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谋略不仅表现在对兵权的掌控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大臣，特别是对持不同甚至相反观点的大臣的态度上，历史上睿智的帝王总是能听进不同意见的。在古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睿智、开明的帝王，他对著名谏臣魏征的态度被广为赞扬，史书上记载，李世民曾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魏征画像
魏征的这一说法成了名言，表达了帝王只有多方面听取意见，才能明辨是非，而如果只听一方面意见，就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
其实，关于“兼听则明”的说法并非是魏征首先提出的观点，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讲过关于“片言”的事，《论语》记述：“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论语•颜渊第十二》）对此，唐孔颖达疏解道：“此章言子路有明断笃信之德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者，片犹偏也，折犹决断也。凡听讼，必须两辞，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决断狱讼者，唯子路可。故云其由也与。偏信一言，则是非难决。唯子路才性明辨，能听偏言，决断狱讼，故云唯子路可。”（《论语•颜渊第十二•孔颖达疏》）此疏中强调的就是偏信一言，是非难决，后来魏征所说的“兼听则明”的意思与这一说法意思是相通的。汉代王符也说过：“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王符：《潜夫论•明暗》）这说得更清楚了，帝王听进不同意见，便能明事理，能辨是非；而若偏信自己喜欢听的意见，就是不明事理，是非不明。
在春秋时期，“兼听”主要指的是诉讼上的事，诉讼人员要广泛听取意见，然后查明真相，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案情，断案才能更准确，判案才不会失误。
后来，“兼听则明”便用于指帝王要善于听取大臣的意见，王符所讲的“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说的就是帝王必须以虚心、宽容的态度听取大臣们的多方面意见，掌握尽可能全面的消息，才能够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决断；而如果帝王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傲慢无礼，则只能听到单方面意见，听到的都是奉承吹嘘、胡编乱造的话，到头来是被群臣蒙在鼓里，无法辨明是非，所做出的决断也必然是错误的。这样的帝王自然也不会是个明君，只能是昏庸的君王。
魏征与唐太宗
魏征在解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时举例说：从前帝尧开明地向下层民众了解实情，因而对于三苗作恶之事能仔细掌握；帝舜耳听四面，眼观八方，所以共、鲧、驩兜没有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被蒙蔽了，最终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梁武帝偏信朱异，被蒙蔽了，在台城被软禁而饿死；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被骗了，最后死于扬州彭城阁的兵变中，所以，为人君者需广泛听取大臣意见,如此一来，贵族大臣才不敢蒙蔽他，下层民情消息也可以上达天听。唐太宗对魏征如此之看法非常满意。（参看《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难怪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悲痛万分，它感叹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以人为镜，可知得失。”（《贞观政要•君道》）唐太宗一直把魏征当成是一面镜子，听他的谏言，权衡得失，保证决策尽可能正确。
魏征（剧照）
从实质上看，“兼听则明”实际上是皇权专制的一种有效的纠错机制，这对于以独断决策为主体的古代专制决策方式来说，其意义是重大的，这大大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正确性。
帝王的决策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独断决策，即帝王日常理政时，批阅臣王的奏章，而后降旨给有关衙门贯彻执行；二是兼听决策，即遇到重大问题时，帝王召开有关大臣会议，听取大臣意见，而后做出决策。本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帝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帝王有权做出独断决策，所以，第一种决策方式是帝王统治的决策主体，但是，当帝王遇到重大问题时，以他的知识、阅历、经验，常常是很难马上做出决策的，于是，帝王就必须兼听大臣们的意见，通过阁议、廷议、御门听政、王公大臣会议、九卿会议等，对所遇大事进行议论，由大臣提交解决问题的建议，然后再由帝王做出决断，最后颁旨下发给有关衙门执行。王公大臣们的议政建议，常常能帮助帝王起着纠错作用，避免帝王因为理解的片面性而做出错误决断。
帝王的“兼听”途径其实并不少，以明、清两朝为例，至少有五种途径：
一是中央各部院及全国封疆大吏上呈给皇帝的奏疏。这是帝王获取信息最重要的途径，内外大臣的奏章经通政使司传达给皇帝，皇帝批示下旨后，再经通政使司抄送给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
