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平庸之恶”中的伪逻辑
文 | 张舒杰
“艾希曼不是平庸，而是恶” —— 《纽约时报中文网》
首先我要承认，平庸之恶是存在的，但此种平庸之恶并不是汉娜 阿伦特笔下的那个被她称为“平庸之恶”的事物，而恰恰是它的反面。
平庸之恶的早期论述，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在该书第七卷中，亚氏单辟两章，集中论述了放纵和不能自制两种人性中的恶。渠如此区分两者的区别：
一个人追求过度的快乐或追求到过度的程度，并且是出于选择和因事物本身，而不是从后果考虑而这样做，便是放纵。这种人必然是不知悔改因而不可救药的。...... 人们都认为，不是处于强烈欲望、而是没有或只有微弱欲望就做出了可耻之事的人比那些出于强烈欲望之人更坏，不发怒而打人的人比发怒而打人的人更坏。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针对放纵（intemperate）和缺乏自制（lack of self-control）的表述是非常有趣的。亚氏认为那些能被称为放纵者之人大概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拥有深思熟虑的选择，也就是说这个人具有选择权利，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决定自己要不要做恶，他选择作恶不是因为害怕恶的后果，而只是因为快感本身；
第二、放纵之人行任何可耻之事的时候，都可以神情自若、处之泰然，他不需要调动个体强烈的欲望，就可以犯下任何可能的罪行；第三、放纵之人当其东窗事发，恶行败露之际，他决不会有思考悔改之意，对他来说杀人也好放火也罢，并不是一件多么大不了的事情，实在是稀松平常，就跟请客吃饭一样自然，是不需要借助感官刺激就能完成的行为；第五、放纵之人所犯之恶一定是连续的，他不可能今天做恶，明天就不做恶了，他一定是一直在作恶；第六、由于这种恶的连续性，发展到后来，放纵之人所犯下的恶行每每能逃过施恶者的注意。他对自己的恶是无意识的，也不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恶；第七：最后，与缺乏自制者不同，放纵者在追求过剩快感之时，他认为自己理应如此。亚里士多德尽管并没有为放纵之人的恶定一个名字，但是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为这种恶给出一个准确的名称，那是一种出类拔萃之恶，是一种纯粹之恶。反之，和放纵之人的出类拔萃之恶相比，那些缺乏自制力之人所表现出来的恶则要平庸得多，是一种平庸之恶。亚里士多德的理由是：“他如果带着强烈的感情，又会做出些什么呢？所以放纵之人比缺乏自制者更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旺盛的欲望是诱使人类作恶的源动力，而一个放纵之人身上异于常人的地方是他极为低下的作恶下限 —— 这意味着，哪怕在几乎没有任何欲望驱使的情况下，都不妨碍他自己做出那些令人羞耻的行为来。 那么一旦这个放纵之人真地调动起自己全身的欲望，到底能做出怎样可怕的事情来呢？
关于这一点，汉娜. 阿伦特其实是知道的，因为他笔下的艾希曼与其说是一个平庸之辈，倒不如说更接近于这个亚里士多德笔下那个冷酷到极点的恶魔。
这里我们试摘录几段德意志相面大师阿伦特对艾希曼的白描式陈述：
艾希曼本人的态度却并非如此。首先，他认为谋杀的罪名就是错误的：“我没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我从未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或一个非犹太人，总之——我从未杀过任何人。我也从未下命令杀死任何一个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我根本就没做过。”抑或如其之后的说明，“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什么也没有做过”——因为，假如命令他去杀害自己的父亲，他也会义无反顾去做。
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据说发出了“无论如何，艾希曼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的惊叹。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发现艾希曼的整个心理表现，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的态度，都“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最后，那位定期来监狱探视他的牧师，在最高法院结束对艾希曼的聆讯之后，向每个人保证，艾希曼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
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总的来说，他非常明白究竟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
藉由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本人有意识的叙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她已经对艾希曼有所美化），也就是说她尽量稀释了那些对艾希曼不利的描写，但饶是如此，当我们对他的个体举止行为特征稍加归纳和总结，就不难发现艾希曼与放纵者在特质上的完美契合：艾希曼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并毫无悔过之意，不认为自己所犯之行是恶。艾希曼是一个哪怕在巨大罪行行将败露之际，都处之泰然之人，他完全不需要调动自己身上强烈的欲望和情绪，歇斯底里，在法庭上矢口否认自己所犯的罪行。恰恰相反，他的态度“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而这种正常的，冷静到极点的表现“往往比艾希曼曾被心理学家们诊断为‘一个危险的杀人狂魔’、‘具有变态和虐待人格’”要可怕千倍。
