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朝鲜经过倭乱和胡乱之后，试图通过铸钱解决财政问题。但在朝鲜，作为铜钱原料的铜的产量并不充足，因此铸钱不能按计划进行。
高丽时代海东通宝
还提出了从清朝进口铜钱的方案。1650年，金堉从中国贸来的15万枚中国钱，不敷于用。户曹亦认为铸钱不如贸钱方便，甚至当时中国听闻朝鲜行用钱币，一次便载出136万枚钱币放置辽东用以贸易。
但是，进口钱币的话，货币铸造权不在自己手中，如果进口不能维持稳定，朝鲜反而会出现混乱，因此未能实行。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要自主铸造硬币的意向具体体现在孝宗时代。
根据史料记载，孝宗时代已有常平厅、宣惠厅、赈恤厅、备边司、训练都监、开城府、黄海监司、平安监司、忠清道、江原道、庆尚道、全罗道等地开铸。
另外，当时为了推行钱币，孝宗二年(1651)，常平厅为积极鼓励货币流通的政策，制定了行钱事目制度，规定各邑的百姓在旅行或外出时必须随身携带50文钱币。
为此，还向各地派遣了名为‘行钱别将’的监督官。下放到地方的“行钱别将”，如果发现有人不携带50个钱币，就惩罚百姓，以至于当朝官员都看不过眼，在朝堂上疏：
“所謂別將, 橫行閭里, 招聚人民, 其或不佩錢者, 加以鞭扑, 又令徵贖。是以， 民間聞別將之來， 擧皆逃匿， 如是而可謂行錢乎？ 臣於在京之日， 嘗聞兩西行錢， 而及到西路， 只見佩錢而已， 未見流行之實。”
严法未必能让货币真正流通起来，形式主义带来的却是其他的弊端。结果在孝宗五年五月废除了这一制度。
《韩国货币价格图录》提到这段时间内，为了减少携带大量硬币的不便，允许民间私铸钱，铸造十钱通宝成为趋势。推断由于政府考虑到原料不足等问题，官方设法发行铸造硬币面额的10倍的十钱通宝，以增加短缺的货币量。
而显宗时代《承政院日记》有明确记载，十钱通宝从孝宗时期遗留在常平厅仓库里有约20贯即75㎏的存量存在。可见在孝宗时期就被铸造，但是流通不活跃，因此被保存在了常平厅。当时为了解决原料不足的问题，十钱通宝采用了高于实际价格的面值。因此，十钱通宝的重量不是按面值计算的10倍，而是由5~6倍制作而成。只是此后十钱通宝的铸造和流通没能持续下去。
十钱通宝再次被载入史册的是正祖时期。正祖时代常平通宝已经广为流通，但是由于周转量不足，特别是硬币原料不够，很难再扩大铸造了，于是出现了制造高额硬币的意图。正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要铸造十钱通宝的。
当时作为钱币原料的铜和锡都很珍贵，正祖17年（1793年）户曹正郎郑东教就提出了铸造一枚面值为十钱的钱币来进行流通的提案。(《正祖实录》17年12月1日)。
不过，正祖这只局限于提案，实际上并没有铸造。因为当时流通的常平通宝是以实际价值为基础在民间流通使用的。而十钱通宝的实际价值明显低于面值，因此，只是停留在计划上，并没有真正铸造。
朝鲜后期在民间流通的货币完全是根据实际价值流通的。面值过高时，会在民间出现非法私自铸造的私铸钱，实际价值高于面值时，硬币会出现毁钱的现象。
如果像十钱通宝这样的高额钱币想在民间流通，就应该从发行铸钱的主体部门的层面上，提供能够保障价值的担保，然而并没有这种担保。结果，民间只能拒绝使用与实际价值不相符的十钱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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