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前，中國爆發了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革命。作為這場革命中的主要群體，士人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他們遊說各方，在政治上參與國與國之間的紛爭與較量，更有甚者，以其思想和治國策略，直接改變了當時的局勢，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也有的士人寄情山水，在田園之中尋找出人生的真諦，以精神上的富有為畢生追求，並最終影響無數人。總而言之，春秋戰國時期的士人們既是歷史的親歷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才形成了古代中國思想發展的基本形式。

一、士人群體形成且壯大的過程

1、教育制度

提到西周的教育制度，想必大多數人腦海中浮現出來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其“學在官府”的基本特徵。由於官府掌控了文字、儀器、典籍等一切可以用於教授知識的物品，知識分子也幾乎都是貴族，與平民有著極大的身份差距。而囿於當時

但是，貴族當中並非人人都是精英，平民當中也會出現人才。這使的西周在“學在官府”的整體特徵上，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規定:平民表現出一定能力後，也可以被送往貴族學校學習知識，為國家所用。這就為當時天生為平民的人獲取知識而開闢了一條道路。這些接受過教育的平民在後來身居要職後，或多或少也會在政策上對平民有所傾斜，給予更多機會給那些身份受限的人以讓他們學習。再加上地方學校的設立和增多，“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久而久之，平民當中受教育的人，也就愈來愈多。

2、知識傳播

沒落貴族家庭也會推動知識傳播的廣度。雖然他們的權力和地位已經大幅度跌落至平民等級，甚至有的在金錢上也有所緊張，但精神層面的東西卻可以代代相傳。這些家庭在與平民們的日常相處中，自然會不可避免地將一些知識與習慣顯露出來。如孔子的祖上便是宋國粟邑的貴族，其父親叔梁紇也曾官至陬邑大夫。雖然孔子在小時候的生活一直過得十分清貧，但出生於這種家庭，必然是對他的習慣養成、知識學習等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孔子後來在形成自己的儒家思想後也廣泛遊學，開設私人學校，收弟子三千，培養了一大批聖賢的同時，也為知識的傳播做出了卓越貢獻。

除此之外，有些地方還專門建立了供士人們講學、辯論的機構，如齊國的稷下學宮在當時便成為百家爭鳴的中心園地，促進了思想爭鋒局面的出現。齊國官方對稷下學宮的管理政策十分放鬆，規定到達稷下學宮的人，無論其年齡、思想觀念、國別、資歷如何，都可以盡情發言。同時，齊國還對其中的著名士人採取了十分優待的禮遇政策，

正是由於知識傳播途徑的增多和教育的普及，才使得有文化、有學識的人越來越多，士人也就漸漸增多。同時，由於當時國家形勢之間的混亂和自身爭霸的野心，在政治上出現了對人才的強烈渴求以強盛國家，“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私學開始在中國盛行，官學反倒沒落。再加上“不爭輕重尊卑貴賤，而爭於道”的文化理念成為主流，使社會對這一士人階層不再有以前的偏見看法，學識成為第一重要的事情。士人階層終於在長期的積累和適當的時代背景下崛起，並逐漸進入政治中心地帶。

二、士人選拔過程的變化和發展

1、制度變革

西周早期的士人專指有官職或者有爵位的人，雖然其處於貴族階級的最底層，但依舊是平民不可接觸的層面。但是，隨著時代發展，士人的定義逐漸發生了變化，最後成為了有學問、有學識的人的通稱。這一定義上的改變使春秋戰國時期的士人數量大大增加，在士人的選拔上，也因此相應地產生了一些變化。

最初士人的選拔是由王室舉辦大考，考中者在獲得爵位後，才能相應地獲得官職，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映襯出了西周貴族政治的特點。但後來隨著周王室的衰微和列國間爭霸戰爭的頻起，士人的選拔卻成了引薦、自薦或者由政府自己培養人才，其次便是秦國經歷商鞅變法後所盛行的軍功制度，“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無所芬華”、“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士人選拔方式的變革使得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情況成為普遍現象，不同國家也藉此開始了相應的改革之路。如楚國申公巫臣投奔晉國之後，因楚共王滅殺其族人，而定下了“通吳於上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的策略，從而使楚國腹背受敵，疲於奔命，承受了巨大的損失。毛遂身為趙勝的門客，在自我推薦後代表趙國出使楚國，從而促成了趙楚兩國的聯合，不僅挽救趙國於水火之中，也為自己贏得了“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的美譽。

商鞅也是因為在魏國得不到重用，才趁秦國籠絡人才之際而前往投奔，而由他發起的商鞅變法，也徹底改變了秦國的命運，併為後來秦國的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果不是因為自己有真才實學，這些人又怎麼敢向官府自我推薦。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正是因為士人選拔方式的變革，才使更多人才有了嶄露頭角的機會。

2、歷史侷限下的學術缺漏

但是，並非所有學術流派都能得到君王的重視，也並非所有人才都能得到重用。孔子雖周遊列國，但在政治上卻一直處於不得意的狀態。雖然有國軍昏庸才沒有把握住機會的影響，但儒家思想的特點對這一結果的形成卻也有著推動作用。春秋時期正是諸侯積蓄力量準備爭霸的時期，但儒家思想卻要求政府休養生息、以禮治國，這與社會發展潮流相悖，孔子得不到重用，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除孔子外，韓非子也是士人群體中富有遺憾色彩的一位。他生於韓國，從小就立志要使韓國富強，也因此很早便學習了各家思想以充實自己。再加上他自己天賦異稟、文采過人，很快就成為一位大思想家。但其在韓國卻因“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而退出朝廷，在受到秦始皇的賞識後又因李斯的陷害而被迫自殺，終究沒有建功立業。雖然孔子和韓非子都是富有才幹的人，但卻因為時局、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響而留下人生遺憾。

三、命士的不同選擇引起的不同結果

1、任命過程

在士人的任命上，不同國家也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和看法，並因此引發了不同的結果。三家分晉後，作為諸侯中巨無霸存在的晉國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韓趙魏燕齊秦楚七雄病理的局面。在這七個國家中，魏國首先任用李悝，並開始了政治上的改革變法，使其在戰國初期成為最強盛的國家。這一現象的出現也標誌著貴族政治為官僚政治所取代。

同時，魏國的這一做法開啟了士人的繁華之路，各大諸侯國意識到士人的重要性，並都實行了籠絡人才的條例。楚國便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接納了吳起，並由楚悼王為主要發起人，開始了吳起變法，這一改革使楚國“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

2、任命影響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春秋戰國時期，傑出士人的任命與否，已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因為士人大多為普通百姓，他們有著相比於貴族更為強烈的建功立業的願望，因此更加發憤圖強，飽讀詩書，只為有朝一日受到重用。同時，他們在看待事物的角度上，也與國君有著不同方面的考量，讓他們身居要職，往往能有著出其不意的效果。

另外，由於貴族世襲，他們經歷幾十代的政治經營後，早已在國家內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連國君都要禮讓三分。此時任命士人為改革官員，不僅可以削弱舊貴族的勢力，將權力送回到王室手中，也可以使國家強盛。因此，其實整個戰國時期就是一幅國家改革、制度變化的時期。正如商鞅所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四、總結

先秦士人群體的形成、發展與壯大，與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他們作為先秦歷史的創造者，對後世產生了無論是軍事、政治還是思想上來看都不可磨滅的影響，士人文化也成為社會主流，並綿延至今。

參考文獻：

《先秦士人生存形態對士文化形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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