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气致病，理论创新; 透达膜原，切合实用
明朝时期一场来势汹汹的瘟疫打破了一直以来依仲景伤寒之法的治疗，当时的治疗成“抱薪救火”之势，吴又可在观察了大量病例以后总结提出了“疫气致病”学说，撰成《温疫论》一书，开创了我国传染病学研究的先河。
该书开篇自序“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疫气所感”，也就是后来西医中所说的微生物。在当时医家都认为外感病的病因皆归于风寒暑湿燥火时，吴又可认为温疫与伤寒有“霄壤之别”，无疑对外感致病学说是一个颠覆。
但比起颠覆，《温疫论》更多的其实是对于《伤寒论》的继承和创新，也更结合临床实际。比如吴又可对于下法的重视，“下不厌早”，更强调下法要早用。《温疫论》中对于黄疸也是非常重视的，实际上瘟疫有好多都是肝病，或者是瘟疫过程中又出现了肝损害、急性肝坏死等。《伤寒论》中也提到了黄疸，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茵陈蒿汤，更多的是强调利小便，先说小便不利，然后才说发黄，强调湿热，小便不利以后湿热没出路了，所以才发黄。《金匮要略》里“脾色必黄，瘀热以行”，强调的是脾，出现面黄、眼黄、皮肤黄、小便黄等症状，都是因为脾有湿热有郁热，湿热瘀到血分出不来了，所以脾色外现，出现了黄疸的症状。而不是现在教材上讲的湿热郁于肝胆，胆汁外溢，发为黄疸，张景岳提出的与胆有关系指的是胆汁外泄的胆黄，与湿热熏蒸肝胆，胆汁外溢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伤寒论》中的方药，不论是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栀子柏皮汤、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还是后来的茵陈术附汤、栀子大黄汤、大黄硝石汤等，治疗的都是脾胃，而不是从肝胆论治。
《伤寒论》中的茵陈蒿汤大黄的用量是二两，用量是非常小的，强调利小便而不是通大便。“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服后“一宿腹减”，“尿如皂荚汁状，色正赤，黄从小便去也”。实际上是因为茵陈蒿汤里有大黄，大黄的颜色是黄的，所以吃完以后尿是黄的。张仲景就通过现象观察到小便如皂荚汁色后紧接着就好转了，所以认为利小便很重要。《金匮要略》中也提到“治黄不利小便，非其治也”，都强调利小便。
而《温疫论》里的茵陈蒿汤大黄的剂量特别大，不仅能泻下，还能凉血解毒。现代临床中治疗肝病尤其是急性肝炎，都主张大剂量的用大黄，比如急性黄疸型肝炎就是大黄用量大时效果最好。这就说明吴又可在学习、继承伤寒理论的基础上还是有创新的。所以咱们在学习古人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继承和创新，不能一味固步自封，也不能只强调创新，把老祖宗的东西都忘了，要有客观的认识。
不管怎么说，温病学说还是在伤寒学说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就包括邪伏膜原的概念，《伤寒论》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但半表半里的概念对后世温病学邪伏膜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吴又可认为膜原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浮于半表半里之间，同时这个疫气就是伏于膜原，正对达原饮的疏利之法，在临床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对后世医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不止温病学派，还有伤寒学派的俞根初等人，被称为“绍派伤寒”，就是通俗伤寒派，不同于经典伤寒派，他们在临床中使用伤寒的体系来治疗传染病和外感病。那时候温病学家认为温病应该独立于伤寒之外，不能使用伤寒的理论体系来治疗温病。
在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里非常认可达原饮这个处方，还在达原饮的基础上加了柴胡为柴胡达原饮。无论是伤寒学派还是温病学派，都承认达原饮确实有效果。所以读古书时，理论当然重要，但是更有意义的是处方。理论往往是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典范，不一定有具体的指导价值，对于咱们临床最有价值的还是后面的治疗思路，这个是直接对咱们临床有指导意义的。
-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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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肖永华,刘宁,赵进喜,贾海忠,张立山,戴雁彦,余秋平,王宣权.杂气致病,理论创新;透达膜原,切合实用[J].环球中医药,2018,11(01):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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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张楷童
排版：黄晓强
审校：王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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