二是皇帝接见和考察官员中时获取信息。如朝觐，即每三年一次，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及府、州、县的正职官吏，皆要入京朝觐请训，皇帝当然可以由此获取很多各地信息；再如陛辞，即新任督抚提镇，于正式就任之前，皆要进京陛见请训，此亦是获取信息之途径；又如引见，即一般中下级文武官员，在入任选拔、升迁调补过程中，由吏部、兵部尚书带领引见，皇帝在接见中可了解下面情况；还有“召对”，即遇有军国大事要务时，或皇帝心血来潮时，可随时、随召对臣工，询问下情，让下臣们提出建议。
三是言官的奏报。明、清王朝都设有都察院，以纠察百官、整饬风纪，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及六科的给事中，设朝廷言官，对事关国家政令得失、官员贪赃枉法、军民利弊、社情民隐等，皆可直言无隐，密封上奏，皇帝借此可得很多真实奏报。
四是特务机构的密奏。如明朝设锦衣卫，其镇抚司以及后来的东厂、西厂，皆是由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掌控，他们秘探消息、刺探情报，密报皇帝；再如，清朝设有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三织造”，表面职责是承办皇室及官署所需的缎纱细绫及纺织布匹等物，而实际上，“三织造”的织造官皆由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派任，皆是皇帝亲信，可专折奏事，他们是皇帝派住江南的耳目，皇帝通过他们了解江南的政情民隐、官员好坏等。
都察院与特务机构，是皇帝一明一暗的两条获取信息的渠道，皇帝之所以能了解很多机密消息，这两条途径起很大作用。
五是皇帝巡幸途中察听到的消息。皇帝走出宫廷，到外面视察，即是“巡幸”，皇帝“巡幸”既是游玩取乐，又是体察民情，这也是获取宫外、城外信息的重要途径。清代皇帝似乎很热衷于“巡幸”，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既是游玩，又借机了解了很多各地的状况，是很好的“兼听”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各种途径中，奏疏对于“兼听”特别重要，皇帝对于重要的奏疏，常召集大臣议论，而后再做决策。
例如，在清代，皇帝朱批奏折时，经常出现“另有旨”“即有旨”及未奉朱批的折件，这一般是涉及一些重要的军政事务，皇帝没有马上独自做出决断，而是召集军机大臣商量，让军机大臣对相关要事提出建议，而后再由皇帝做出决策下发谕旨。这就是一种“兼听”机制。所以，清代自雍正皇帝始，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每日都必须于军机处值班，以便皇帝随时召对。皇帝就奏折中相关要事和军机大臣商议，军机大臣提出建议，皇帝酌定后，当面授旨，军机大臣承旨后，即刻回军机处面授军机章京记录，照章拟写谕旨，谕旨拟好后，经奏事处呈报皇帝阅定，而后再发下军机处。军机处将接奏折、所奉谕旨，登记入册，再下发给京内外各衙门执行。
此外，皇帝还通过一些重要会议来听取建议，比如，清代的九卿会议，就是皇帝非常重要的“兼听”机制。九卿会议是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的领衔大臣和六部尚书组成的朝中重要会议，皇帝对于重大案件的审理也还是比较慎重的，各省督抚关于死刑案件的本章送达朝廷后，皇帝先是将案件交由“三法司”核议，提出审理意见，之后，皇帝再与阁臣核议，而如果对案件还难以决断，便展开九卿会议复审，秋审时，有时皇帝还召开内阁大学士、学士、起居注官等进行廷议，对重大案件进行研讨，避免错判，避免造成冤案。
帝王的“兼听”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那就是听身边的谋士的建议，明智的帝王都知道仅仅靠帝王自己的智慧是不足以处理复杂朝政问题的，所以，帝王经常物色、聘请才智出众的智者作为自己的谋士，及时听取谋士的建议。智者有谋略，能为帝王提出各种谋略和决策建议，帝王可以根据他们谋略来决断军政事务。
明代著名谋士刘伯温
其实，帝王也只有借助于谋士的智慧和谋略，才能成就大事。谋士可以在多方面为帝王谋划，比如，“谋人”，即谋划人才策略，提供关于物色、选拔和重要人才的办法；再如，“谋兵”，即谋划兵事，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兵权的掌控是皇权巩固的基础，谋士为帝王谋划，当然应该谋划关于如何掌兵权，如何驭将，如何用兵等问题，这是帝王谋略的重要内容；又如，“谋国”，即谋划国之大事，这当然是帝王重点关注的大问题，如国家资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的战略问题、治国的方略等等，都是需要谋士为帝王出谋划策的，事关国家命运，不多谋难以做出合理决策。俗话说：“老成谋国”，经验老到的大臣，值得帝王与之共商国是，其实，大智者，有大胸怀，有开阔的眼界，更值得帝王与之“谋国”。
最后，“谋天下”，谋人事，谋兵权，谋国事，从实质上看，也只是为君王在谋划如何用人、用兵，如何谋划治国战略的问题，而真正胸怀坦荡、心忧天下的杰出智者，不仅为帝王谋大事，而且，更是为天下人谋大事，虽拿的是君王的俸禄，但却没有忘记为天下苍生谋福祉，没有忘记政治角逐、军事争斗中广大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智者，是谋士谋划大事的最高境界。
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帝王，能容得下也很需要谋士为他“谋人”“谋兵”“谋国”，但是，一般是很难容得下“谋天下”的大智者，为天下苍生谋福祉，往往与帝王的皇权专制是矛盾的，而只有少数的帝王，如李世民等，才会接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绝大多数专制君王，是不会接受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的道理的，也是容忍不了大智者胸怀天下、心系百姓的气度和见识，毕竟，帝王所能坚持的“兼听则明”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巩固皇权专制集权体制，“兼听则明”只是皇权专制体制下的一种采纳建议、策略的方式，是帝王权谋的一种智谋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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