸声响彻山谷,伊藤遇到一个躲避轰炸的老农,他说道:“大爷,飞机来了,真烦人!”大爷瞪着我的干部服说:“你们这帮人要是不来,飞机也不来!”伊藤赶紧不说话了。可爱和实在的老农。

这以后,队伍进喜峰口,出铁门关,在董家口外向北行进,在宽城县的木匠屯子住下,离开了迁西县,这一天是八月十三日。

伊藤所在的医疗队伍,以后又进入过迁西县界。一次是8月22日到上营救护受伤的八百名伤员,他有病没有参加;一次是24日夜里接到命令,到关里新店附近的史家峪给军工部的黄部长治病。进入青山关,过上营,从刘村寨到了史家峪。在给黄部长治病的同时,伊藤也得了病,直到9月10日才回返。这次中途在上营住了一宿,经宣庄子,出董家口回到口外。以后队伍转到了赤峰一带,告别了迁西县。

伊藤医生的日记没有渲染,没有造作,原生态的记录,从不同侧面让后来的人们了解过往的经历和民俗民情。这样的记录是以饥饿、寒冷、劳累、风吹、日晒、雨淋为代价的,是以敌人追击、飞机轰炸的生命危险为代价的,所以更显得珍贵。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伊藤幸雄博士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贡献。虽然他没有白求恩大夫那样的夺目闪光,但在国际友人的群星中,他发出了自己应有的光亮,我们不能忘掉他。

人生之路是有印记的,伊藤幸雄的“八年棉袍”之路是红色的、闪着光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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