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應軍 民主與法制時報
核心提示：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註定在人類歷史上濃墨重彩，但剛剛過去的2019年同樣不平凡。在採訪對象——西部貧困縣陝西省鎮巴縣人大常委會主任馬忠福眼裡，“脫貧攻堅任務很重”；在浙江省桐鄉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吳強林眼裡，檢察院也可以利用“三治融合”化解矛盾……
風輪小學學生在學校組織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活動中瞭解禁毒知識。 受訪單位 / 供圖
記者|薛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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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的2月18日，我被鬧鐘叫醒的瞬間習慣性地抓過手機，一條“武漢，一箇中產家庭12天消失”的信息，讓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是的，在時代的記憶中，我們不過是一粒塵埃，弱小而卑微。
死亡1例、149例、1870例……當疫情逐漸從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離去演變為數字，許多人慢慢漠然、麻木。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普通如你我，能做的，只有做好自己。作為一名普通記錄者，視野有限，筆墨淺淡，難以為時代樹碑立傳，唯有略數身邊工作二三事。
有人說，溫室裡的玫瑰再鮮豔也不值得驕傲，新聞工作者“一頭汗兩腿泥”才能寫出好作品。廟堂雖高寒氣逼人，田間地頭雖苦泥土清新。沉下去，發現美。過去一年，在小學，找到未成年人法治關注點；在山村，發現基層工作的不易；在檢察機關，看到辦案人的困惑。
未檢工作難題
我關注未成年人法治，大概始於2015年。當時，按照單位安排，跑檢察口新聞。
對檢察官來說，辦理成年人案件，主要是審查批捕、公訴，但未檢工作還要觀護、幫教、挽救……
深入未檢工作一線採訪時，我發現了諸多問題，比如全國多地將未成年人案件辦理放在按照起訴案件多少進行績效考核的公訴處（科）；有的地方區級檢察院設立了未成年人檢察科，但市裡沒有垂直管理的未成年人檢察處。
其時，管理不對稱，讓未檢工作者多有抱怨，但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檢辦公室的成立，讓許多未檢工作者看到了曙光。這兩年司法體制改革，尤其是檢察機關積極落實“法治教育從娃娃抓起”，最高檢檢察長張軍帶頭擔任法治副校長，讓青少年法治建設邁入了新臺階。
去年全國兩會期間，張軍作最高檢工作報告時說，全國四級檢察院已有1796名檢察長兼任中小學法治副校長。聽起來很龐大的數字，放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2800多個縣級區劃單位，每個縣（市轄區、旗）尚不足1人。去年11月的那次採訪與此頗有淵源。
按照原計劃，準備在第六個國家憲法日到來之際採寫“誰執法誰普法”政策下基層政府、社會組織貫徹執行普法工作的稿件。計劃趕不上變化。原計劃執行過程中，偶然聽到被採訪對象說，陝西團省委牽頭組織的“紅領巾法學院”很不錯，遂立即聯繫了有關負責人。
對方盤問來龍去脈後表示，可以去發源地看看，遂匆匆趕往陝西咸陽。在百度地圖和當地老鄉指導下，幾經周折，在懸掛“西北國棉一廠”字樣的工廠內部找到“風輪小學”，打電話給被採訪對象確認後，敲門，呼喊門衛大爺，登記、確認、簽字、問路，輕輕爬上樓。
大概採訪對象在風輪小學是個名人。上樓，不知該向何處，問一名在樓道讀書的小學生，他說，樓梯口左拐第一個辦公室即是。敲門進去，對方正在和當地電視臺的4個人溝通校外課堂拍攝事項。等待約20分鐘後，又有家長來溝通孩子打碎學校窗戶玻璃賠償事宜。
按照約定，下午兩點正式採訪，但這次採訪臨近黃昏才開始。據採訪對象介紹，他們歷經3年，又在機緣巧合下，她偶然走進咸陽中院，始有2012年2月22日“紅領巾法學院”的正式掛牌。後來，在團中央有關領導調研、指示後，該經驗被陝西團省委重視、推廣。
這次採訪，相談甚歡。對方談到青少年法治教育人力不足，參考書目、案源素材欠缺，家長的不理解等等。華燈初上時，各奔東西。回京後，我憑藉個人有限的資源，幫他們聯繫了女童保護等話題的講課人。和他們的需求相比，這也許不過是杯水車薪，但做比等待要好。
想象與現實的距離
海子說，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但黑夜給了我們黑色的眼睛，我們應該用它去尋找光明。有關青少年法治教育、“紅領巾法學院”的採訪細節，還有很多。不過，也許它更適合另一個話題：想象與現實。回首風輪小學的採訪，有許多問題值得思考，比如如何預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風，該向哪裡吹？法治副校長、輔導員應該幹什麼，能幹什麼？
在風輪小學的少先隊員活動室，一幅幅色彩明麗、語氣稚嫩而不失真誠的法治連環畫，向教師、家長、社會，訴說著孩子們對“法”的理解。比如，“遇到壞人，打110”“對不起，國家明確規定：未成年人禁止進入網吧”“司機一杯酒，家人兩行淚”。但這還遠遠不夠。
一名採訪對象講述的故事讓人驚詫：一對刑警夫婦的孩子，總在學校拿其他學生的鉛筆、橡皮等。班主任多次通知家長，家長在外地出差，偶爾見到家長把孩子帶回家，不幾日，孩子又依然如故。班主任深入瞭解得知，孩子在家裡每次犯錯，都被母親用“皮手銬”鎖住。
刑警的孩子為什麼會這樣？學校法治教育不力？非也。父母常年不在家，孩子覺得只有他犯了錯，學校讓叫家長，他的父母就一定會回來。這樣，他就可以看到“爸爸媽媽”了。
採訪中，遇到的類似故事，不在少數。每逢此時，很想做點什麼，卻又常常無能為力。
沒有誰比誰生活的更容易
從2015年至今，從事檢察新聞採寫工作已5個年頭。5年來，越發感受到檢察工作者的不易。這種感受，在採訪浙江桐鄉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吳強林時尤為深刻。一起看似普通的真假蠶絲棉案件，除閱卷外，他還要會見當事人，走訪商戶、質檢部門、行業協會負責人，開車奔波在浙江嘉興、湖州兩地，甚至電話打到北京、廣州，向不同專家請教學習紡織業知識……
沒有誰比誰生活的更容易。吳強林的同事周潔在辦理一起普通交通肇事案時發現，當事人駕駛普通摩托車與小轎車發生碰撞致其送醫搶救無效死亡。案情簡單，事實清楚，但當事人年僅7歲的女兒再無人照料。當事人死後，其女兒失去了家中唯一的法定監護人及生活來源。
周潔心很痛，案結事未了。得知當事人家庭情況特殊後，周潔輾轉將當事人女兒的姑姑確定為監護人，併為其爭取到60多萬元賠償款和補償金，又為其尋找理財渠道……
類似“小事”，還有很多，它們瑣碎，細小，龐雜，又都來源於你我身邊，來源於匆匆過去的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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