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革命。作为这场革命中的主要群体，士人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游说各方，在政治上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与较量，更有甚者，以其思想和治国策略，直接改变了当时的局势，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也有的士人寄情山水，在田园之中寻找出人生的真谛，以精神上的富有为毕生追求，并最终影响无数人。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们既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形成了古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基本形式。

一、士人群体形成且壮大的过程

1、教育制度

提到西周的教育制度，想必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印象便是其“学在官府”的基本特征。由于官府掌控了文字、仪器、典籍等一切可以用于教授知识的物品，知识分子也几乎都是贵族，与平民有着极大的身份差距。而囿于当时

但是，贵族当中并非人人都是精英，平民当中也会出现人才。这使的西周在“学在官府”的整体特征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规定:平民表现出一定能力后，也可以被送往贵族学校学习知识，为国家所用。这就为当时天生为平民的人获取知识而开辟了一条道路。这些接受过教育的平民在后来身居要职后，或多或少也会在政策上对平民有所倾斜，给予更多机会给那些身份受限的人以让他们学习。再加上地方学校的设立和增多，“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久而久之，平民当中受教育的人，也就愈来愈多。

2、知识传播

没落贵族家庭也会推动知识传播的广度。虽然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已经大幅度跌落至平民等级，甚至有的在金钱上也有所紧张，但精神层面的东西却可以代代相传。这些家庭在与平民们的日常相处中，自然会不可避免地将一些知识与习惯显露出来。如孔子的祖上便是宋国粟邑的贵族，其父亲叔梁纥也曾官至陬邑大夫。虽然孔子在小时候的生活一直过得十分清贫，但出生于这种家庭，必然是对他的习惯养成、知识学习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孔子后来在形成自己的儒家思想后也广泛游学，开设私人学校，收弟子三千，培养了一大批圣贤的同时，也为知识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

除此之外，有些地方还专门建立了供士人们讲学、辩论的机构，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在当时便成为百家争鸣的中心园地，促进了思想争锋局面的出现。齐国官方对稷下学宫的管理政策十分放松，规定到达稷下学宫的人，无论其年龄、思想观念、国别、资历如何，都可以尽情发言。同时，齐国还对其中的著名士人采取了十分优待的礼遇政策，

正是由于知识传播途径的增多和教育的普及，才使得有文化、有学识的人越来越多，士人也就渐渐增多。同时，由于当时国家形势之间的混乱和自身争霸的野心，在政治上出现了对人才的强烈渴求以强盛国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私学开始在中国盛行，官学反倒没落。再加上“不争轻重尊卑贵贱，而争于道”的文化理念成为主流，使社会对这一士人阶层不再有以前的偏见看法，学识成为第一重要的事情。士人阶层终于在长期的积累和适当的时代背景下崛起，并逐渐进入政治中心地带。

二、士人选拔过程的变化和发展

1、制度变革

西周早期的士人专指有官职或者有爵位的人，虽然其处于贵族阶级的最底层，但依旧是平民不可接触的层面。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士人的定义逐渐发生了变化，最后成为了有学问、有学识的人的通称。这一定义上的改变使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数量大大增加，在士人的选拔上，也因此相应地产生了一些变化。

最初士人的选拔是由王室举办大考，考中者在获得爵位后，才能相应地获得官职，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映衬出了西周贵族政治的特点。但后来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列国间争霸战争的频起，士人的选拔却成了引荐、自荐或者由政府自己培养人才，其次便是秦国经历商鞅变法后所盛行的军功制度，“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无所芬华”、“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士人选拔方式的变革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情况成为普遍现象，不同国家也借此开始了相应的改革之路。如楚国申公巫臣投奔晋国之后，因楚共王灭杀其族人，而定下了“通吴于上国”、“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的策略，从而使楚国腹背受敌，疲于奔命，承受了巨大的损失。毛遂身为赵胜的门客，在自我推荐后代表赵国出使楚国，从而促成了赵楚两国的联合，不仅挽救赵国于水火之中，也为自己赢得了“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美誉。

商鞅也是因为在魏国得不到重用，才趁秦国笼络人才之际而前往投奔，而由他发起的商鞅变法，也彻底改变了秦国的命运，并为后来秦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有真才实学，这些人又怎么敢向官府自我推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士人选拔方式的变革，才使更多人才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2、历史局限下的学术缺漏

但是，并非所有学术流派都能得到君王的重视，也并非所有人才都能得到重用。孔子虽周游列国，但在政治上却一直处于不得意的状态。虽然有国军昏庸才没有把握住机会的影响，但儒家思想的特点对这一结果的形成却也有着推动作用。春秋时期正是诸侯积蓄力量准备争霸的时期，但儒家思想却要求政府休养生息、以礼治国，这与社会发展潮流相悖，孔子得不到重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除孔子外，韩非子也是士人群体中富有遗憾色彩的一位。他生于韩国，从小就立志要使韩国富强，也因此很早便学习了各家思想以充实自己。再加上他自己天赋异禀、文采过人，很快就成为一位大思想家。但其在韩国却因“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而退出朝廷，在受到秦始皇的赏识后又因李斯的陷害而被迫自杀，终究没有建功立业。虽然孔子和韩非子都是富有才干的人，但却因为时局、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留下人生遗憾。

三、命士的不同选择引起的不同结果

1、任命过程

在士人的任命上，不同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看法，并因此引发了不同的结果。三家分晋后，作为诸侯中巨无霸存在的晋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韩赵魏燕齐秦楚七雄病理的局面。在这七个国家中，魏国首先任用李悝，并开始了政治上的改革变法，使其在战国初期成为最强盛的国家。这一现象的出现也标志着贵族政治为官僚政治所取代。

同时，魏国的这一做法开启了士人的繁华之路，各大诸侯国意识到士人的重要性，并都实行了笼络人才的条例。楚国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接纳了吴起，并由楚悼王为主要发起人，开始了吴起变法，这一改革使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2、任命影响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杰出士人的任命与否，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因为士人大多为普通百姓，他们有着相比于贵族更为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因此更加发愤图强，饱读诗书，只为有朝一日受到重用。同时，他们在看待事物的角度上，也与国君有着不同方面的考量，让他们身居要职，往往能有着出其不意的效果。

另外，由于贵族世袭，他们经历几十代的政治经营后，早已在国家内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连国君都要礼让三分。此时任命士人为改革官员，不仅可以削弱旧贵族的势力，将权力送回到王室手中，也可以使国家强盛。因此，其实整个战国时期就是一幅国家改革、制度变化的时期。正如商鞅所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四、总结

先秦士人群体的形成、发展与壮大，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作为先秦历史的创造者，对后世产生了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思想上来看都不可磨灭的影响，士人文化也成为社会主流，并绵延至今。

参考文献：

《先秦士人生存形态对士文化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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