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应军 民主与法制时报
核心提示：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注定在人类历史上浓墨重彩，但刚刚过去的2019年同样不平凡。在采访对象——西部贫困县陕西省镇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忠福眼里，“脱贫攻坚任务很重”；在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吴强林眼里，检察院也可以利用“三治融合”化解矛盾……
风轮小学学生在学校组织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活动中了解禁毒知识。 受访单位 / 供图
记者|薛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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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的2月18日，我被闹钟叫醒的瞬间习惯性地抓过手机，一条“武汉，一个中产家庭12天消失”的信息，让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是的，在时代的记忆中，我们不过是一粒尘埃，弱小而卑微。
死亡1例、149例、1870例……当疫情逐渐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离去演变为数字，许多人慢慢漠然、麻木。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普通如你我，能做的，只有做好自己。作为一名普通记录者，视野有限，笔墨浅淡，难以为时代树碑立传，唯有略数身边工作二三事。
有人说，温室里的玫瑰再鲜艳也不值得骄傲，新闻工作者“一头汗两腿泥”才能写出好作品。庙堂虽高寒气逼人，田间地头虽苦泥土清新。沉下去，发现美。过去一年，在小学，找到未成年人法治关注点；在山村，发现基层工作的不易；在检察机关，看到办案人的困惑。
未检工作难题
我关注未成年人法治，大概始于2015年。当时，按照单位安排，跑检察口新闻。
对检察官来说，办理成年人案件，主要是审查批捕、公诉，但未检工作还要观护、帮教、挽救……
深入未检工作一线采访时，我发现了诸多问题，比如全国多地将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放在按照起诉案件多少进行绩效考核的公诉处（科）；有的地方区级检察院设立了未成年人检察科，但市里没有垂直管理的未成年人检察处。
其时，管理不对称，让未检工作者多有抱怨，但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检办公室的成立，让许多未检工作者看到了曙光。这两年司法体制改革，尤其是检察机关积极落实“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最高检检察长张军带头担任法治副校长，让青少年法治建设迈入了新台阶。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张军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时说，全国四级检察院已有1796名检察长兼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听起来很庞大的数字，放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800多个县级区划单位，每个县（市辖区、旗）尚不足1人。去年11月的那次采访与此颇有渊源。
按照原计划，准备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采写“谁执法谁普法”政策下基层政府、社会组织贯彻执行普法工作的稿件。计划赶不上变化。原计划执行过程中，偶然听到被采访对象说，陕西团省委牵头组织的“红领巾法学院”很不错，遂立即联系了有关负责人。
对方盘问来龙去脉后表示，可以去发源地看看，遂匆匆赶往陕西咸阳。在百度地图和当地老乡指导下，几经周折，在悬挂“西北国棉一厂”字样的工厂内部找到“风轮小学”，打电话给被采访对象确认后，敲门，呼喊门卫大爷，登记、确认、签字、问路，轻轻爬上楼。
大概采访对象在风轮小学是个名人。上楼，不知该向何处，问一名在楼道读书的小学生，他说，楼梯口左拐第一个办公室即是。敲门进去，对方正在和当地电视台的4个人沟通校外课堂拍摄事项。等待约20分钟后，又有家长来沟通孩子打碎学校窗户玻璃赔偿事宜。
按照约定，下午两点正式采访，但这次采访临近黄昏才开始。据采访对象介绍，他们历经3年，又在机缘巧合下，她偶然走进咸阳中院，始有2012年2月22日“红领巾法学院”的正式挂牌。后来，在团中央有关领导调研、指示后，该经验被陕西团省委重视、推广。
这次采访，相谈甚欢。对方谈到青少年法治教育人力不足，参考书目、案源素材欠缺，家长的不理解等等。华灯初上时，各奔东西。回京后，我凭借个人有限的资源，帮他们联系了女童保护等话题的讲课人。和他们的需求相比，这也许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做比等待要好。
想象与现实的距离
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但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应该用它去寻找光明。有关青少年法治教育、“红领巾法学院”的采访细节，还有很多。不过，也许它更适合另一个话题：想象与现实。回首风轮小学的采访，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比如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风，该向哪里吹？法治副校长、辅导员应该干什么，能干什么？
在风轮小学的少先队员活动室，一幅幅色彩明丽、语气稚嫩而不失真诚的法治连环画，向教师、家长、社会，诉说着孩子们对“法”的理解。比如，“遇到坏人，打110”“对不起，国家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禁止进入网吧”“司机一杯酒，家人两行泪”。但这还远远不够。
一名采访对象讲述的故事让人惊诧：一对刑警夫妇的孩子，总在学校拿其他学生的铅笔、橡皮等。班主任多次通知家长，家长在外地出差，偶尔见到家长把孩子带回家，不几日，孩子又依然如故。班主任深入了解得知，孩子在家里每次犯错，都被母亲用“皮手铐”锁住。
刑警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学校法治教育不力？非也。父母常年不在家，孩子觉得只有他犯了错，学校让叫家长，他的父母就一定会回来。这样，他就可以看到“爸爸妈妈”了。
采访中，遇到的类似故事，不在少数。每逢此时，很想做点什么，却又常常无能为力。
没有谁比谁生活的更容易
从2015年至今，从事检察新闻采写工作已5个年头。5年来，越发感受到检察工作者的不易。这种感受，在采访浙江桐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吴强林时尤为深刻。一起看似普通的真假蚕丝棉案件，除阅卷外，他还要会见当事人，走访商户、质检部门、行业协会负责人，开车奔波在浙江嘉兴、湖州两地，甚至电话打到北京、广州，向不同专家请教学习纺织业知识……
没有谁比谁生活的更容易。吴强林的同事周洁在办理一起普通交通肇事案时发现，当事人驾驶普通摩托车与小轿车发生碰撞致其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但当事人年仅7岁的女儿再无人照料。当事人死后，其女儿失去了家中唯一的法定监护人及生活来源。
周洁心很痛，案结事未了。得知当事人家庭情况特殊后，周洁辗转将当事人女儿的姑姑确定为监护人，并为其争取到60多万元赔偿款和补偿金，又为其寻找理财渠道……
类似“小事”，还有很多，它们琐碎，细小，庞杂，又都来源于你我身边，来源于匆匆过去的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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