艾希曼甚至从来没有对犹太人流露出明显的好恶，“他用尽全力：他对他的受害者们从未怀有任何恶意，甚至从不掩饰这一事实。”他本人以“犹太通”著称于世，他研究犹太人的思想、心理、行为模式，这种优点成为了他在纳粹官僚序列得以持续攀爬的晋升之资。以上这一切意味着，对艾希曼来说，杀死一个犹太人在他内心深处所引发的情绪波动并不比杀死一只牲畜，吃一顿饱饭要更强烈。他对自己的行为有着清醒的认识，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病人。作为一个“出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只是没什么大出息”的典型德国市民阶层，艾希曼和那些希特勒的狂热信徒并不一样，他完全有理由说服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犹太通”，但他就是那么做了，他是有选择地成为了那个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的。至于阿氏所称艾希曼对他的所作所为不加思考，并不因为他真的“平庸”至极，缺乏深思熟虑的能力（deliberate choices），那是由于恶对他已经太稀松平常，早就成为了一种日常生活的常态。他既然已经不认为自己所干的勾当是恶了，自然也就不用再进行任何有关的思考，他所有的只剩下一种习惯了。汉娜阿伦特声称在他身上没有发现刽子手所应有残忍的、恶魔的深度，但事实是没有深度、一点也找不到残酷的影子，恰恰才是恶魔的本相。恶魔是不以恶为恶的，他们在作恶之时，每每怀有轻松惬意的心情，自认为在做一件自然之事。 毕竟一个形如恶魔之人当其执行某个已经操练了成千上万次的动作之时，显然是不用思考的。思考意味着他的动摇，反之，他才能坚硬如铁，把恶进行到底。
以下的原理非常简单，甚至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必须牢记，凡恶必不平庸，而所谓的平庸之恶，甚至都不是恶。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缺乏自制者非恶是不言自明的，尽管某种意义上它也算作恶。因为缺乏自制与深思熟虑相反，而恶却必须经由深思熟虑。” 所谓平庸之恶，如果这种平庸之恶也可算作是恶的一种的话，当它在一个缺乏自制力的人身上显现时绝不应该如阿伦特在法庭上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一个身怀平庸之恶的人，他往往缺乏选择的权利，压根连深思熟虑的资格都没有。他清楚地知道恶的结果，但是更意识到他如果不那么做就要去死。他无论是因为一时冲动还是意识到自己所做之行的严重性但往往无法自持，都迫使他必须调动全身的欲望，逼迫自己冲破德性的底线。可是他一旦犯下恶行，全身的欲望得到了释放，理性回到了它应该在的位置之后，就会后悔不已。这就注定了缺乏自制“就好比癫痫病”，而因缺乏自制而导致的平庸之恶注定是短促的，不连续的，一旦犯下，可能终身不犯。
亚里士多德说得好：“不能自制之人不是不正义之人，只是行了不正义之事”，他与放纵者相较至少还保留了些许人性。如果艾希曼真得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是一个平庸之辈，那么他完全不应该如她所描绘得那样，镇定自若得活像一个“小人物”。按照阿伦特所引以为傲的相面法，他难道不应该像一头愤怒的公牛一样，眼里布满血丝，在法庭里近乎于歇斯底里地到处咆哮，先是否认自己的一切罪行，等到罪行确凿之后，则开始大声忏悔，泪流满面，不停地用巴掌抽打自己的面部，抱怨自己的坏运气，诅咒那些让自己犯下这不可饶恕罪行的大人物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小人物，一个U形锁挥舞者所应该做的事情，所应该展现的情绪。但是在艾希曼身上，你丝毫找不到这种正常人应有的情绪，他冷静正常得令人窒息。
那是因为艾希曼身上所携带的从头至尾就不是一种平庸之恶，而只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类拔萃之恶。
这一切，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揭示得那样：恰恰“平庸”才是出类拔萃之恶的特点，倒是“触目惊心”更符合平庸之恶的表象。
平庸只是出类拔萃之恶的表象，精致出众才是它真正的骨血。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所玩弄的把戏，使用一种描述肉体平庸的相面法，先是让肉体平庸等价于精神平庸，引导观众进入她预设的逻辑陷阱之中，不自觉地以为艾希曼的精神世界与他的肉体一样平庸。当她完成了这最初的工作之后，再发明一个名叫平庸之恶的名词，玩弄偷换概念的把戏，把出类拔萃之恶的定义注入到这个名叫平庸之恶的名词里面，驱逐它真正的灵魂，剥夺真 * 平庸之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那些受到了汉娜阿伦特此种“词语夺舍术”（言九林语）迷惑的的普通人、甚至包括知识分子们，一旦他们接受了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概念，在各路论坛上引经据典，大放厥词，其实根本不知道，当他们在这么干的时候，并不是在谴责艾希曼这样的恶魔，恰恰相反，其实是在咒骂自己还有那些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试问世间还有比这更自虐的行为吗？汉娜阿伦特作为海德格尔的入室弟子，在哲学之乡德国受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哲学训练，熟读古典世界的“四书五经，对《理想国》、《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这些西方文明的奠基性文本烂熟于心，她理应比谁都清楚真正的平庸之恶到底是指向形如艾希曼这样“活着的恶魔”，还是那些被裹挟在历史洪流中的普通人，可是她就是选择性失明。更为讽刺的是，他的老师海德格尔恰恰是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大家。哲学的训练并没有让阿伦特生出一星半点的怜悯之心，只是让她的话语中间满是对正义审判的不屑，对自我智识的标榜和炫耀，乃至于对人类终极苦难的极端蔑视。这种蔑视其后被简体中文世界的坏人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正因此阿伦特的著作才可以做到无删节引进，被翻译成简体中文，因为她的文章根本没有一个字需要被改动，也无需改动。它是真正的“恶的宣传书、恶的宣传队、恶的播种机”。
“平庸之恶”和阿氏的其他著作在简体中文世界的走红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生活在这个被古老雾霾笼罩国度下的真知识分子们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他们不但要和世界上最坏的僭主们作战，还要和西方世界那些劣儒、伪儒们作战。简体中文世界对类似平庸之恶这样大而无当，对普通人满是敌意的话语的标榜和推崇，真的可以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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